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由洗和何无辞往回走，井境古巷，还有零零星星几户人家，亮着十五瓦电灯泡。
夜风吹拂，吹得许由洗心中，有几分悲凉。
一辆帆布罩的吉普车，已经启动，正准备往外开。
车上又临时停下来，走来一位男子，对许由洗说：“许先生，我是卫是非，因为天长公社天长村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民事纠纷，需要我们去紧急处理。对不起，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和你交流，需要延后到明天。”
一件民事纠纷，真的需要一个县委去处理吧？许由洗有点不相信，便问：“我可以去采访吗？”
卫是非先是犹豫，稍后才说：“县委仅一辆吉普车，待我们先去，再来接你们。”
吉普车加大油门，开走了。
许由洗和何无辞，只好往县委招待所走去。
迎面碰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女人说：“您是许由洗先生吗？”
许由洗随口答道：“是的，您是谁？”
“我是卫是非的老婆，叫夏天元。卫是非和我打了招呼，怕你们寂寞，特意叫我请你们去家里坐一坐，聊聊天。”
“原来是卫书记的夫人。”
“不是夫人，是老婆。
“夫人与老婆，是一个概念。”
“许先生，在中国士大夫文化中，夫人与老婆，从来不是同一个概念。”夏天元带着许由洗和何无辞，快步朝家中走去。
许由洗学历史出身，当然清楚，先秦时期，只有诸侯的正妻，才叫夫人，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叫老婆；到了明清两朝，只有一品、二品官员的正妻，才有资格称为夫人。
许由洗不明白，初次见面，夏天元为什么要把夫人和老婆的称呼，严格分开。
许由洗不再问，夏天元不再争辩。
对中国官员的官邸，许由洗的刻板印象，来自有限的历史知识和戏曲场景，应该曲径通幽，小桥流水，画栋雕梁，金碧辉煌。
夏天元打开房门，房子里的状况，瞬间颠覆了许由洗的传统概念。
外面一间书房兼会客室，大约十二个平方米，摆着一张书桌；书桌后面，一个大书柜；书桌东面，一个木沙发，配着一个茶几；靠近门的位置，放着一辆半旧自行车。
夏天元给许由洗、何无辞端来两杯茶水，说：“许先生，你是写文章的大家，我有一件事，正想请教你。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参加高考，作文题目叫《难忘的一天》。我已经有三十三岁，经历过许多的难忘的一天，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下笔。”
“天元，你想参加高考？”
“是呀，参加高考，是我十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知道大陆，什么时候恢复高考？”
“快了，快了，最迟在后年。”
“天元，你在哪里工作？”
“我一九六七年从北京下放到陕西省礼泉县，当知识青年。后来当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再后来，被调到人民公社，担任妇联主任兼团委书记。”
“你没有调到卫书记的身边？”
“没有。我的户籍，依然在礼泉县。我的身份，依然是知识青年。”夏天元说：“许先生，我至少有六个难忘的一天。第一个难忘的一天，是初到礼泉县，看到过度利用的黄土高原，沟沟壑壑，水土流失；看到关中平原，农民朋友，依然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我真想哭，大哭。但我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去生产队里做工，空闲时间，不忘吼一曲《信天游》，我仿佛又读懂了他们乐观的心情。”
“第二个难忘的一天，是三年后，生产大队二十四个党员，恳求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支书姓魏，魏书记说，娃子，你有文化，你有干劲，咱们生产大队二千三百个社员，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穿上暖衣，全靠你了。”
“第三个难忘的日子，是所有的知识青年，在离开礼泉县回城的那天晚上，许许多多的人哭了，哭得好伤心。在西安读大学的王凤鸣也来了，他也劝我，和上山哥下乡姐一起离开，我开始的时候，犹豫不决，最后下定决心，留在礼泉县，因为我舍不得离开这里乡亲们。”
“第四个难忘的一天，是今年春天，我随卫是非，回卫是非的湖南老家，去见卫是非的奶奶合欢。哪晓得她老人家，已经逝世，逝世之前，一直在盼望儿子归来。”
许由洗问：“卫书记的父亲，去了哪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归来？”
夏天元说：“我只晓得卫是非的父亲，一九四四年夏天，受党组织派遣，去了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台湾的蔡孝乾叛变投敌之后，卫书记的父亲，从此没有任何消息。”
台湾蔡孝乾事情，许由洗当然清楚，有关资料记载，从大陆前去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没有一个人还活着。
“第五个难忘的一天，是我卫是非的一次争吵。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已经有了四岁，放在我娘浙江家带养。卫是非想生第二胎，因为我要工作，我还想参加高考，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卫是非的要求。”
“第六个难忘的一天，是上个月我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我的义母灵芝。当时，义母还能说话，但她却大骂我：“天元！每个人都有一死，我死了就死了，不值得你哭哭啼啼，赶快回去工作！”
许由洗说：“天元，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坚强女性，我建议你写第五个难忘的一天，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心理变化，最抚凡人心。”
听到门外吉普车的响声，许由洗和何无辞连忙告辞。
卫是非风风火火闯进来，说：“别忙着走，许先生。”
“卫书记，民事纠纷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卫是非说：“一场简单的民事纠纷，眼看要演变了大规模的械斗，不迅速处理，就会发生流血事件，一发而不可收拾。”
夏天元问：“那是怎么一回事？”
“天长生产大队，有一个教书先生，姓封。一九五七年，因为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这个右派，原克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四岁；一个儿子，二岁。这个女人，眼看跟着这个倒霉的丈夫，什么奔头都没有了，于是狠下心肠，一走了之。”
“十八年过去了，这个倒霉男人，含辛茹苦，将一对儿女，养大成人。女儿顶替祖父的岗位，在卫生院上班，还结了婚，丈夫是天长中学的语文老师；儿子也差不了多少，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
“最可怜的还是那个老封，天天在外面的红砖厂挑泥胚砖，一挑三十个，每个六七斤重，一担二百多斤重，踩着三根杉木头钉的跳板上，晃晃悠悠，必须走上七八米高的竖砖窑。”
“为了一双儿女，老封没有再找别的女人。哪晓得原来那个老婆，三天前，带着一个十四岁的儿子，突然回来了。”
夏天元接口说：“这个女人真不要脸，私自离家出走十八年，还带回来一个私生子，老封一家人，怎么接受得了？”
“那女人离家出走的时候，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按法理来说，那女人依然是老封的妻子。”
许由洗说：“按法律，那女人构成重婚罪。”
卫是非说：“天长村的乡亲们，也是这么认为。”卫是非说：“老封可以提起离婚，也可以重婚罪追究那个女人的刑事责任，但吵吵闹闹解决不了问题。老封的上邻下舍，亲戚朋友，出于义愤，准备出手教训那个女人。”
“动用私刑，那是违法犯罪的事。”许由洗问：“又是什么事情，导致老封的亲戚朋友，准备动用私刑？”
“那个女人，将丈夫、大儿子、未来儿媳妇的的衣服、被子、蚊帐、鞋子、雨伞，全剪烂了。”
夏天元说：“那个女人，真是疯了。”
“老封不要她，她就装失心疯，仗着娘家的亲戚亲房多。”卫是非说：“眼看老封的亲戚朋友，和那个女人的娘家人，将会发生一场大规模械斗，天长生产大队的小王书记，第一时间向天长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唐兴华作了汇报，唐兴华担心，双方人数众多，于是请求县委火速到场，所以我们才及时控制住了场面。”
卫是非接着说：
“我们把这件变发性事件的处理，当作一场普法教育现场会。通过这件事，我们总结出一个教训，经济要发展，法制是保证，二者缺一不可。”
夏天元问：“最终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反复向人民群众宣讲政策，谁犯法，谁犯罪，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司法部门介入调查。”
不知不觉，已过十二点，许由洗和何无辞，只好匆匆与卫是非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