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08天，上海，默然集团总部伦理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室的设计刻意摒弃了传统企业会议室的奢华感，取而代之的是北欧极简风格：白墙，原木长桌，落地窗外是浦东新区的天际线。房间中央的全息投影仪处于待机状态，发出柔和的蓝色光晕。
九名委员围桌而坐。除了秦朗、沈清月、苏晚晴三位默然集团代表，还有六位外部专家——包括昨天刚抵达上海的安娜·施密特博士。
安娜·施密特看起来比简历照片上更年轻，金发整齐地束在脑后，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灰色西装剪裁得体。她坐在秦朗正对面，面前放着一个老式纸质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在所有人都用电子设备的会议室里显得格格不入。
“欢迎各位，”秦朗主持会议，“今天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首次正式会议。在讨论具体议题前，请允许我介绍委员会的职责：审查默然集团所有研发项目和应用技术的伦理合规性，确保我们的技术发展符合‘负责任创新’原则。”
他调出第一份待审项目：“第一个项目，代号‘方舟’，是我们与中科院合作的人工智能气候预测系统。系统可以提前14天预测极端天气事件，准确率87%。但问题在于...系统的数据采集涉及全球气象监测网络，可能触及数据主权和隐私问题。”
李薇作为技术负责人开始详细介绍，但秦朗注意到，安娜的注意力不完全在项目上。她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游移，像是在观察每个人的微表情，记录每个细节。
项目讨论进行得很顺利，专家们提出了几个数据匿名化和本地化处理的建议，方案基本通过。第二个项目是基因编辑工具“修复者1.0”的临床试验申请，用于治疗一种罕见遗传病。
这时安娜第一次开口，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重量：“我有问题。资料显示，‘修复者1.0’的技术基础源自‘天启’组织遗留的研究数据。请问默然集团如何确保，这项技术的研发过程中没有使用不道德来源的研究成果？”
会议室安静下来。这个问题直指默然集团最敏感的历史伤疤。
沈清月准备回答，但秦朗抬手制止了她。“施密特博士的问题很关键，”他说，“确实，‘修复者1.0’的部分基础研究参考了‘天启’组织公开的文献数据。但所有数据都经过了严格的伦理审查——我们聘请了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组成独立小组，评估了这些数据的获取方式和使用合法性。”
他调出评估报告：“结论是，虽然‘天启’的研究手段不道德，但已经产生的科学数据本身是中性的。我们的选择是：不浪费这些可能拯救生命的知识，但用最严格的伦理框架约束其应用。‘修复者1.0’只能用于治疗目的，且必须通过本委员会和各国监管机构的双重审批。”
安娜翻阅着纸质报告副本，钢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很完美的程序正义，”她抬起头，“但程序正义是否能真正洗刷原罪的污点？当你们使用这些数据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天启’罪恶的受益者？”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秦朗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施密特博士，您说得对。我们确实受益于不道德的研究——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道德困境。但我们的选择是：承认困境，承担责任，然后努力让结果朝向善的方向。如果我们因为数据来源不道德就放弃研发，那些等待治疗的患者会继续受苦；如果我们使用数据但不承认道德困境，那就是伪善。所以我们选择第三条路：使用，但带着忏悔和约束；受益，但加倍回馈。”
他调出另一份文件：“这就是为什么‘修复者1.0’的所有专利收益，将有70%捐赠给全球罕见病研究基金。我们不是在洗刷原罪，而是在赎罪中前进。”
安娜看着秦朗，第一次露出了一丝近乎微笑的表情：“有趣的辩证逻辑。既承认罪的延续性，又主张救赎的可能性。这让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林默先生的传说。”
会议继续进行，但“传说”这个词在秦朗心中投下了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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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秦朗邀请安娜共进工作午餐。他们没有去高管餐厅，而是去了园区内一家普通的员工食堂。
“我想看看默然集团的日常，”安娜解释，“会议室里的表演和食堂里的真实，往往有差距。”
秦朗点了两份简餐，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施密特博士，您刚才提到了林默先生的传说。能具体说说吗？”
安娜用小勺搅拌着咖啡：“我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就听说过林默的故事。不是官方传记，而是地下流传的野史。有人说他是现代罗宾汉，用非法手段劫富济贫；有人说他是伪君子，用慈善掩盖罪恶；还有人说...他是某种社会实验的产物，一个试图在体制外建立新秩序的狂想家。”
她抬起头：“您听说过‘双面林默’理论吗？”
秦朗摇头。
“有研究者认为，林默实际上有两种人格或两个阶段，”安娜说，“第一种是1995年前的‘暗影林默’，暴力、残酷、不择手段；第二种是1995年后的‘默然林默’，突然开始转型，试图洗白。但关键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野史中有各种猜测——一场大病、一次濒死体验、一个神秘人物的点化，甚至有人说，1995年死去的不是真正的林默，而是一个替身。”
秦朗感到脊背发凉。这些传说有些接近真相，有些荒诞不经，但都触及了林默人生中最神秘的部分。
“您相信哪个版本？”他问。
“我不相信任何单一版本，”安娜微笑，“但我相信每个传说背后都有一些真实的核心。比如‘大病说’——林默确实在1995年受过一次重伤，住院长达三个月。比如‘神秘人物说’——确实有一个被称为‘导师’的人在那段时间频繁与他接触。”
她放下咖啡勺：“秦先生，您知道为什么‘净化会’对林默如此着迷吗？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研究对象——一个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巨大转变的案例。在社会科学中，这种极端案例往往能揭示人性的深层机制。”
“所以你们不是要毁灭默然集团，而是要...研究我们？”秦朗敏锐地抓住了重点。
“毁灭是手段，不是目的，”安娜坦诚得惊人，“‘净化会’的真正目标是证明一个理论：深度涉足黑暗的人，不可能真正回归光明；所谓的转型，要么是表演，要么是自我欺骗。林默是我们的第一个长期观察对象，您是他的继任者，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标本。”
秦朗感到一阵荒谬又震撼的感觉。他被当成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那您现在的角色是什么？观察员还是参与者？”
“两者都是，”安娜说，“我要观察您如何在伦理困境中做选择，同时，我也会参与这些选择——用我的专业知识，用‘净化会’的道德标准。我们要看看，在真正的压力下，您的‘责任科技’承诺还能坚持多久。”
午餐后，安娜去参加技术团队的简报会。秦朗回到办公室，立刻联系了老鬼。
“查一下1995年林默先生受伤前后的所有细节，”他下令，“特别是那个‘导师’是谁。另外，柏林大学有哪些学者在研究林默？”
老鬼的回复很快：“1995年的记录不完整，当时‘暗影会’内部动荡，很多档案丢失或销毁。但我知道‘导师’这个人——他叫陆明远，是林默年轻时在香港认识的哲学家，后来移民加拿大。1995年，林默去温哥华见过他三次。陆明远三年前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
“哲学家的影响...”秦朗若有所思。
“至于柏林大学的研究者，”老鬼继续，“我查到安娜·施密特博士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非国家行为体的道德转型研究》，案例之一就是林默和默然集团。她的导师是着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海因里希教授，而这位教授...据说是‘净化会’的早期成员。”
拼图开始连接起来。这不是突然的袭击，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学术观察和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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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秦朗去了沈清月的办公室。她正在整理一些旧文件，桌上堆满了泛黄的纸张和老照片。
“您听说过陆明远吗？”秦朗直接问。
沈清月的手停住了，她缓缓抬起头：“林默跟你提过他？”
“没有。是老鬼查到的。”
沈清月放下手中的文件，走到窗前：“陆明远...是的，他是改变林默一生的人。1995年，林默在缅甸边境受重伤，差点死掉。养伤期间，他开始怀疑自己走过的路。那时他读了很多书，从尼采到老子，从《圣经》到《资本论》，但越读越迷茫。”
她转过身：“后来通过一个香港朋友，他联系上了陆明远。那位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住在温哥华郊外的小屋里，种菜、读书、写诗。林默去见他，原本只打算待两天，结果待了两周。”
“他们聊了什么？”
“没人知道全部，”沈清月摇头，“林默从不细说。但他回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开始推动‘暗影会’转型，减少暴利业务，尝试合法生意。当时很多人反对，内部几乎分裂。但他坚持，说了一句我永远记得的话：‘陆先生说，真正的力量不是控制他人，而是控制自己内心的黑暗。’”
秦朗想象着那个场景：受伤的黑帮老大，在异国他乡与一个老哲学家对谈，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这确实像是传说的素材。
“陆先生还说了什么？”
沈清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叠信笺，都是林默的手书，但内容似乎是读书笔记和思考片段。她翻到其中一页：
“陆师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故事里，但大多数人的故事是别人写的。要成为自己故事的作者，就必须面对三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选择这条路？
我思考了很久。我从黑暗中来，我要到有光的地方去，我选择这条路...因为我不想再活在别人写的黑暗故事里。我要自己写一个不同的结局。”
日期是1996年1月，正是“暗影会”开始转型的关键时期。
“所以林默的转型不是突然的顿悟，”秦朗说，“而是漫长而痛苦的重塑过程。有哲学思考，有道德挣扎，有现实妥协。”
“是的，”沈清月点头，“这也是为什么‘净化会’的理论站不住脚——他们认为转型要么完全真实要么完全虚伪，但真实的转型往往是混乱、矛盾、充满反复的。林默在之后二十年里，仍然做过一些灰色地带的决策，仍然有过动摇和倒退。但总体方向是向前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性。”
秦朗理解了。野史和传说总是试图简化复杂的人生，给混乱赋予清晰的叙事线。但真实的历史是模糊的，是矛盾的，是拒绝被简单定义的。
晚上，他收到安娜的邮件，附件是一份初步的伦理评估报告，关于“修复者1.0”项目。报告写得很专业，提出了十几个改进建议，但结论是“有条件通过”。
邮件的最后一段写道：
“秦先生，今天在食堂的谈话让我思考了很多。我一直研究林默的传说，试图在这些传说中寻找人性的真相。但也许真相不在于传说本身，而在于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传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复杂的人生简化为‘圣人’或‘恶魔’的故事？
也许，是因为简单化的故事更容易理解，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审判。而复杂的真相...它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同理心，更多的耐心。
作为观察者，我会继续观察。但作为伦理学家，我希望默然集团能证明，复杂性不是借口，而是更高责任的起点。”
秦朗回复：
“施密特博士，谢谢您的诚实。我们确实无法提供简单化的故事，但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事实——包括我们的错误，我们的挣扎，我们的不完美。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向您开放林默先生的部分私人档案，不是作为辩护证据，而是作为研究材料。
因为我相信，真正的理解不在于审判的结论，而在于理解的过程本身。”
发送后，秦朗走到办公室的陈列柜前，那里摆放着林默留下的几件遗物：一支老式钢笔，一块磨损的怀表，一本《悲惨世界》的初版书。
这些物品不会说话，但它们见证了一个复杂的人生，一段矛盾的旅程，一场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自我重塑。
窗外，上海夜幕低垂。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关于林默的传说仍在流传——在酒吧的闲聊中，在网络论坛的帖子里，在学术论文的脚注中。
但秦朗知道，真实的林默比任何传说都更复杂，也更真实。而他要做的，不是创造新的传说，而是延续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错误与救赎、黑暗与光明、过去与未来的复杂故事。
倒计时第107天的黎明即将到来。而关于林默的野史与传说，终将被更完整、更真实的历史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