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景，在无数庄园、府邸、商铺中上演。
起初是佃户、闲散劳力，接着是长工、伙计，甚至一些原本依附性较强的工匠，也开始心思浮动。
地主和商人们尝试了各种办法。
“敢去，明年就别想佃我的田！”“走了就别回来，你们家的租子可还欠着呢！”
“别信官府的，那是骗你们去当牛做马！留下来，老爷我给你加两文一天，不，三文！”
“听说那边累死好几个人了，尸体直接扔江里！”“那边吃的都是猪食，工钱根本发不下来，都是骗你们去开荒的！”
然而，这些手段的效果越来越差。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计算，是佃那几亩薄田、看东家脸色、遇灾年可能颗粒无收甚至家破人亡划算，还是去工地上实实在在挣现钱、吃饱饭划算。
尤其是对于那些佃约即将到期，或者本就对东家心怀不满的佃户，总督府的招工点，几乎成了逃生门。
而加个三五文，在三十文面前毫无吸引力。
何况地主们自己心里也打鼓，这工钱一旦涨上去，以后还能降下来吗？这成本，他们承受不起。
至于封锁消息，或是危言耸听的......
总有胆大的、或者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去“试试”，而他们带回的消息、捎回的铜钱。
就是最有力的辟谣。
陈恪“靖海侯”、“太子太师”、“南洋大捷”的名声，在东南早已如雷贯耳。
百姓或许不懂大道理，但他们相信，侯爷总比那些变着法子盘剥他们的老爷们可靠。
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更微观的层面。
常州府某县，赵乡绅家的几十亩稻田急需戽水，往年这时，他一声令下，佃户们就得放下自家活计，先来帮他。
今年，他家的水车旁只有寥寥几个老弱。赵乡绅亲自带着家丁，去村里“请人”。
走到村口，正碰上一队准备去县里招工点集合的青壮。领头的是个黑脸膛的汉子，姓孙，是赵家的佃户。
“孙大！你们这是去哪儿？没看见老爷我家田里等着用水吗？”赵乡绅拦住去路，脸色不善。
孙大停下脚步，不卑不亢地行了个礼：“赵老爷，俺们去县里，总督府招工修官道。”
“修什么官道！先把我家水车踩起来！”赵乡绅呵斥。
“赵老爷，往年是往年，今年是今年。”孙大抬起头，目光平静，“俺们签了总督府的工契，明天就要上工，误了工期要罚钱。您家的田，要么您找别人，要么……您看能不能等俺们下工回来，或者，您也按总督府的工钱，三十文一天，俺们跟管带所告个假，先给您干？”
“放肆！”赵乡绅气得浑身发抖，“你是我赵家的佃户！你的田是我赵家的！让你干点活，还敢跟我要钱？反了你了！”
“赵老爷，理不是这个理法。”孙大身边一个年轻人忍不住开口，“俺们佃您的田，交租子。可没签卖身契，农闲时俺们干啥，您管不着。总督府告示说了，只要是大明百姓，自愿报名，谁都行。您要不满意，今年的租子交完，这田……俺们不佃了行不？俺们去工地上干，一年挣的，兴许比种您这几亩地交完租剩下的还多！”
“你……你们……”赵乡绅指着这群往日里温顺如羊的佃户，手指哆嗦，话都说不利索。他身后的家丁想上前，却被对方更多青壮沉默而戒备的眼神逼了回来。这些汉子眼里，少了往日的畏缩，多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
最终，赵乡绅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大他们离开，气得回去就病了一场。
他家那几十亩田，最后还是花了比往年高一倍的价钱，才从更远的村子临时雇到人，勉强把水戽上。
类似的小摩擦，在各地时有发生。
有的地主试图阻挠佃户去报名，被闻讯赶来的“路工管带所”吏员或负责维持秩序的新军小队制止。
吏员拿着盖有总督府大印的文书，语气客气但态度强硬：“老人家，招募流民闲散以工代赈，乃是朝廷旨意，总督钧令。百姓自愿报名，合法合规，还请您行个方便，莫要阻挠国策。”
新军士兵则沉默地站在一旁，手按刀柄，眼神锐利。
面对这种组合，大多数地主只能敢怒不敢言。
也有地主试图竞争，咬着牙将短工工钱提到十五文、甚至二十文，并改善伙食。
这确实留住或吸引了一部分人。
但这意味着他们的经营成本大幅上升，利润被压缩，内心对陈恪的怨愤也达到了顶点。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即使提了价，吸引力依然有限。
因为总督府那边不仅有工钱，还有“契约保障”、“医棚”、“申诉渠道”这些软性条件，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身份感”
在那里干活，是“为国家修路”、“为特区建设出力”，虽然苦累，但似乎……和给老爷家修房子挖鱼塘，有点不一样。
这场发生在基层劳动力市场的无声战争，没有硝烟，却真实而惨烈。
陈恪甚至不需要直接针对这些地主乡绅，他只是用更高的出价和一套更“现代”的雇佣保障体系，就撬动了他们统治的根基之一。
大量青壮劳力脱离土地和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涌入“江宁工业特区”和各大修路工地。
工地上日夜喧腾，进度肉眼可见地加快。
荒滩上开始出现厂房的雏形，道路上夯土和铺设碎石的地段不断延伸。
总督府付出的，是海量的银钱和物资。
市舶总署的银库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徐渭每天对着账册眉头紧锁，但又不得不承认，这钱花得“值”。
工地吸纳了灾民，安定了地方，创造了需求，更关键的是，它像一台巨大的水泵，将东南社会底层积蓄的不满和贫困，部分转化为了建设的动力，并在过程中悄然重塑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地主乡绅们损失了廉价劳动力，增加了经营成本，更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他们不再是佃户们唯一的选择和必须依附的对象。
恐慌和愤怒在他们中间蔓延、发酵。
茶会、诗社、乃至密室里的聚会，话题都离不开“陈恪乱政”、“与民争利”、“动摇国本”。弹劾的奏疏再次如雪片般飞向北京，言辞更加激烈，将劳动力短缺导致田亩管理不善的隐患，描绘成动摇天下粮仓、危及社稷的滔天大祸。
而百姓，特别是那些最底层的佃户、贫农、失业手工业者，在这个夏天，第一次有了选择。
他们用脚投票，选择了三十文、管两餐、日结、有保障的生活。
尽管工地劳作异常辛苦，但那份握在手里的铜钱和咽进肚里的饱饭，是实实在在的。
许多人心里开始犯嘀咕：原来，不给老爷白干活，也能活；原来，力气和手艺，真的能换来不错的报酬；原来，侯爷说的“惠民不费”，不是空话。
陈恪与东南权贵乡绅之间的对决，在清丈田亩的正面强攻受挫后，以这种更加迂回的方式——争夺劳动力，重塑生产关系，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这是一场战争，胜负不取决于朝堂上的口舌之争，而取决于谁能真正抓住时代变化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