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逵刚准备跃马上前挑战姚兕，自己的阵营却发生了骚乱。有五百余名哗变士兵放下了武器说：“姚将军、林将军，我们这就缴械投降，发誓效忠大宋！”还有六百多名哗变士兵干脆趁夜黑四处逃散了。
军士乙赶紧拉着吴逵说：“大事不好，军心乱了，吴将军，我们赶紧撤！”说着拨转马头带着剩余哗变的士卒就逃。
吴逵骑着马问道：“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去搬救兵！起事前我与柔远寨、三都寨联系过，他们中许多士卒都想造反！”
当吴逵和军士乙率领叛军路过柔远寨、三都寨两军营时，守军营的众多兵卒蠢蠢欲动，准备出来响应兵变，但军寨筹备哗变的领头人看到吴逵身后追击的宋军人数众多，而且吴逵军队已被击败仅几百人，便放弃了兵变，命令道：“快关闭寨门，吴逵兵变已经失败，我们参加必死无疑！”
这一切细节被林广察觉到了，他不动声色继续追赶吴逵的残军。吴逵带领二三百名残军最后只能逃往边境西夏的深山，从此隐姓埋名、落草为寇，至死未敢骚扰宋境。
那五百余名哗变士兵放下武器投诚后，被押解到朝天驿站，姚兕和林广商议说：“留着他们也是累赘，不如杀光算了！”
“此话正合我意，知府也是这样交待的！”于是，他们当晚将这些手无寸铁的降兵全部杀死了。
林广回到庆州后，又把柔远寨、三都寨兵卒暗中与吴逵手下勾结谋反的事向王知府做了汇报，王知府小眼珠转了转，说：“我知道了，你让两位知寨出具一份可疑人员名单交给我，宁愿错杀不可遗留，斩草要除根！”
没过几天，王知府得到了名单，立刻派出州府高官前去柔远寨、三都寨劳军，大设酒宴待士兵酒醉酣睡之时，暗中派出庆州八千蕃兵，将两寨许多兵卒尽杀之。
庆州兵变之事惊动了东京朝野，这天朝会上大臣们异常激动，御史上奏说：“罗兀城刚修筑成功，就发生了庆州兵变，这是前所未闻的事，说明军士积怨已久，臣建议问责当地军政要员，并立刻派人去彻查！”
枢密使说：“陛下，请批准泾原副都总管张玉、入内副都知张若水去陕西招捉叛匪。”
谏官上奏：“韩绛在边境滥用军力、民力，而且厚待蕃兵，处事不公，致使汉兵受过，民怨沸腾，若不罢相贬谪，恐激起更大的民变、兵变。”
副宰相王安石偏袒韩绛，说：“臣认为，种谔应为军事失利和庆州兵变承担首要责任，种谔前后诡妄，误导韩绛决策，导致众多错误！”
宋神宗说：“诸位爱卿所言极是，朕准奏！这罗兀城不是不可营，但韩绛举事太仓猝而生变。朕决定立刻放弃罗兀城，所有人员撤离该城。”
散朝后，神宗对韩绛、种谔等人的责罚圣旨也下来了。韩绛被罢相，贬谪为知邓州；种谔降职为汝州团练副使，又贬任贺州别驾。
应该讲王安石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一直支持王韶的河湟拓边计划，特别发对种谔制定的横山计划；而宋神宗和韩绛却一直热衷支持种谔的横山筑寨计划。
现在横山计划导致西夏举国来争夺战略失地，而大宋显然不想与西夏发生大规模战争，宋朝先祖定下的“虚外安内”的国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于是，横山计划暂且被搁置。
又过了几天，庆州兵变的内幕被调查清楚，这天朝会上，大臣们依旧慷慨陈词。御史台上奏：“庆州兵变源于王文谅的冒赏、诬告行为，导致广锐军将士激愤，按照同案犯处理，应判处王文谅死刑！”
“官家准奏！”
户部官员进言：“陛下，臣闻庆州兵变杀伐甚重，许多军士家属都被牵连其中！”
“传朕旨意：遣官招捕，不可滥杀！能招降庆州兵变的士兵一人，与被斩获同样奖励。对首犯和杀害命官者不予宽赦外，其余自首者免罪。对庆州兵变主谋和骨干的家属依大宋律法处置外，其他从犯家属也一并宽赦。”
“圣上英明！”
宋神宗感慨道：“庆州兵叛斩戮甚多，人命至重，朕恻然伤痛。这庆州兵叛本可以避免，都怪朕失察所致，朕要下罪己诏向天下人认错！”
散朝后，宋神宗果然颁发了罪己诏，诏书中说：“朕德不明，职任失当，外勤师旅，内耗黎元。秦、晋之郊，并罹困扰。使人至此，咎在朕躬......”
庆州兵变后，宋神宗对王安石格外器重，两人又讨论起对西夏的外交政策。宋神宗问：“我们目前对西夏采取什么策略好？”
“当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此攻敌人心之道也！”
“好主意！”
过了几个月，西夏国主和梁太后果然遣使到大宋进贡，并承诺为大宋藩国，愿意遵守两国旧约。
宋神宗暂时搁置了横山筑寨计划，把目光转移到开拓河湟地区，他任命王韶为洮河安抚司负责人，全权负责经略河湟。王韶也不负众望，仅一年多时间就招抚吐蕃部落三十万人，拓辟疆土二千余里。
宋神宗听闻大喜，对王安石说：“王韶取得我大宋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辉煌功绩，真是令朕刮目相看！”
王安石答道：“好的谋划能事半功倍，差的计划却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那爱卿认为横山战略为何失败？”
“好的计划一定要有适宜的人去执行，王韶是帅才，他能统筹全局。而种谔只是个将才，关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没有下棋时走一步观三步的才能，陛下以后用他一定要小心！”
宋神宗内心对种谔还是很欣赏的，他岔开话题说：“爱卿觉得下一步经略河湟的策略是？”
“全力支持王韶，升格洮河镇为熙州，设立熙河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
“现在朝中反对经略河湟的声音也很高，富弼等重臣都持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