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这些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我们现在来说说别的事和别的人。
同样还是在这年八月，淮河流域因灾荒导致遍地饥民，宋朝方面决定开放当地的各处官仓以赈济饥民，而被朝廷派出去执行这次任务的人正是唐垧的老乡（同为杭州钱塘县人氏）、同时也是宋代无可争议的第一全能人才——沈括。
宋代无可争议的第一全能人才——个人认为沈括是完全配得上这份赞誉的，我本想说他是宋代的第一才子，但这很有可能引起某些人的愤懑，因而我在这里改用“全能人才”这个词。《宋史》是这样评价沈括的：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
请注意这里面的这个“无所不通”。通者，精也，这就是说沈括在这些领域的造诣都是专家级别，但事实上沈括的成就远不止于此。
沈括由于自幼多病，这反而让他“因祸得福”导致其后来成了医学家；由于其早年跟随四处为官的父亲游历四方以及他自己入仕后几多迁官让他由此成了一个地理学家；再后来因为在借居舅舅家里看了大量的兵书从而为他今后在军事上有所作为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父亲的恩荫做了地方官后，沈括又因为治水而成了水利专家；英宗年间，沈括在昭文馆任职而接触了大量的天文知识并勤加钻研让他以后成了天文学家；神宗年间，沈括又因为主管宋朝的军器监造机构再又让其成为了宋朝的军工专家。
除此之外，沈括因为解决了“等差级数求和”的问题以及提出了“利用弦、矢的值求出了孤长近似值”的方法而成为了数学家；他还因为发现了磁偏角、解释了小孔成像、凹面镜成像的原理以及发现和解释了应弦共振现象而成了物理学家；他还是一名化学家，因为他提出了用“胆矾炼铜”以及用“石油碳黑制墨”的方法，我们如今嘴里常提到的“石油”这个词就是由沈括率先提出来的。
沈括的头衔这就完了吗？非也！他还是一名经济学家、声乐家、书画家，甚至他还可以被称作政治家、文学家、玄学家。如此大才之人，也难怪英国的汉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会惊呼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也难怪在天上的众多繁星中有一颗会被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命名为“沈括星”。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千年得一见的奇才其人品却着实不敢让人恭维。王安石当宰相并开始变法时，为母守丧三年的沈括立马被擢升为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他就此成了变法派的一名得力干将。可是，当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之后，感觉政治风向似乎有点不太对劲的沈括立马又上疏指责新法的种种不是。
最让沈括为人所诟病的是，他还是造成苏轼锒铛入狱的“乌台诗案”的肇始者。在得知御史台有意对苏轼进行整治后，沈括秉烛夜战从苏轼赠给他的几首诗里找出了一句被他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句子——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于是，他连夜写奏疏控告苏轼，他说皇帝如飞龙在天，可苏轼说他要到九泉之下去寻蛰龙，这明显说明苏轼是在诅咒皇帝去死。受他的启发，御史台方面从苏轼的各种奏疏和诗词里挖空心思去找苏轼“心术不正”的罪证——乌台诗案就此爆发。
此外，沈括在晚年的生活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他不但被贬官，而且还深受”悍妻“的折磨和摧残。由于他的第一任妻子亡故，所以沈括后来又续了弦，他的这位妻子是时任淮南转运使张刍的女儿，沈括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就是在这位张氏的陪伴下度过的。悲催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位张氏不但骄横刁蛮而且还凶悍无比，她稍有不顺就会对沈括破口大骂并拳脚乃至棍棒相向，沈括作为一个已经跨入中老年行列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对此是无可奈何只能任由其欺凌。
沈括的好友、同为宋代地理学家的朱彧在《萍洲可谈》里记载了沈括“悲惨”人生的一个片段：某一次沈括不知道因为何事又惹得张氏大怒，张氏不但将沈括一顿棒打和辱骂，而且还在情绪激动之下一把扯下了沈括的一撮胡须！
各位！一个大男人被人硬生生地扯下一撮胡须！这种痛哪怕是个纯正阳刚的大老爷们儿也会忍不住一阵鬼哭狼嚎吧！
沈括当时疼得在地上打滚叫喊，而他的儿女们见此情形竟也不敢对张氏怎样，最后只能抱着沈括一起号啕大哭，但即使如此张氏仍然是难解心头之恨。
可是，你能想象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存和生活环境之下，晚年的沈括完成了他的那部旷世之作——《梦溪笔谈》。
关于沈括，我们在今后的故事中还会再详细地提到他。放之眼下，沈括此时其实已经远离了官场三年时间（因母丧而守孝三年），他是在公元1071年结束了丧期并被王安石委以重用成了变法派的一员，而他此时的官职则是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在被朝廷派去赈灾的这一年，沈括已经是四十一岁了。需要提到的是，沈括可是有正经文凭的，虽然他靠父亲的恩荫当了县令，可后来他在其三十二岁那年（仁宗驾崩之年）以官员的身份参加了科考并最终金榜题名从而拿到了那张进士文凭。
聊完了未来会在某些个阶段成为故事主角的沈括，我们再来说一个在曾经的某些阶段是我们这个故事主角的人——欧阳修。
还是在这年的八月——即公元1072年8月8日，在一年前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的欧阳在颖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宋朝官方在次年为其赐谥号曰“文”。在古代的谥法里，如果一个官员死后能被朝廷赐一个单字的褒美谥号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耀，比如唐代的文学大宗师韩愈其死后的谥号就是“文”。欧阳修作为宋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以及他自身本就具备的深厚文学造诣，这个“文”可以说他是完全承接得起的。然而，欧阳修最终的谥号并不是“文”，而是“文忠”，这里面原因何在呢？说来说去，欧阳修还是吃亏在了自己的性格上。
不可否认，若单论在文学上的成就和个人才华，欧阳修在北宋的历史地位绝对是宗师级别的人物。他不但在文学上（主要是散文领域）复兴了汉唐时期的古文之风，而且他的这种革新和继承也让宋朝的诗词开始走出婉约派的束缚并为豪放派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此外，欧阳修也为宋朝文学事业的后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他举荐和提携的文人才子可谓是数不胜数。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欧阳修，那么苏洵这辈子都恐难有出头之日，曾巩也有可能继续在科场上连吃败仗，苏轼和苏辙能否初次参考就金榜题名也很难说。
除了文学，欧阳修在史学上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新唐书》是由他和宋祁、范镇等人合修的，而《新五代史》更是由他个人独立修撰而成，后者前后足足花费了他十七年的时间，于史学界而言此可谓功德无量。
不过，相比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欧阳修在官场上的作为则让人有些一言难尽。自他步入官场到最后致仕的前后四十年里，欧阳修一直都是以一只凶狠的斗鸡形象存在于北宋的政坛之上。身为言官时，他喷两府大臣，当了两府大臣后他又喷言官，在这四十年里被他的口水溅到身上甚至是脸上的官员可谓是难以计数。正如每一个心直口快又怀有大才的人一样，欧阳修这种人在官场上有人恨但也有人爱，恨他的人对其咬牙切齿，爱的人则对他敬仰有加。
客观地说，欧阳修身为京官时他确实不太招人喜欢且总是与人在嘴上斗狠，但在担任地方官时他的那一套“无为而治”的为政理念却能在最大程度上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简而言之，他不折腾，百姓也能因此而少遭罪。相比动辄就新官上任三把火并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绝非庸碌之辈的官员，像欧阳修这种类型的地方父母官在太平岁月里显得极为珍贵。
常言道，出来混迟早都要还。欧阳修恐怕做梦都没想到在他死后有人竟要跟他来一次清算，此人便是此时担任北宋太常卿的常秩。
对于给已故的朝廷大员加授谥号这种事，身为太常卿的常秩自然是太有发言权了，他说欧阳修在担任两府大臣时对当今天子和先帝英宗皇帝都有“定策之功”，所以应该在欧阳修的谥号里加一个“忠”字，于是欧阳修的谥号就由“文”变成了“文忠”，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欧阳文忠公”就是这么来的。常秩表面上是在夸赞欧阳修，但实则明扬暗抑，站在谥号的角度上来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文”都绝对胜过“文忠”。常秩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欧阳修活着的时候跟他有过节和私怨，这导致他连死了的欧阳修都不肯放过。
得知欧阳修的死讯，京城里的宰相王安石和杭州府里的通判苏轼都为欧阳修写了一篇祭文，放眼此时的宋朝文坛恐怕也只有这两个人最有资格为一代文豪欧阳修书写祭文，而这祭文也都分别成为了此二人在杂文领域的代表作之一。后世的历史学者更是将这两篇祭文做了一个对比，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则是宰相大人胜过了通判大人（当然，苏轼的粉丝可能对此有异议）。
诚然，王安石在变法开始之后与欧阳修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层阴影，但有鉴于欧阳修早就已经在外地为官，因而欧阳修也就没有如司马光和吕公着那样与王安石公开决裂。可是，对于新法的很多内容欧阳修是持反对意见的，倘若主导变法的不是王安石，那么依照欧阳修的脾性他定会像个勇猛的战士一样以笔为刀并战斗到底。可以想象的是，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欧阳修对于王安石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乃至于这会让他时常感到纠结和痛苦，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却真正地展现出了一个君子所应具有的风骨：君子之间和而不同，君子之间不口出恶言。
在旧党及其党徒们所修订的史书里，王安石及其整个变法派的主要官员时常被戴上一顶大帽子——群奸，在他们这群人里面除了王安石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被请进了《宋史·奸臣传》。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宋史》的编纂者明显是把屁股放在了哪一头，都说写史要客观，即使不能完全客观也要尽可能地客观，但这些人却堂而皇之地违背了这个宗旨。
在这些人的笔下，王安石在担任宰相后就没有说过欧阳修一句好话，甚至还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了王安石是如何地贬低和咒骂欧阳修。我不清楚这些人为何要这样做，我只知道王安石在他的那篇《祭欧阳文忠公》的祭文里对欧阳修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褒美，他在字里行间没有说欧阳修的半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