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期间的为政举措
勤于理政
唐文宗即位后，立即展现出了高度的勤政精神。他深知国家正面临的挑战，坚持每逢单日上朝听政，每次朝会的时间都很长，且讨论范围广泛，涵盖国家安全、地方治理、财政状况，及水利建设等重要议题。并积极参与决策过程，详细探讨每一项重大政策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文宗生活上非常简朴，摒弃宫廷中的奢华生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治国理政之中。常常与大臣们讨论政事至深夜，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政治方面
1.厉行节俭
登上皇位后，文宗深刻认识到穆宗、敬宗两朝因过度奢侈和荒淫游乐所导致的朝政混乱，决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并提升治理效率。他首先从宫廷内部着手，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即位不久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简化宫廷开支，包括释放宫女、减少不必要的供奉、停止五坊的游猎活动等。
文宗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服装饮食上不追求奢华，尤其是在遇到灾荒时更加注重节制。连过生日也要求宫人只使用素食庆祝。此外，文宗还对臣下的着装提出严格要求，批评并惩戒那些穿着过于华丽的人，以此树立简朴的社会风尚。对于穿着朴素且材质粗糙的官员，文宗视之为忠诚廉洁的表现，这反映了他对官员品德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文宗下令遣散了宫中无职位的三千名宫女，裁撤了宫廷教坊乐工、翰林伎师术士等一千二百七十名冗员。并释放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停止接受赤色绶带、雕镂器物及镶嵌金银珠宝的奢华床榻等贡品。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也向全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的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务实和节约的政府。
2.反对奢靡
为了进一步革除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文宗于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颁布了一道名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书，强调“以俭为德”，并重申法令的重要性，确保命令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该诏令试图通过立法形式限制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在服饰、车马、导从、住房以及日常用品等方面的过度消费。
根据这道诏书的精神，尚书左仆射王涯负责具体实施这项任务。经过广泛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王涯制定出了一份十分详尽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各级官员应享受的不同待遇标准，涵盖了从衣食住行到礼仪规范等多个方面。它不仅明确了不同官职等级间的差异，还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款，以防止滥用权力或资源。
到了大和六年（832年）十月七日，《制度条件》正式经由文宗批准生效，并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随后在大和七年（833年）八月，文宗再次发布诏令，要求所有百官士族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如有固违，重加黜责”。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唐文宗对于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国家财政健康的坚定决心。
文宗的这些举措，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朝野上下形成的奢靡风气。他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对节俭原则的坚持和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关注。尽管文宗在位期间面临诸多挑战，但他的努力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其改革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3.打击腐败
在文宗看来，官员腐败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他的支持下，朝野上下开展了大力打击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严查各级官员的财产来源，对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者予以严惩。同时，提拔清正廉洁、有才能的官员，为朝廷注入清流。文宗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和监督机制，激励官员尽职尽责，为国家效力。
高度重视谏官职能
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文宗下令铸造专门用于谏院的印章，以确保谏官能够直接且安全地向他提交意见和建议，不必担心信息泄露。此举不仅提高了谏官的独立性和沟通效率，还体现了文宗对谏官职能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通过这一措施，文宗旨在促进更为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谏官直言进谏，不受外界干扰。谏官们可以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从而帮助皇帝更好地了解朝政中的问题并及时作出调整。这不仅增强了谏官的作用，也提升了朝廷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此外，铸造谏院印章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改善朝廷监督机制。谏官作为皇帝的眼睛和耳朵，能够更有效地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一措施反映了文宗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决心，提倡直言进谏的精神，以及他对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的追求。
法律方面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封建法制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刑法或废弛或酷滥，几乎动摇了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文宗在其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恢复和强化司法秩序，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1.以法治吏
为了有效地杜绝司法过程中的懒散和腐败现象，提高朝政运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并恢复有序的司法制度，关键在于严格管理官吏的行为。针对当时“诸司刑狱例多停滞”及“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月，推鞫未毕”这样的现状，文宗实施了两项重要改革：
-监督机制：委托尚书左右丞及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并举报任何失职行为，确保司法官员尽责履职，从而提高案件处理效率。
-责任追究：文宗任命裴元裕挑选几位能力强、明察秋毫的御史，分别前往各司查阅文件，依据事实进行裁决，并向朝廷报告。对于拖延案件审理的官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确保公正及时地处理案件。
2.禁止鞭背酷刑
在览阅国史的过程中，文宗对太宗时期颁布的“不得鞭背”的诏书深表赞同。尽管这项规定曾在太宗之后被一度废除，但文宗认为这种野蛮的刑罚方式不应该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因此，在太和八年（834年）四月，文宗颁布敕令指出：
“朕恭承先业，思奉遗训，每当念及于此，内心充满恻隐之情。今后，天下州府对于犯有轻微罪行的人，除非罪大恶极、难以饶恕者外，其他因过失或一般性违反公事而受罚之人，均应依照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定的标准执行，不得施以鞭背之刑。”
通过这项法令，文宗禁止了对轻罪犯人使用鞭背的酷刑，避免了过度惩罚的现象，有助于保护受刑者的身体健康及其生产能力。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刑罚的野蛮性，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3.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升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效率，文宗还推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完善司法程序：修订和完善司法程序，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按照规范流程处理，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加强法官培训：定期组织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参加法律知识更新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设立申诉渠道：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允许当事人对不公正判决提出上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文宗的法律改革措施反映了他对司法公正和个人权利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努力。他的这些改革尝试在唐后期刑罚酷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为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贡献。文宗的法律改革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经济方面
为了支持农业发展，文宗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商业繁荣和发展手工业。同时鼓励农耕生产，并积极兴修水利设施。他还派遣经验丰富的官员深入各地指导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良作物品种，从而显着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文宗也很重视商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城市经济的复苏。如，放宽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为商人提供更为宽松和有利的经营环境。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度，也带动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透明的财政体系。以加强对税收征管的力度，杜绝了偷税漏税的现象，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他还积极鼓励手工业的发展，支持工匠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贸易的繁荣。
开成年间（836-840年），全国多地遭受水灾、旱灾以及蝗虫灾害的侵袭，天象异常，如彗星频繁出现，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房屋损毁，庄稼绝收。面对这样的危机，文宗颁布了多项政策以安抚民众，并实施赈济措施。然而，由于种种限制，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难以全面缓解灾情带来的影响。
削弱藩镇势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文宗着手削弱藩镇势力，他采取了安抚与打击并举的策略：对温顺的藩镇给予优惠政策和权力，稳定局势；对桀骜不驯的藩镇则坚决打击。并通过调兵遣将，加强军事部署，试图逐步收回藩镇的权力，从而恢复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尽管藩镇势力根深蒂固，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但文宗并未退缩，不断调整策略，与藩镇进行艰难博弈。
尽管面临巨大阻力，不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藩镇的阳奉阴违以及宦官势力的暗中掣肘，文宗并未轻言放弃。他在困境中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摸索前行。虽然他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唐朝衰落的命运，但其勤政和改革精神值得后世铭记。他在艰难环境中努力拼搏，为国家复兴付出巨大努力，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展现了在困境中追求希望的勇气和决心。
热衷文化事业
在文化教育领域，文宗同样积极作为。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亲自选拔优秀学者担任学官，提高教育质量。热衷于文化事业，支持文人创作，举办文学聚会，激发文化创作热情，使唐朝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承和发展。
唐文宗以恭俭儒雅着称，在政治之余，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成就。文宗非常重视学习，即使作为一国之君，他也坚持夜间处理政务后继续读书，体现了他对知识的渴望与尊重。
文宗常说：“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这表明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该不断充实自己。这种勤学的态度不仅提升了他个人的文化素养，也为朝廷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在科举考试中，文宗不仅亲自拟定试题，还仔细阅读考生的文章，表现出对教育和人才选拔的高度关注。他对待文章的态度极其认真，常常沉浸其中，甚至忘记疲劳。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不仅提高了科举考试的质量，也激励了更多的学子努力学习，追求卓越。
文宗经常邀请学者们来讨论经典的意义，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他还喜欢与宰相探讨诗歌的艺术特点，如诗作的润色、扩展等，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有深入的理解和热爱。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文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文宗不仅是一位明君，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他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丰富了唐代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勤学精神、对教育的关注、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以及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既贤明又儒雅的帝王形象，令人敬仰。
文宗擅长写五言诗，这种诗体以其简洁凝练而闻名。他的作品风格被认为清新峻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六首诗以及两句联句，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个人的文学才华。例如，《夏日纳凉》展现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感受，《秋日感怀》则表达了他对时光流逝的深沉思考。王谠在《唐语林》中对文宗的评价说明了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与前代几位皇帝相比，文宗的诗歌品格被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诗歌的传统，尤其是在古调方面更加突出。文宗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他生前得到了认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作品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成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宦官难除
唐文宗李昂即位前为江王时，对唐太宗李世民所着的《贞观政要》情有独钟。书中体现的治国理念深深影响了他，激发了他对政治改革的热情。面对穆宗、敬宗两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文宗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决心，立志清除这些朝廷的蛀虫，恢复皇权的尊严。
鉴于祖父唐宪宗李纯和兄长唐敬宗李湛皆亡于宦官之手，而自己与父亲穆宗李恒的登基也都是由宦官扶持，唐文宗即位后便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以报家仇并重振皇权。但宦官不仅掌控了宫廷内部，还握有禁军大权，这使李昂在行动上倍感掣肘，更是难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
太和四年（830年）六月，唐文宗秘密策划了一场针对宦官的行动。文宗选中了正直且不参与党争的翰林学士宋申锡作为自己的盟友，并逐步将其提升到了宰相的职位，试图通过宋申锡来实施诛除宦官计划。然而，由于参与者之一的京兆尹王璠不慎泄露了机密，导致消息很快传到了宦官首领王守澄耳中。王守澄迅速采取行动，利用诬告的方式扳倒了宋申锡，并牵连到了漳王李凑，最终两人均未能幸免于难。
这一失败不仅让文宗失去了两位重要的支持者，还使宦官集团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文宗后来意识到被宦官欺骗，但出于政治上考量，他无法立即为宋申锡和漳王李凑昭雪。直到开成元年（836年），才借由宰相李石的提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达了内心的悔恨。
这次事件之后，文宗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对宦官表现出宽容妥协，但他内心深处仍然怀有强烈的报复欲望，希望能够彻底清除宦官。但遗憾的是，在他周围的大臣们更倾向于自保，不愿意冒险参与到这样危险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文宗只能继续暗中寻找可以信赖的人才，期待有一天能够完成他铲除宦官势力的宏愿。
谋诛宦官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侵蚀，日夜谋划如何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下面选拔了郑注和李训作为自己的心腹，分别任命他们二人为御史大夫和宰相。郑注和李训不仅成为了文宗的重要谋士，也是他在实际行动中的得力助手。文宗希望借助两人的能力及对自己的忠诚，逐步削弱宦官的影响力，重新确立皇权的权威。
在郑注等人的建议下，文宗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步骤来削弱宦官的力量。首先，他果断地惩处了曾参与谋害祖父唐宪宗李纯的宦官陈弘志，以此向其他宦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过去的行为将不再被忽视。接着，文宗又巧妙地利用了宦官之间的矛盾，任命王守澄的心腹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掌管部分禁卫军，从而分化了王守澄的实力。最终，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兵权，并命令其饮毒酒自尽，成功消除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随着计划的推进，文宗准备实施最后的打击——彻底清除宦官势力。原计划是由郑注来负责挑选亲兵，然后在王守澄的葬礼上一举消灭所有出席的宦官。然而，李训急于求成，希望在郑注调动兵力之前就动手。于是，在与文宗商议后，他们决定改变原有计划，提前行动。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执行这次行动，文宗指派户部尚书王璠出任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担任邠宁节度使，期望他们在赴任前能够招募一些士兵辅助行动。同时，京兆少尹罗立言被临时委派管理府事，太府卿韩约被任命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也临时负责御史中丞的工作，这些官员的任务是募集吏卒，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