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仿佛在那一瞬间被冻结了。
姬永海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太阳穴血管突突狂跳的声音，沉重得如同擂鼓。
昊文海在吉普车上那压抑着愤怒的低语，像冰冷的蛇一样钻进他的耳朵：
“凑数的倒霉蛋鬼……拿人政治命途当儿戏……”
眼前这张因极度恐惧而扭曲的脸，那双绝望的眼睛，竟诡异地和他记忆深处姬家萍二爷爷被揪斗时，在批斗台上投向他的最后一眼重叠在了一起！
那一眼里的屈辱、不甘和对命运的茫然，曾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幼小的心上。
他喉咙干得发紧，像堵了一团晒干的芦花，手心瞬间被黏腻的冷汗浸透。
短短几秒的对视，漫长得如同在滚油里煎熬了一个世纪。
茅房里浓烈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远处传来其他民兵粗暴的吆喝声和翻找声。
最终，永海几不可察地、极轻微地摇了一下头，眼神里传递出一种复杂到极致的信号——快走！
随即，他猛地退后一步，对着外面高声喊道，声音带着刻意拔高的不耐烦：
“这边茅坑臭气熏天，耗子都没一只！去前面柴房看看！仔细点！”
他故意重重地关上那扇破旧的木门，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带着搜查的人转向别处。
转身的瞬间，他眼角的余光瞥见那堆秫秸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又颤动了一下。
回来后，楚恩民这条线因“未能归案”且确实查无重大前科，在严打初期疾风暴雨般的“战果”统计中，竟也真的无人再深究，如同一颗投入洪泽湖的小石子，连涟漪都未曾泛起。
楚恩民在外东躲西藏了几个月，像惊惶的野兔，待风声渐息才敢像幽灵一样潜回故里。
这捡回来的一条政治生命和前程，让他彻底洗心革面。
他凭着党员身份和退伍军人的底子，加上死里逃生后憋着的那股子近乎自虐的狠劲，主动要求去全乡最穷最苦、地势最低洼的柳条湾生产队当队长。
他带着全队老少爷们，顶着毒日头，踩着冰碴子，没日没夜地挖沟渠、抬土方、修水利，整农田。
肩膀磨烂了，结痂，再磨烂；手掌的血泡摞着血泡，最后变成一层厚厚的老茧。
硬是凭着一股愚公移山的劲头，用了整整三年，
把柳条湾那片十年九涝、蛤蟆撒泡尿都能成灾的“锅底洼”，改造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的稳产田！
成了县里挂了号、戴大红花的劳模！
命运在短短五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近乎魔幻的巨变——
一个差点被“凑数”的严打风潮碾碎的嫌犯，经推荐考评、考核、考试、择优录用，竟“妖身一变”（永海用了这个带着浓重本地土话色彩和荒诞感的词），被招聘进了乡政府，成了吃公家皇粮、掌管一方救济钱粮的民政助理！
他管那几条用血汗挖成的排水渠叫“翻身渠”。
永海又讲了贾明和鲍旭的故事。
两个都是憋着劲复习迎考的高中生，前程系于一线。
都在那年秋天，南三河大堤上那场哄抢事件里，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潮中。
一辆满载着红富士苹果的卡车，在颠簸中侧栏崩开，红艳艳的苹果像珍珠一样滚落堤坡。
人群瞬间疯狂了。懵懵懂懂、随波逐流的贾明和鲍旭，在混乱和莫名的兴奋中，各自慌乱地只弯腰捡了两个滚落脚边、沾着泥土的苹果。
很快，公社派出所的干警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找人。
两个少年同时被传唤到那间墙壁斑驳、弥漫着劣质烟草味的办公室问话。
贾明，那个平日里就有些木讷却极其本分、甚至有些懦弱的孩子。
面对公安严肃的询问和桌上那两个作为“赃物”的红苹果，吓得脸色煞白如纸，浑身筛糠般抖个不停，竹筒倒豆子般认了错，声音带着哭腔，立刻哆哆嗦嗦掏出身上仅有的几毛皱巴巴的毛票作为赔偿，态度诚恳卑微到了尘土里。
公安看他年纪小，又是个老实巴交的学生，教育了几句，当场就挥手让他走了。
他几乎是踉跄着跑出派出所大门，后背的冷汗浸透了单薄的衬衫。
他擦着冷汗回到冰冷的书桌前，后来咬着牙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县机械厂，从最底层的仓库保管员做起。
凭着那股子常人难及的钻劲——寒冬腊月，为了琢磨透一台趴窝的苏联老机床的古怪毛病，他能抱着比砖头还厚的俄文说明书（靠着字典硬啃）在冰冷刺骨的车间门口蹲到半夜，油污糊了满脸，手指冻得通红僵硬。
也凭着那份“本分”——从不计较加班加点，经手的零件、账目清清楚楚，从无差错。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一路干到了县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而鲍旭，那个从小被寡母溺爱惯了、脾气一点就炸的小子，面对同样的询问和那两个刺眼的苹果，脖子一梗，脸涨得通红，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捡的！地上掉的！又不是我偷的抢的！凭什么认错？”
公安拍桌子训斥他“哄抢国家财产”的性质，他竟梗着脖子顶撞起来，嘴里还不干不净。
推搡中，他失手将一个上前制止他的年轻民警推了个趔趄，撞在桌角上……后果可想而知。
他被作为“顶风作案、暴力抗法”的典型，从严从重，判了两年劳教。
出来后人彻底垮了，眼神浑浊，精神萎靡，整日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酗酒滋事。
最终成了乡邻们口中避之不及的“人渣”，连他寡母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熄灭了。
锅里的鱼汤已经熬成了浓稠的胶质，在微弱的炉火余温下，偶尔才极其慵懒地冒出一个细微的气泡，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啵”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