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高中时的日子，虽然简单平凡，但相对于重点高中的勤学狗们，其实也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那时候的我们，在这个“学渣集中营”里，每天没有什么压力，似乎大学这种东西，已经早早的被我们淘汰掉了。
我们有的，更多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那种老婆、孩子还有热炕头。
幸运的是，我在职业高中遇到了一个根本不着调的校长，他姓顾，我们喜欢叫他老顽固，而事实上他一点也不顽固，相反灵活的很。
有的人则喜欢管他叫顾站长，因为大家把职高也比喻成“废品收购站”，我们这群考不上重点高中的落后分子呆的地方，他自然是站长。
这家伙长相很奇特，明明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却长了一个连隔壁朝鲜族乡的乡长都认为十分标准的朝鲜族老男人模样。
平日里，他喜欢穿个中山装，梳着一个小平头，留着小胡子，夹个皮包到处转悠，遇到自己的昔日弟子，总是愿意上去聊上几句。
我认为，他是我们这里迄今以来，最牛的高中校长，没有之一。
九十年代的中学，哪个学校都没有我们学校阔气。
表面上看，论起校舍和教学师资以及硬件条件，在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地方，我们与其他正而八经的重点高中，有着天壤之别，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如果说人家是个殿堂，我们顶多算一个庙，还是荒郊古寺那种。
但若是论真实的财力，我们则比那些清水衙门富的流油。
清水高中只能在每年招生的时候，堂而皇之的用入学门槛，卡一卡、勒一勒那些分数不够学生家长们的脖子，发些“指标财”，用来弥补日常开销。
而我们的鞍马县职高，则可以公然的为社会上输送各类人才，同学们从高一开始，就可以一边挣着外快一边学习。
也正因为这样，校里的福利不是一般的好，除了房子、椅子破点之外，老师们过节发的东西，是重点高中的几倍之多。
房子破、椅子破，一切看起来破成了潘家园，那是为了向县府哭穷用。而这些福利，有校长拉来的，有老师们争取来的，也有毕业的弟子们感恩送来的，全是真金白银或者是米面粮油。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已经早就毕业，现为人父的农村学长们，还会赶着马车来给我们这些后进生送一些香瓜、西瓜，用麻袋分装，按学年分配，保证人人都能吃上一口。
在学校老师的职业能力上，我们的要求更神奇——谁路子野要谁。
人家的老师正规大学毕业的多，我们这儿技校的多，还有一些是县府官员的七姑八姨及大小媳妇们。
她们无论打扮的多花枝招展，走路多婀娜动人，都没关系。一切的工作重点只有一个——为学校谋福利。
至于教学水平，有一些就可以，学历也没有硬扛，兼顾点中高专业就行。
所有老师在自己执教专业上的考核点，就是在学生毕业的就业问题上，必须不遗余力的为这些学生们尽可能的多找出路。
在老顾同志看来，发了多少文凭没有什么用，送出去多少有着落的孩子才是真负责。
如果一个班主任教了30个学生，毕业后他回访，发现有10个成了街溜子，那么这个老师离下岗也就不远了。
用顾老头的骂娘话说“养你们是为了给国家和社会减轻负担的，不是给国家和社会增加负担的”
所以，如果哪个要来蹭门楣出身、想弄个高中文凭的孩子家里有势力，他的孩子在职高一定会受更多的关照，当然家长也要拿更多的条件来换，最多的就是用工名额。
顾校长知道，职高=屁，其实那纸学历在真正的职场上，比厕纸强不到多少，而学生们小小年纪能学的所谓吃饭本事，不误入歧途才是正理。
虽然职业高中的技能课教不了什么大本事，但是填饱肚子不成问题。
天天上台受表彰，结果自己的学生一个个越混越水，那是耻辱。
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出现在严打示众的名单上，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手下的这帮货色在学业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造化。
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扔掉高中校长这类虚的不能再虚的名头，当个“中介”学校校长，一个超级的包工头子，终日混迹于各个关系场合或招工现场，为自己的学生找工作机会。
有的时候，他为了一个饭店的服务员名额，可以给老板作揖。
有的时候，他为了多一个外出劳务的名额，可以当着副县长的面，连喝三杯白酒，每杯二两半，经常是60度的小烧。
他在鞍马县，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很多的人都怕他，有的人怕是尊敬，有的人怕是他确实人多势众，黑白两道通吃。
可以说，那个年代从鞍马职高出来的人，有谁不认识自己的顾校长?再凶神恶煞的坏蛋，见了他也得立正站好，恭恭敬敬说一句“校长好”，不想挨骂还得快点跑。
任何时候，别把他惹毛了。
只要这个已过天命之年的老东西站在高处大喊一声“鞍马职高的，给老子站出来”，保准瞬间就会组成一个队伍，少则十数人，多则上百人，拎着各类家伙事儿站在校长身后，为学兄学弟们出头。
直到后来，顾校长去世的时候，鞍马上各行业几乎停业了一天。
所有的人都念着他的好，主动的为这个在教育界和教育事业上，在校长岗位上基本一事无成的人，送上一份自己的哀思。
我记得那天，我匆匆的赶到了殡仪馆，想送送自己的老校长。可是愣没挤进去，他的灵车从医院出发，都已经走到了十几里外的殡仪馆大门，而尾车在医院的大院里没有出发。
直到现在，我都很想念他，虽然上学的时候也挺烦他。
严格意义上来看，他算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个授业恩师，直到现在我的一些“毛病”都是从他身上学来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入学的名额，是父亲的老战友找他置换来的，当然按规矩他同时也奉上了一个矿上的10矿工名额作为对等交换，谁叫他活该是公安局副局长呢。
而那10个名额，据说属于一个于姓矿长，我们县的土财主，也是姜伯伯办别的事时，勒脖子勒出来的。
当写完字条，签上自己名字的那一刹那，姜伯伯笑骂了顾校长一句“你个老狐狸”，顾校长反呛了一句“你个老油条，不办事就别管我要兵员，好兵苗子一个也不给你”
他们俩会心的笑了。
这种交易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反正老顾就是卡着自己的名额不放，而很多想有高中学历证书，再找点别的出路的人不得不妥协。
在老顾看来，有办法的人永远都有办法，没办法的人是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替那些没有办法又学习不好，还想上学、还想好的农村穷孩子们，尽可能的多争取一条机会。
仅此而已。
另外，老顾还很鸡贼，在往来公安局的时候，他很轻车熟路，走时还不忘顺走了姜副局长桌子上的烟和刚刚泡完、没来的及收起的那盒上好的碧螺春。
就这样，我又上学了，只是不再背着书包，经常穿着喜欢的风衣，梳着流行的刀削发，吹着口哨每天上课、下课、到机房玩游戏、然后考试、作弊、看录像、泡码子，日子过的充实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