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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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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24日......星期一......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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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座位“大挪移”的时间，这次我被轮到在倒数第二排坐。后面的视野开阔，几乎能看到全班人的动向。好多次，看见陶然上课好像没认真听讲，浓淡适宜的剑眉下一双狭长深邃的眼，总透露着淡淡的忧伤，失神地望向某个不明所以的地方。顺着那深邃幽暗的眸子望进去，就如同陷入了无法施力的深渊。我给他写了张纸条，趁课间偷偷塞给他，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忙。他写纸条回复我，没什么大事，只是心情不好，希望我能做他的知心朋友。看着他望向我无助、祈求的眼神，我点点头同意了。至此，我俩和以前有了些变化，见了面会相互心领神会地点头、笑一下，我还担负起督促他上课好好听讲的重任。其实他成绩并不差，中考分数比我高，可能上高中后不太适应，成绩才一直没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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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26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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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轮到我们班打扫学校小游园区域的卫生，垃圾有点多，就找隔壁几个班多借了几个装垃圾的大筐。打扫完，女生委员看了看那么多筐，很有点分量，就冲陶然喊：“劳动委员，劳驾去还下筐吧！”他磨蹭地收拾着扫帚，并没爽快答应，金燕又喊了几声，他还是没什么反应。我给金燕帮腔：“劳动委员就这么好当的啊，也不为人民服务一下……”他回头略带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旋即默默地笑了笑，朝那一堆筐走去，还是没说一句话。我想过去帮他拿，又怕其他女生们起哄笑话，半天没挪动步子。一想到他看我的眼神，想到他一个人费劲地拿着十多只筐的背影，心里总不是个滋味，知心朋友就是这么当的吗？又仔细想想，女生不就应该是统一战线的吗？男生受点累也不是什么大事吧。唉！女孩的心思真怪，我自己都弄不清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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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日……星期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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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我们这届开始高考改为3+x的模式，于是学校除了对考试总分进行排名，这学期还增加语数外三门的总分单独统计排名。今天，公布了期中考试语数外三门的总分排名，我在全年级排233，天啊！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是我吗？陶然高我16分，第110名，16分中间隔了123名！想想之前对陶然说要好好学习的那些话，真可笑，让我无地自容。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看我，该好好学习的应该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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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小点子”生日，给他寄了张贺卡，今天收到他的回信了，很高兴。为了节约邮费，他把写给他“干姐姐”的信一起寄给我，托我转交。信没另装信封，我趁便大致看了看：，他仔细帮她分析成绩无法提高的原因，细心劝解，耐心鼓励，言辞恳切，看得我都十分感动。我也想有人能像这样在学习上帮助我、开解我，可每次和“小点子”的通信总是在争高下，比输赢。他在他们班时常坐第一把交椅，而曾经与他旗鼓相当的我，现在只是徘徊在班上十几二十名的水货学生一个。为了逃避成绩不算拔尖的事实，我陶醉于写诗作画之中，一向争强好胜的心如今也似玻璃一击就碎。
我也不认得自己了，怀念以前男孩子般坚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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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8日……星期二……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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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中考了，我们的教室也将被设为考场，一抽屉的书都得带回去。我拖着写完作业才开始收拾。糟糕，熄灯了，我的书还没收拾好，他拿着蜡烛向我走了过来。“有这么多书，能带回去吗？”关心柔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从书堆中抬起头来，只见昏黄的灯光映得他俊朗的脸庞多了几分柔和，前面的课桌、书堆迅速消隐到他身后浓重的阴影里。
“啊，陶然？你的书都收拾好了？”
“没什么。都好拿。”
“你打算要帮我拿吗？”看他默默地站在桌前看着我，不说话也不走，我问。
“嗯。你的书多，我可以帮你把书放到寝室里去。”他答，眼角眉梢都透露出微微的笑意。我客气地抽了几本书递给他。
“这么点？”他嫌我给他拿的书少。
我看了看前面他桌上高高的一摞书说：“你也有那么多要拿，抱到寝室里去太累了。”
“太累了你就帮着抱去嘛！”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耳际盘桓，抬头看，是建国。
“建国，你怎么说话也这样！”我有些气，脸一红，低头收拾东西不说话。
陶然一下抱走了垒在我桌上的大半摞书，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留下还在原地懵懵愣神的我，暗自在心里记下：改天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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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2日……星期六……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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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放了三天假，在家做作业效率太低，大半天只做了一点，三天时间完全被作业填满，没空出一点休息时间来。下午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搬课桌椅，把布置成考场的教室恢复成平时上课的样子。
在路上碰到正往教室走的班主任，他要我到寝室把我们班的男生都叫到教学区去搬桌椅。我飞快地跑到寝室区，转了几圈才找到我们班几个连着的男生寝室，每个寝室住8个人，这会到校的每个寝室也就零星的两三个人。我告诉他们班主任要他们去教室搬桌椅，没一个人动。我又说了一遍，仍然没人理我，也没人动。有人起哄，捏着嗓子学女声拖着音地喊“陶然——陶然！”我没理起哄的人，像抓着救命稻草般地望向陶然：“陶然，你负责把男生们都叫去搬吧。”看着他嘴角抽动了一下，腼腆而尴尬地笑了笑，手里拿着蚊帐，动作迟疑，没说话。
“陶然，你快负责呀！”我回头看见汪帆捏着嗓子学女声扭捏地说，还是没一个人动。
“不是我叫你们去搬，是班主任说的！”我有些急了，对着寝室里的几个人说：“班主任还在教室等着呢！”
“我们把寝室收拾了再去。”彭思宇说。我真急了，抢过陶然手里的蚊帐说：“这里我来收拾，你们快去。”顺势推了推陶然，于是他带着几个男生出去了。“这地上、床上都要摆好欧！”汪帆讪笑着说，我白了他一眼：“你还不快去，这里交给我。”
我以最快的速度挂好了陶然的蚊帐，收拾好每个床铺，再扫地。“嘿！你怎么到男生寝室来了，陶然呢？”我抬头看，是刘佳佳，回答他：“他们去搬桌椅了，你们也都要去。”“你怎么在这扫地？啊——知道了，帮陶然干的吧！哈哈哈哈……”
我听得出他话中有话，寝室里每个男生说话都阴阳怪气地，陶然也有几分不自在。我满脸通红，收拾好一切后赶紧往教室跑。真不知道他们都在怎么想，我好想对陶然说：“只要我们自己心里没事就行了，别管他们怎么说，怎么想。”可这话我一直没说，也不知从何说起。
唉，花季的年龄，遭人怀疑的年龄，男女生不在一起说太封建，走得太近又说早恋。其实，根本没那事，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道，男女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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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3日……星期日……雨转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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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快一年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对班主任的称呼已经亲切地改为了“老班”，相应的班长也就成了“班头”。老班又开始给我们算时间账：不到两周就要期末考试了。而我和陶然一句话也没说，遇上了笑也没相互笑一下，形同陌路。
一切以学习为重！为了节约时间，我没去食堂吃早饭和晚饭，备了两个饼，边随便啃啃，边看书。一个劲儿地复习，可不知为什么，思想总不能集中，又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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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6日……星期三……雨转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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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校内遇到了卖粽子的，于是打算买几个粽子当晚饭，谁知还没走近就看到校内值勤的人朝他走了过去。他又被赶到校外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学校封闭式管理，校内严禁外人进来卖东西，学生也只有走读生能出校门。他进来了几次就被发现了几次。
前天，我听说一块钱四个粽子，于是拿出仅剩的两个两角钱打算买一个粽子，找一角钱，他看了看我，递给我两个粽子说：“晚饭得多吃点！”，我心里有种不可名状的温暖。
于是今天，为了买粽子，也为了前天的事，我跟着出了校门。
“哎，卖粽子的，等一下。”我喊了声，他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说：“不准再进去卖了。”
我递过去五角钱说：“买两个。”他递过来两个。
我犹豫了一下，又把手中的两角钱递过去。
他说：“拿三个吧？”
我说：“不，前天你只收了四角钱给了我两个，还是找我一角钱吧！”
“哦……是你！嗯，帮……帮忙宣传一下，以后叫他们出来买。”眼前的中年男人恳求道。
“不行！我是走读生才出来的，他们住读生不准出来。”
“唉——”又是长长的叹息，我这才注意到：他黝黑的脸被凸出的颧骨撑得轮廓分明，两腮凹陷着，黝黑的额头已刻上似乎永远无法抹平的水平线，身上的黄帆布衣已被汗水浸湿，粗布的大腿裤和布鞋显得越发脏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嘴里含糊地应诺着。这时，我心海中像一滴红墨水在飞速地扩散，很快，整个一大片都是红的了。
粽子包得很大，在手里越来越沉，在他长长的叹息中我听出了一串串苦涩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只一句“卖粽子的，明天还来么？”便是我和他之间的沟通，他点点头，可是我叹息了，没人买，赚不到钱来干什么。不，怎么没人买，我不就是买粽子人之一吗？
“卖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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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8日……星期五……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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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大操场有一个针对高考心理调节的演讲会，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参加。数学老师让我收印卷子的钱，陶然他们几个男生上课讲话，下午被罚去打扫厕所，到演讲前，就剩他们几个的钱没收齐了。于是，我打算趁演讲，挨个找他们把钱收齐了，把钱给老师送去，避免时间长了把钱弄丢了。
演讲会开始了，我逐个换着位子坐到他们旁找他们收钱，陶然是最后一个。收完钱坐在他旁边，我不知说什么好。他就那么默默地坐着，侧脸看着我，也不说话，眼里透出一股邪魅的光，让人心慌，似乎只要与他对视，那光就能直刺入我心底。为摆脱这种异样的尴尬和沉默，我刻意回头跟建国热络地聊天。聊天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学习的，建国英语很好，正好向他取经。陶然则在一旁一直用默默注视的目光参与了我和建国聊天的全过程，直到演讲会结束。让他一晚上看着我跟别人聊天，没理他，挺过意不去的，可又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他总是一副我不问他就绝不开口的清冷样子。
演讲会结束，搬凳子回教室，收拾书包，故作随意地把书包里特意带的两个粽子递给陶然，谢谢他帮我搬书。然后，我问他：“你知道数学老师家吗？”他摇摇头。班头隔着好几个人，听到我的问话，很积极地凑过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带你去吧！走，走，走！”于是不由分说地坚持领我走到数学老师家楼下，一路上猛夸我节俭、成绩好、做事认真什么的，夸张到我觉得我并不认识他嘴里夸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