1916年7月
在战线最前沿，文尼察附近的村庄已成为一片狼藉。尽管战事并未超出这条线，但周围的村民和士兵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前方的压迫感，仿佛一道看不见的界线，分隔了生与死。
血和泥土混为一体，炸弹坑里积满了雨水，太阳在云层之下难得露脸，天空常常被硝烟遮蔽。文尼察的老教堂已是半倒半塌，钟楼上的铜钟因为炮火而失去了音响，只有风吹过时还会发出哀伤的嗡嗡声。
在战线上，两军的将士都已疲惫不堪。尤其是俄国军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连续进攻后，不仅仅是物资、食物和弹药告急，士气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付出了近100万人的伤亡，但目标却仍然遥远，这对于每一个士兵来说都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与此同时，俄国的后方情况更是令人担忧。密信、谣言、密谋，无一不在暗中蔓延。有人传言，一些不满政府和战争的势力正在策划一场暴动，旨在推翻现有政府，结束这场看似无尽的战争。然而，在这样的传言中，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不过，这样的传言与情报已经开始对前线的军心产生影响。
在文尼察的战线，费多尔知道他们处于战争的关键节点。7月3日晚上，费多尔被召回了战地指挥部。突然，一个军官快步走来，他手中捧着一封封奏，这是从皇帝尼古拉二世直接下达的密令。费多尔展开信，只看了几行，他的脸色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费多尔上尉，皇帝下令从前线调回25个团的近卫骑兵军到圣彼得堡。”军官沉声说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接近四分之一的前线骑兵部队。
费多尔眼中闪过一丝迷茫，他清楚这样的决策会大大削弱前线的实力。但他也意识到，尼古拉二世不会在关键时刻做出无的放矢的决定。圣彼得堡的形势必然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危急。
上校走上前来，紧紧握住费多尔的手：“我们必须支撑住，直到近卫骑兵军回归。无论后方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必须坚守文尼察。”
费多尔点点头，他知道，在这场战争中，自己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坚信，只要他们团结一心，就一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当晚，费多尔在营帐里与参谋们开会，商议如何在失去大部分骑兵部队的情况下，维持住文尼察的防线。这其中涉及的战术转换和部队重新配置，都成为了他们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
1916年7月2日，圣彼得堡
尼古拉·费多罗夫今年29岁。他的双手被工厂机器染得黝黑，眼中透露出由于长时间的劳作而产生的疲惫。上次1915年的圣彼得堡暴动还历历在目，他能够从那场混乱中逃出，但他的母亲却未能度过那个酷冷的冬天。现在，尼古拉在圣彼得堡的大型工厂——普提洛夫工厂里工作。餐餐面对几乎没有肉的稀饭，尽管不够吃，但他也算是勉强维持了生计。
最近，工厂的谣言四起。部分工人正在密谋罢工，费多罗夫想起上一次的恐怖经历，心中充满犹豫和害怕。
正当他犹豫不决时，他的老朋友伊万走了进来。伊万，33岁，和尼古拉一样在普提洛夫工厂工作，但他是一个机械师。伊万是一个魁梧的男人，但他的眼神透露出对生活的不满。他曾经是一个农民，但由于生活的压迫，他不得不进城找工作。他深知农民和工人所遭受的苦难。
“费多罗夫，你听说了吗？”伊万低声说，“工人们都忍受不了现在的生活了。我们需要行动，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
费多罗夫紧张地看着伊万，“你是说要罢工吗？我还记得上一次的暴动，太可怕了。”
伊万紧握费多罗夫的双肩，“这一次不同。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我们需要公正，需要面包和和平。”他眼中燃烧着激情，“加入我们吧，尼古拉。这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费多罗夫在心中默默地回忆着母亲的温柔和关心，她在冷酷的冬天离开了，但她的形象和他度过的那些日子始终铭记在心。伊万的话语唤醒了他内心的勇气。他拿起笔和纸，开始绘制和书写他们的口号：“面包，和平！”。尽管他不是很擅长书法，但每一笔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
工厂的办公室里，经理正在和几名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紧急会议。他们在窗口偶然看到了费多罗夫和伊万制作的标语，以及其他工人们私下的窃窃私语。
“这些工人真的以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吗？”经理愤怒地敲打桌子，“他们要是敢罢工，我们就炒了他们！”
助理恭敬地答道：“但是，先生，如果真的所有人都罢工，我们工厂可能会陷入停摆。”
经理皱起眉头，显然他很不满。他下达了命令，让管理层出面警告工人。
然而，威胁在这次却并不奏效。当一名管理者大声宣布那些罢工的工人会被立刻开除时，伊万站了出来，高声反驳：“如果你们开除我们，那么工厂就没有人工作了。你们应该了解我们的诉求，而不是用威胁来恐吓我们。”
此言一出，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但很快，一个又一个的工人为伊万鼓掌，声音震耳欲聋。费多罗夫站在人群中，心跳加速，感受到了他从未有过的力量和团结。
消息如狂风般传遍了整个城市，普提洛夫工厂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其他工厂工人的广泛关注和响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工厂也开始声援，并且宣布罢工，这成为了一个不可阻挡的风暴。
......
短短数数天，圣彼得堡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世界。街道上频繁的罢工游行，商店关门大吉，只有教堂里偶尔传出的钟声似乎还提醒人们这里曾是帝国的都市。街头的孩子们忍受饥饿，他们的目光空洞，手中拿着一些硬币，试图在剩下的几家开放的小商铺里购买一些食物。
彼得堡市长格里戈里·伊里奇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每次听说罢工和起义的消息时，总是沉浸在他的豪华沙发里，手捧红酒杯，皱眉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而驻军司令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则是一个更为实际的人，他相信军队的力量可以维持秩序，但面对后备役部队的管理混乱和资源不足，他也感到束手无策。
此时圣彼得堡25万驻军，主体是后备役部队。但后备役管理混乱，一个连高达1000多人，却只有一个低级军官管理。后来又调进来好几支哥萨克部队。
当听说皇帝尼古拉二世想要从前线调回近卫骑兵军时，他们都感到了压力。伊里奇担心这会增加城市的开支，而斯捷潘诺夫则担心这会影响他在军队中的威望。两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博弈，试图推卸责任。
伊里奇在一次宴会上说：“尼古拉，你知道这些近卫军来了，我们这里就得为他们找地方养马，喂马，这得花多少钱？我们现在都供应不起百姓的基本生活，更别说这些额外的开销了。”
斯捷潘诺夫反驳说：“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我们怎么维持秩序？你想让圣彼得堡沦陷吗？”但他也不想付出这笔费用
这种争吵持续了好几天，他们之间的公文来来回回，从上午写到深夜，各种理由不断出现，但结果仍是未定。而在这些官员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城市里的罢工和起义的气氛越发紧张，人民的怨言与日俱增。
调近卫军入首都一事始终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