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恩和王进商量了一下去高丽买人的事情，还有生番的战利品看看有合适的都交易掉，换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资和人口回来。
大量买入高丽的女子也是一个削弱高丽的软刀子，当女人少的时候人口出生率自然会下降，减缓高丽的潜在人口也是好的。
高丽这块地方，拥有高度农业化生产的基础，足够养活大规模的人口。
再加上周围山脉封闭，易守难攻，一旦中原分裂，它对中原王朝将是致命的威胁。
唐朝之后，一旦没能控制好这一块地方，就成为了华夏之人的流血之地！
北宋，东北在辽国手上，燕云十六州也丢了，辽国的铁骑沿着华北平原直接可以平推过来，这就是后来北宋被金国所灭的一个重大原因。
南宋，蒙古占了朝鲜和东北之后，坐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成为一个拥有充足物质供给的农业+游牧一体化的大国，南宋王朝彻底抵抗不了，军民跳海，亡国。
明朝，日本企图染指朝鲜，万历三大征之朝鲜之战，明朝军队彻底扼杀了日本的野心。
很多人说这次远征是明朝亡国的一大原因，嗯，亡国也要保朝鲜。
后金崛起，占据着长白山脉和松花江及东北平原，背靠朝鲜，近千万公里的强盛王朝，明朝竟无力抵抗，崇祯皇帝自杀殉国，明亡。
民国，日本以朝鲜为跳板，抢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随后从山海关平推直下，势如破竹。
这就是张学良被人骂的重要原因，东北的意义，远不是单纯的领土而已，丢东北，有亡国的危险。
随后，四万万中国人，花了十五年时间，死伤千万人口，最终才收回东北，这还是因为毛熊和白头鹰也在对日作战才完成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以千疮百孔的国力，大量军民埋骨他乡，你以为真的是争一时意气?
无论是汉武帝、还是隋炀帝、唐太宗亦或是伟人。
他们都拥有远超常人的卓识远见，于他们而言，一时之功，不如安万世之太平。
所以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才会说：
“今日不取，他日必成子孙之患！”
千古一帝，争的不仅是天下，还有时间与子孙的命运!
高丽最少有三百万人口，日本应该有六百万，目前从这两个地方大量吸收女子回来可以解决治下单身汉的问题。
而且邢承恩对这两个地方也是有点想法的，光靠移民人口增长太慢了吃掉这两个国家可以让自己的实力一下膨胀起来。
不过那是需要实力强大再想的，现在自己只能关起门来YY一下罢了。
南宋没有名义还真不能取，金国也就是想想，人家现在实力是很强大的。
自己占有琉求之后，下一步的计划除了稳步扩大聚集地，还需要准备南下吕宋了。
相比琉求宝岛，吕宋岛有大片的平原。
后世的吕宋岛有5700万人口，远多于宝岛的2300万，人口承载力差异是巨大的。
吕宋更有着造船所需的优质木材资源，宝岛虽然有很多木材，但能造船的大多数在玉山里，那里也是生番们的聚集地。
张成大匠说台南木材大多不适合作为船材使用，而菲律宾盛产柚木，柚木是上好的船材。
而且粮产也是豢养军队的基础，控制的粮食产地多，军队数量才能多，吕宋前期可以尝试下屯田。
邢承恩的目的，是在吕宋岛建立大量据点，可以从吕宋岛获得数量惊人的粮食收入。
由于主要生活在平原上，吕宋土着比起数量稀少而桀骜不驯，沉迷于猎头的琉求生番族，要温顺得多，也愿意和远方来客进行合作获取利益。
如若能拿下吕宋，就能从大陆招募更多流民，训练成军队逐步压缩吕宋土着的生存环境，最后彻底占有吕宋岛。
可是要占吕宋需要兵需要船，自己又受限人口征不了兵，造船也因为熟练工的问题进展缓慢。
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矛头都是指向人口增长的速度。
而且为了防止日后工业化开发崛起的民族主义，邢承恩的移民必须是汉人为主。
近代以前，全世界的民族意识，都是发展不充分的，长期居于次要地位的。
这主要是因为受限于落后的生产力，古代的人口流动规模极小，生产模式也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
所以，对于那些这辈子，可能都出不了村子的广大民众，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共情族人亲戚，却不太可能为了陌生、遥远的民族同胞而拼命。
这也是古时候宗族实力强大的原因之一，导致皇权不下乡的理由。
当民族大旗还不具备足够的号召力时，纵观历史，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东西方，全都具有很强的普世性。
东方采用家天下模式，大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围绕在天子周围，或直辖，或朝贡，或羁縻，构建出稳定的天下秩序。
同时代的西方，选择了宗教，相当简单直白，根本性原则只有一条，你信不信神？
信了，就是朋友，不信，就是敌人，至于民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反而不是很重要，各邦国、各民族，都可以通过皈依，团结在教廷周围，成为基督世界的一员。
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儒家、基督、还是伊斯兰，其本质，都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能够跨越国家、民族界限，在不同人群中，建立起广泛认同的。
华夏天子，能够基于儒家道义，招揽外族精英效力。
西方教会，能够举起上帝的大旗，协调各邦国、各民族共同生活。
于是在宗教光环下，各民族可以甘心携手，为统治者们所驱策。
西方世界现在搞的十字军东征就是打着教会的名义。
甚至某些强悍帝国，还能同时横跨多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有效统治，比如清朝与奥斯曼。
古代世界，正是因为被这些意识形态笼罩，多民族、多元化国家的构建，才会变得异常简单，而且出现了强大的帝国或者王朝。
可工业化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流动大幅增加，熟人社会开始瓦解，陌生人社会日渐成型。
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频繁交流，文化差异无可回避，族群认同急剧上升，这是根本原因，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此日渐稳固。
另一方面是欧洲新兴的市民阶层，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宣称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
否定了君权神授，当然是进步，可问题是，谁是人民？
你说效忠国王，你能找到国王本人，你说效忠人民，这个词如此宽泛，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就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吧？
于是市民阶层以语言、历史、文化划分人民的边界。
这是直接原因，民族主义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扩散开来。
然后很多传统的多元化、多民族帝国，情况就变得很不妙了。
最不能适应新时代变化的，首先是没有主体民族的旧政权，比如哈布斯堡王朝。
其治下生活着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等几十个民族。
这些民族中甚至没有一个民族人口占比超过20%。
而奥斯曼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这个庞然大物，领土范围横跨欧亚非三洲。
大致包括今天的埃及、希腊、约旦、保加利亚、巴勒斯坦、马其顿、罗马尼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北部海岸等地。
如此辽阔的区域，仅仅只是听到地名，大概也能够想象，其内部民族之复杂了。
所以，奥匈帝国被戏称为“布娃娃帝国主义”，奥斯曼被嘲笑为“西亚病夫”。
他们的统治者，难道就真的如此迟钝，不知道工业化的强大，以及民权思想的先进吗？
说到底，所谓“时势造英雄”，改革之利，非不知，实不能推行也。
这些旧王朝，一旦迈上近代化的道路。
首先，维系各民族统一之“君权神授”旧君主，必然垮台，即便他是改革的发起者。
其次，旧君主垮台留下之思想真空，必然为民族主义所填补，王朝大概率会分裂解体。
而且这种分裂，往往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瓦解了，再也不会出现历史上“分分合合”的那种轮回了。
帝国最终的统治力量，依赖于它的神权原则，一旦这个原则被削弱，整个统治基础就会受到冲击。
对于旧世界的大国来说，没有什么比动摇民众宗教信仰，更可怕，更危险的了。
当多元化、多民族，尤其是没有主体民族的传统王国，完全就是个死局。
进一步粉身碎骨，退一步万丈深渊。
而另外的一些大国，有主体民族，但主体民族不占压倒性优势，情况就明显好些。
比如19世纪末的沙俄，当时俄罗斯族人口比例，通常认为在60%至70%左右。
再看一些小国，运气就不错，比如德意志与日本。
由于其治下民众，均质化程度很高，最终反倒能够后发先至，迅速完成近代化。
归根结底，这和领土大小，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不过是民族比较单一的国家，恰好更能适应人类文明的这次版本更新罢了。
他们想要进步，只需全身心与列强周旋，模仿学习即可，不必担心后院起火。
而多民族传统政权，要克服两大难关。
一是必须推翻不愿改革，或者只肯进行有限改革的旧君主。
这些人是完全无法指望的，社会基础已经决定了其上限，即在不改变统治结构的基础上，谨慎引进部分技术。
这种表面上的工业化、近代化，如同裱糊匠一般，最多只能粉饰一时罢了。
二是在推翻旧君主后，必须解决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否则冲突，乃至长期冲突极容易爆发，战火蔓延之下，任何伟大构想，都难以实现。
着名的巴尔干火药桶了解一下！
大国尚且如此，若是国小，民族还复杂，那更是可怕的灾难，世界上并不缺乏这样的案例。
所以，后世大家统计下工业国、富裕国的名单，也能够发现，榜上有名的，基本都是单一民族，或者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国家。
这是何等可怕、残忍的近代化陷阱。
工业建设，需要广阔、有序的市场，需要足够的人口，需要稳定的环境。
大国更容易够提供这一切，却很可能会因为内部巨大的差异性，无法承担其带来的后果。
而部分小国，虽不必担心后果问题，但狭小的疆域、有限的人口，潜力终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