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初三了，照样放农忙假。六零初四班的李吉吉，正在患疟疾，他拿着学校发的《农忙假劳动鉴定表》，回到东林老家。他的家里，没有劳动力，父亲双目失明，弟妹年幼，什么事都只有母亲一个人扛着。每到假期里，李吉吉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像一个劳动力那样，参加队里的劳动。他这时，身上时冷时热，头昏目眩的。生产队长叫他去栽秧子。他对队长说：“我身上冷，怕下不了田。”队长见他说话，上牙靠下牙的样子，就说：“病了？就休息两天嘛。”李吉吉说：“没，没关系；田里，我不行，就，就在地里干。”
一天，李吉吉在苞谷地里锄草，脑袋昏沉沉的，手上软得抬不起锄头，没有铲着草，却铲着了苞谷秧。社员见他偏偏倒倒的、喘成一堆，就扶他到桐子树下休息。他在树荫下坐了一会儿，缓过气来，又爬起来，参加劳动。母亲给他扯来草药，他就边服药边劳动。整个农忙假中，他没有耽误过一天。到开校时，他的病好了，但身体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生产队长很感动，在他的《鉴定表》上写道：“李吉吉同学，带病天天出工，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好社员。”
苞谷成熟了，农村的饥饿有所缓解。学生伙食团，中午竟然有猪肉吃，学校采取同学排队打的办法，开始秩序井然，到后来，同学们见肉不多了，后面的队伍还长，出现了学生自己动手抓、抢的局面。工友和大部分同学，对这些同学厉声谴责，学生干部也出来维持秩序。工友大声说：“里面还有肉，没有端出来，人人有份！”局面才渐渐被控制下来。中午，六零四班的黑板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吃肉，我们班出现了四条“好汉”一位女“英雄”。
这是在讽刺这个班有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抓肉吃。班主任陈忠珩老师看见，扶了扶眼镜，问：“这是谁写的？”没有人回答。陈老师说：“敢于批评班上的不良现象，这是好事！我已经知道是哪四个男生和哪一个女生参加抓肉吃了。希望我们班，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英雄好汉！那么多学生，大家都去抓、去抢，踩伤了人，踩死了人怎么办？革命纪律，比生命还重要。希望同学们切记！”
一天晚自习下课后，四班的袁隆福对苏绍儒说：“肚子，饿来巴着背了，敢不敢，到我家去搞点吃的？”袁永林听见了说：“我们一同去。”苏绍儒小声说：“人多了不好。”袁隆福说：“我给你带点吃的来。”等到大家都睡着以后，袁永林负责放哨，苏绍儒和袁隆福就从鸡市巷的小门翻墙出去了。袁隆福的家在高滩，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先到袁永林家给他的父母说：“准备点吃的，等会儿，我们来拿，给袁永林带去。”然后他们到了袁隆福家。袁隆福的母亲见了，马上做了些苞谷粑，饱吃了一顿，又带了一些在身上，到袁永林家，拿好给袁永林准备的东西，大步往学校走来。到了鸡市巷，天还没有亮。他们翻墙入校，回到了寝室。
那时学生的伙食费虽然每月只有5元1角，李光玉家境贫寒，当时又不准农民搞任何副业，没有钱交伙食费，李光玉就和贫困家庭同学一起，搞勤工俭学。李光玉、周荣枝、罗翠云、曾桂莲、丁玉珍等同学，利用星期日和寒暑假，到处找活干。他们捡过炭渣卖，到体育馆当过服务员，还割草卖。他们经常到井研人民医院旁的苗圃里去拔草。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拔一天草能挣到8角钱。中午饭，他们就靠找野菜、摘南瓜花，到农场员工的锅里煎来吃。一点油都没有，虽难下咽，也要咽下。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又把拔起来的草上的泥洗干净，卖给养牛场。每斤草卖0.8分钱。平均每天也能卖一两角钱。拔草，这个活看起来简单，实际也不容易，全天低着头，弯着腰，日晒雨淋不说；早上去干活的时时候，露水很大，手和脚上都被露水湿透；太阳晒时就发痒发痛，慢慢地变红、发肿、化脓、流黄水。这就是粪毒，奇痒难忍。
捡炭渣也不容易，学校和许多单位倒出的炭灰是不知被人翻检过多少次的了，捡炭渣必须弯着腰、弓着背、大睁着眼，一手刨，一手捡，常常是灰尘满面。特别是大热天，灰尘和各种臭味一起扑来，使人发呕。尤其刚倒出的煤炭灰，里面的炭渣多，虽然烫手，拣煤渣的同伴们都无暇顾及，蜂拥向前。不少人的手指头都烫起了泡。有时一天拣的炭渣能卖几分钱，多的时候，也有卖过一两角的。
有一次李光玉和周正才一起，在井研百货公司找到了运输的工作，把一批货有100多斤，用鸡公车运到千佛。他们推着鸡公车，“嘎咕嘎咕”地来回跑了40里地，得了5角钱。每人分了2角5分钱。他们回到学校，实在饿得难受，就相约跑到学校斜对门的“御和园”吃面，花了1角3分钱。一碗面哪能吃饱啊！他们就给服务员要面汤来兑着酱油和醋还放点红油辣椒一起喝。这些都是不要钱的，他们喝了一碗又一碗，喝得服务员都不耐烦了，伸着舌头直摇头。周正才和李光玉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面馆，李光玉也记不清那天晚上喝了人家几碗面汤，换了几壶酱油瓶。为了节约开支，李光玉等同学，常常一起在研城居民家搭伙，他们还经常在家带辣椒面和盐合在一起下饭吃，有时花几分钱买一斤酱油兑水喝来填饱肚子。
苏绍儒回到家里，已经晚霞满天了，却不见自己的母亲。苏绍儒的父亲，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解放前就去世了。母亲把他们四弟兄拉扯大。上个月回家来，就见母亲得了肿病，走路都有些困难了。苏绍儒正要寻找自己的母亲，却见黄昏中的大路上，似乎有一个人在爬行。爬两步，又停一停。苏绍儒赶忙到大路上一看，爬行的人，正是她的母亲。苏绍儒大喊着“妈妈”，奔向前去。伏下身子，问：“妈，你怎么了！”他母亲伏在地上，喘着气说：“伙食团，今天，到公社，去，挑了点，米回来。我去吃了饭，走不动了，只得爬回来。”苏绍儒扶起妈妈说：“妈，我背你回家。”他母亲问：“你有气力背我？扶我回去吧。”苏绍儒也真的没有那样大的力量了，只好扶住母亲，一步一步地向家走去。
苏绍儒回到学校，写了一张请假条交给班主任陈忠珩老师，要请假回家照顾母亲，等母亲病好了，再来上学。陈忠珩老师看过请假条说：“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你成绩不错，现在请假，怎么行呢！”苏绍儒说：“那，我的母亲怎么办？他不能行走，怎么活下去？”陈忠珩老师说：“你要另想办法。为了对你负责，我不能同意你请假。”无论苏绍儒怎么说，陈老师就是不准假。苏绍儒只好不办手续，挑着自己的行李辍学回家侍奉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一病不起，直到1961年6月去世了。苏绍儒就再也没有了复学读书的机会。
六零年四月，鲁近初又要离开家到井研中学去了。他的父亲鲁智仁拄着棍子，追到院子里，说：“在学校，还要更努力。不要想着家里，你管不了，想也是白想。”鲁近初看自己的父亲，这时已经患了鼻咽癌，脚已经肿了，说话有气无力的。就说：“爹，我晓得，你要保重。”鲁近初，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瘦削的脸上，骨头突起，看不出一点血色。心里非常难过。
离开了家，到了学校，鲁近初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面临初中毕业，他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和劳动，都必须积极带头。只有晚上睡在床上，才又想起了家里。公共食堂已经没有粮食了，国家运粮食来了，每天可以吃上个“一二三”，没有粮食运到，就只有吃野菜，喝大锅清水汤。他最不放心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是读书人，解放前教过书，写得一手好字。生活这样艰难，又患了重病，怎么熬啊！好不容易又到了1960年5月的归宿假。鲁近初步行四十多里，到了家里。走进院子，他的母亲周正芳一见到儿子就大哭起来：“你怎么才回来呀！”鲁近初惊讶地问：“怎么了？”“你的爹，已经走了！”“走了，走哪里去了？”鲁近初突然明白过来，声泪俱下：“爹，他埋在哪里？”“我领你去吧！”
鲁近初母子二人到了坟地，如血的夕阳下，一座新坟，已经长出了稀稀落落的浅草。娘母俩在坟前哀哀而哭。鲁近初问：“哪天死的？”“就在你走后十来天。”“怎么死得那样快？”他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讲起了他父亲死亡的经过：
那一天，他母亲周正芳出工去了，家里只有他父亲鲁智仁睡在床上。生产队长来到鲁家门口喊：“鲁智仁，你三天都不出工了，赶快拿起锄头，挖红苕厢去。怎么不答应！装死呀？”鲁智仁从床上爬起，扶着棍子，站在房门里说：“队长，我不行了，出不得工，请个假。”队长竟然说：“请假，不准！现在，哪个没有个脚肿头昏的！”鲁智仁说：“我患的是鼻咽癌，不是小病，说话都困难。”“赶快给老子拿起锄头走，装病，不走，谨防老子晚上开你的斗争会！”队长边说边跨上阶沿，伸手拉鲁智仁走，鲁智仁气得双手发抖，弯下腰拿起一把柴刀，说：“老子和你拼了！”队长见状，倒退了三步说：“鲁智仁，你敢造反！好好好！你等着，老子叫民兵来收拾你！”鲁智仁等队长出了院子，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就一手拄棍，一手拿刀，跪倒在祖宗牌位下说：“父亲、老爷，祖宗，不肖儿孙，没有办法活了！只有到阴间来伺候祖宗了！”说完，就挥刀向脖子上一勒，便倒在了血泊中。
等队长带领民兵来到鲁家屋里，见鲁智仁已经自杀，赶忙叫人去叫回周正芳。周正芳回家一看，人还有一口气，又赶忙叫人去喊回鲁近初的大哥，找医生治疗，过了三天，因为失血过多，医生也无力回天。鲁智仁死后，人们都没有力气做棺木，只好拆下家里的几个楼板，用竹篾捆成一个匣子，草草埋了。
临近初中毕业，鲁近初哪敢耽搁，第二天他就得去学校，离家时，他又到父亲的坟前去，对父亲说：“父亲大人，我知道你无法安息，我走了，我会更努力的！”
又是一个归宿假。母亲白翼坤给廖文刚说：“城里的粮食，要留着保证学生的供应，街居民都要到周坡去买米，你父亲和大哥都调到供销社去了，刚上班，不好请假，明天你和中伟一同去，有五十里路，来回一百里。”“买多少斤？”“这一个月只剩这三十斤了，全买回来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明，一家人就吃过了早饭，因为要走那么远，大家都腾了些饭给他们两弟兄吃。廖文刚算是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顿了。母亲给了他们购粮证和钱，还给了半斤粮票，并说：“购粮证要带回保管好，那是一家的命根子，掉不得！这半斤粮票是你父亲去峨边糊油桶，节约下来的，肚子饿了，可以各吃一碗面，还剩一两，拿回来。钱，我多得有三角。”
两弟兄先步行五十里到了周坡，在饭店里吃了饭，又背着三十斤米，往回走。三十斤米，对那种环境的这两弟兄来说，就好比背着泰山似的，速度越来越慢。到后来，简直是一步一停了。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两弟兄心里都有些慌了。廖中伟说：“听雷二讲黄桷树垭口有人抢了运粮车。如果遇见这种人，我们怎么办？”廖文刚说：“抢粮的也是为了活命，该不至于抢我们这点粮食吧？”后面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两弟兄都吓得回过头去。他们看见跟上来了三个妇女，都背着米口袋。一个年轻点，只有二十几岁，另两个都是三四十岁的样子。最年轻的那一个说：“两个小兄弟，我们都走不动了，我们三个，都是一个院子里的，我们五个人一路走，安全点。好不好？”廖文刚说：“好，你们住在哪里？”“我们都是医院的。”廖中伟说：“都是医生？”“我们的男人是医生”，年轻的一个说，“我在文具店，她们俩在小食店。”她们差不多又问问这两弟兄的情况，他们都累得不想说话，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事。
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月亮已经升起，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蓝茵茵的，像一块巨大的碧玉。鸟儿们都向竹林、树林飞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好在路还分明。五个人都不敢落后，虽然慢，但已经拿出了最大的力气在走。大约还有10里路，廖文刚说：“伯伯说的，走百里，九十过半。我们来回走了九十里了，只能算才走了一半，这剩下的十里，可要咬紧牙关哩。”那个二十几岁的妇女说：“我真想坐下去就不走了。”“那可不行，走累了，坐下去就爬不起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大娘说。廖中伟说：“我伯伯说的‘不怕慢，只怕站’，就这样不停地走下去，总会走到家的。”五个人就这样互相鼓励着，慢慢地走，回到井研家中，已经夜里九点过了。
六零初毕业的那个学期，学校摆起了大抓一下的架势。教室里除了上课的教师外，还多了两三个辅导教师。以前的晚自习，都是学生自己完成作业或者看书，现在变成有老师来上课，而且每天上完课就搞小测验，学生考得不好的，老师要插白旗。而且上课的时候，常常有不少的老师来听课。有位教化学的老师，姓蓝，二十分钟就把课上完了，让学生看书，做作业。第二天，他的胸前立即戴上了白牌子，停职反省。当天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就连夜到办公室补课，补了又考，有时要搞到半夜才让睡觉。
不过，虽然是毕业的一个学期，劳动是没有减少的。一九六零年，雨水很少，水井里的水不够用，劳动的时候，高中生要参加挑水，初中生要下河洗菜。廖文刚领着十二个学生洗菜，任务是5背篼。洗到五点半钟，完成了任务。同学们回到了学校。负责管劳动的李龙奎老师说：“廖文刚，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再洗3背篼吧。”廖文刚说：“行。”又领着学生下了河。等他们洗完，回到学校，只差3分钟就吃晚饭了。李老师又喊道：“廖文刚，再洗一背篼吧。”廖文刚说：“马上要吃饭了，晚上要上课的。”李老师竟说：“怎么，喊不动了？”廖文刚说：“今天下午，四个班洗菜，每个班完成5背篼，就是20背篼。我们可是完成了8背篼。”李老师提高嗓门喊：“廖文刚，这样斤斤计较，还是三好生哟！”廖文刚对同学们说：“拿碗吃饭。走！”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下了课，班主任刘真老师找到廖文刚说：“李老师说你斤斤计较是怎么回事？大家的事，多做点是好事嘛。”廖文刚说明了情况后说：“如果第二次李老师安排我们洗四背篼五背篼，我也不会计校，下河又那么远，离吃饭时间只有3分钟了，如果照李老师说的办，晚饭，一定赶不上，这些同学又不在一桌吃饭，同桌的同学以为他们不来了，就吃了；工友们看见没人吃就会端走，这样的事已经多次发生，我们怎么办？”刘老师说：“那要好好的给李老师说明，有的班就是不完成任务，李老师安排劳动也不容易。”廖文刚说：“我明天下午再去洗。”
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廖文刚又约起五个同学去找到了李老师。廖文刚说：“李老师，我今天来将功赎罪。”李老师笑着说：“今天已经没有菜洗了。有些机会，可是稍纵即逝啊。”廖文刚愣了一会儿才说：“对不起，李老师。”李老师说：“李老师有时也是没有办法。”
又过了两个星期，城里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只有不通公路的乡粮站还有粮食，于是井研中学的千余师生又全体出动，搬运粮食。还是老地方——金峰，在十八重山到井研县城的路上，距县城30里路。老师同学步行30里到了粮站，每个学生都按学校提供的名单排队过秤装米，一般都是背20斤或者25斤。廖文刚选择了25斤。过秤的见他有点瘦小，就说：“你就背20斤好了。”旁边的刘真老师也说：“你就背20斤吧，没有安排午饭的，往回走就是空手都不简单。”廖文刚也不坚持，于是装了20斤。他旁边的一个同学，没有口袋，也没有背篓，而是拿着一条长裤，用细麻绳拴住两个裤脚。粮站发米的同志，看了他一眼，也把25斤米倒进去了。这位同学用麻绳把腰扎紧，放在颈子上，好像一个小孩骑“马马登”似的。
廖文刚走了一里多路，不断有人超过他。一个胖胖的女孩，也跑到前面去了。廖文刚鼓起劲追上她说：“罗胖儿，你怎么跑得那么快？”罗翠云放慢了脚步说：“长期锻炼出来的呗。”廖文刚笑着说：“你才多大呀，长期？”罗翠云说：“我的家在乌抛。我家离学校还有一小时的路，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走路。你知道周坡到县城多少路吗？”“知道，五十里。”“乌抛离周坡还有二十里。放归宿假，我和李秀芝、李光玉、丁玉珍，还走不到周坡，天就黑了；有月亮，就让月亮当电筒；月黑夜，就找些干柴点起火把走。走到深山峡谷，很怕人，我们就高唱着歌儿走。你不知道，第二天来，又是八十里路，我们的脚上都打起了泡。走到学校，两条腿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根本不听使唤，想走这里，脚却歪到了那里。”廖文刚说：“这，我是有体会的，上次背钢炭，就尝到这种滋味了。”罗翠云总结似地方说：“所以，这点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运粮的路上，三班的郭惠玉、金远贞、李光玉和团支部书记李月华走在一起。四个人摆起了家常。金远贞问：“郭惠玉，我怎么觉得你没有怎么回家，老是在学校住着？”郭惠玉说：“说来话长。解放前，我们家在纯复街上开纸伙铺，我父亲卖纸，还给人家写字，写对联。解放初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搬到了农村。后来就买了邮电局对门的房子，一家人都上了街。五八年的时候，叫我们家搬到了皂角桥。草房，竹篱笆，隔壁就是公社的养猪场。我们家的人口多，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兄弟。皂角桥的房子小，床挨床也只能放三张床。晚上，猪拱开篱笆，跑进屋来了。家里住不下，我就经过学校批准，一个人住在川主庙学生宿舍里。”
李光玉说：“那么宽的房子，你一个人住，真可以随心所欲了。”郭惠玉说：“我可是很自觉的，就是晚上小便，我都划燃一根火柴，去厕所里。”李月华问：“你一个人，晚上怕不怕？”郭惠玉说：“我经常点着蜡烛看小说，怕什么？只有这个条件，胆子也大了。”郭惠玉问：“李月华，是哪里的人？”李月华说：“我是千佛石碾的。”金远贞说：“李月华，我们可羡慕得不得了，又当团委的宣传委员，还当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李月华说：“我比你们大得多，我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初三生的，现在都20岁了，我才羡慕你们哩，年龄小，脑袋灵；金远贞，经常拿着小说看，成绩还那么好。”
郭惠玉问：“金远贞，最近，我也很少见你回家。”金远贞叹了口气说：“我和你们不同，可以说无家可归了。”李月华惊奇地问：“怎么回事？”金远贞说：“井研的金家，解放前是做大生意的，解放初，我父亲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自己到了农村，不久母亲病故了，今年三月，我的父亲也死了。”李月华问：“那你怎么过？”郭惠玉说：“他有一个好哥哥，在部队，每月给他寄来十多斤粮票，还有钱，金远贞，差不多又到跃进餐厅吃烩饭，还有钱买点小饼干，和他一路的同学，都能吃一两片。我可是多次饱口福哩。”李光玉说：“金远贞才14岁多点，没有父母，唉，假期，到我家里去，好不好？”金远贞说：“那当然好，走同学家，也比一个人耍强嘛。”李光玉说：“那就说定了！”金远贞说：“当然。”
路程虽然不算远，但这次是没有吃午饭的，廖文刚背起米才走了十来里路，就头上虚汗直冒。渐渐和罗翠云拉开了距离，掉到了后面。六二高的曾绍白，也是断桥村的，不过他住在断桥河的对面，他读初小就一直在研经小学读，和殷正清很熟。和廖文刚也认识，但很少来往。他背着米走过廖文刚身边时，小声说：“想吃饭，跟我来。”廖文刚问“哪来的饭？”“口袋里的不能煮？”廖文刚说：“不。”“傻瓜。”廖文刚知道，曾绍白学习好，而且还是62高一个班的班长，他想，他可能是说着玩的吧？
又走了十来里，大队伍已经过去，廖文刚掉在了后头，他见前面是李荷艳，再前面就是班主任刘真老师。他就鼓起劲儿追了上去。他见刘老师身材很单薄，背上的汗水已经把衬衣的上半部全湿透了。就说：“刘老师，李荷艳，我们放下歇会儿吧。”刘老师说：“好，坐会儿吧。”他们坐下来，李荷艳也坐下来。廖文刚一坐下就嗅到了一股香味。他们身后的土坎上是一片“的瓜”藤。“的瓜”这东西，井研县到处都是，藤子只有筷子头粗，叶子深绿油亮，形状大小都和人的拇指差不多，农历四五月间，结出比葡萄略大的果子，采摘这东西叫“刨的瓜”——农家孩子用手分开茂叶，刨出来的“的瓜”，用水洗净，香甜如草莓。廖文刚立即爬上土坎，在斜坡上搜寻起来。估计早已被前面的队伍清扫过了，廖文刚仔细搜索了半天，只找到七个，不但个头小，而且并没有完全成熟。这里并没有水，廖文刚给刘老师和荷艳每人三个，自己留了一个。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不敢贸然入口。廖文刚拿着自己的一颗，在衣服上擦擦，然后丢进口里说：“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这没有成熟，味道和红苕差不多，吃吧。”刘老师掏出一张白纸擦了擦，先吃了一颗，说：“嗯，味道鲜美。”荷艳看见，用手擦了擦，慢慢放进了嘴里。“有股清香味，真好吃。”廖文刚说：“等我再搜索远一点，看运气如何。”李荷艳说；“教我刨，我也去。”
他们走了半里路，又见一大片青藤绿叶，廖文刚边示范边说：“把叶子分开，看藤子上，有些发红的都可以吃。”荷艳学着刨起来：“呀，好多，都能吃吗？”廖文刚一看说：“这不能吃，这叫老母猪的瓜，里面是黑的。”廖文刚顺手摘下两个，掰开给荷艳看。荷艳又发现了一团，叫道：“廖文刚，看，这能吃了吧？”廖文刚一看，也不能吃。他们走了很远，只找着6个可以吃的。只得返回。廖文刚给了李荷艳两个，说：“我们平均分配，一人两个。”荷艳接过，还是用手擦了擦，立即放进了嘴里。说：“谢谢，真好吃。”廖文刚说：“谢什么，如果我有能力，该请你吃山珍海味。”李荷艳说：“这一辈子，怕办不到了。”廖文刚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争取办到！”他们走到刘真老师面前，廖文刚说：“估计能吃的，都让社员们刨去吃了，只有六个，我们每人两个。”刘老师接过，用纸擦了擦，也吃了。他们背着米起身走了两里多路，后面有四个学生，背着米，“咚咚咚”地追上来并且很快超过了他们。其中，又有曾绍白。廖文刚心里明白，他们真的煮了饭吃，不然，谁也不会有这样的精神。
五班的卫莹芳，身子瘦弱，力气也小，用小背篓背着米慢慢地走，走了十来里路，走不动了，坐着歇了一会儿，又起身背起走，只走了不到一里路，觉得米背篓太沉，实在走不动了，又放下，坐在路边。歇了一会儿，她又起身，走了两里多路，一身酸软，根本走不动了。她看见同学们都像潮水般涌过去了，就坐在路边哭。班上的劳动委员胡光顺看见了，就说：“不要哭，全倒给我。”胡光顺放下挑子，把卫莹芳背的米倒进自己挑的小箩筐里。挑起就走，卫莹芳背着空背篓，在后面追。直走到北门口，卫莹芳说：“谢谢你，倒还我，我怕老师说。”胡光顺放下挑子，倒了几斤米给卫莹芳的背篓里，说：“我们一路，过秤时，才好算。”卫莹芳就背起，跟着胡光顺一同回到学校过秤交米。
过了三天，开全校大会。会上校长先作形势报告，然后宣布了对曾绍白的处分：“撤销班长职务，留团察看一年。”原来回来交米过秤时，发现曾绍白的米比登记本上的重了半斤，结果倒出一看，米里有比拳头还大的五个石头。去掉石头再秤，米少了两斤半。经过校长盘问，曾绍白才交待，他给了农民一斤米，请他们煮饭来吃了。他说是他一个人干的，别的人都不知道。宣布处分的时候，只有廖文刚一个人心知肚明，曾绍白至少掩护了另外三个同学。他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没有必要去揭出另三个同学，虽然他自己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