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林冲率领仪仗，护着太子赵桓，虽有折损，总算有惊无险地脱离了伏击险地，疾驰回京。那救了吕师囊的“神秘身影”石秀，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矫健的身手，几经辗转，竟也通过林冲预先安排的秘密接应点，将惊魂未定的吕师囊安然送入了汴梁城中。此事做得极为隐秘，外界只知使团遇袭，吕师囊被“义士”所救并随后抵达，个中细节，则不足为外人道。
光明顶上，方金芝见石秀“失踪”一夜后安然返回，虽心中疑窦丛生，但担忧远胜过疑虑，急忙将他接回婚房，细细查看可有受伤，又嗔又怪，情急之下，倒将昨夜洞房的尴尬冲淡了不少。石秀只得含糊其辞，以“见有异动，恐朝廷有失，追踪而去，恰逢其会”为由勉强解释，方金芝将信将疑，却也未再深究，只道是夫君勇武忠义，心中反添几分自豪。
次日大朝会，金殿之上，徽宗皇帝临轩。首要之事，便是宣召新近“弃暗投明”的原明教军师吕师囊。
“宣，吕师囊上殿——”
吕师囊整理衣冠，虽历经惊险，此刻却恢复了往日理学大儒的从容气度，步趋入殿，举止合仪，丝毫不见落魄之态。他之名，在朝堂学界早已是如雷贯耳，如今真身出现，顿时引来百官瞩目，目光中有好奇，有审视，亦有不屑。
徽宗温言抚慰一番，盛赞其“迷途知返，深明大义”，随即当场颁下旨意：“吕先生学贯古今，深明义理，今幡然来归，实乃国之大幸。特授翰林学士，侍讲经筵，望卿以正学启迪朕心，教化士林。”
吕师囊叩首谢恩。旋即，便有大臣出班质疑，言辞犀利：“吕先生既曾为方腊肱骨，为其谋划，今日归顺，所言所行，孰真孰假？又如何看待那方腊邪教之说？”
此问可谓刁钻，直指其立场与诚信。然而吕师囊毫无惧色，坦然应答，声音清朗，回荡于大殿：
“这位大人所问，正是关键。贫道昔日沉溺于经义章句，妄图于故纸堆中格尽天下之理，却疏于体察民生之艰。投身彼处，初意或存矫枉过正之想，然其行径，日渐偏颇，非但不能明天理，反而惑乱人心，此实非贫道之初衷，亦背圣贤之道。”
他略一顿，环视群臣，引出了核心论述，谈玄论道，直指本源：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何谓法天？非是效其风云变幻之玄妙莫测（不法天之玄），而是效法其刚健中正、化生万物而有常之德（法天之正）！此之谓‘极高明也，强不息也’。”
“若舍其正而求其玄，便是走入歧路（玄非天之正也）。人若一味追求虚玄诡异之说（人玄天也），则天道亦将以其变幻无常回应于人，使人迷失其中（天亦玄人）。最终，世事纷扰，人心惶惶，皆由此生。故，夫高明而健行者，必辨之！ 首要之辨，便是明辨何为正道，何为玄虚邪说！”
最后，他掷地有声地总结：“故而，杜绝异端邪说之根本，绝非仅靠强力禁绝。在于政通人和，使百姓安居乐业，仓廪实而知礼节；更在于教化昌明，使民智开启，百姓头脑透彻，自有分辨是非之能。如此，魑魅魍魉之言，方能不攻自破，无从蒙蔽人心！”
这一番宏论，立论高远，析理精深，既阐明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更深刻地剖析了邪教产生的土壤以及根本应对之道，将问题提升到了治国理政和教化本源的高度。满朝文武，即便原先心存轻视者，也不禁为之动容，暗自颔首。
徽宗皇帝听罢，更是击节赞叹：“善！大善！吕卿之言，真乃治国之良药，醒世之钟吕！”他龙颜大悦，深感此论与太子提出的“文化之战”相辅相成，且更为根本。
皇帝当即肃容，下旨道：“吕翰林一席话，令朕深省。教化之本，在于育才，育才之要，在于正心。若天下学子皆能明理自强，何愁邪说横行？着即进行教育改革：于各州府县学，除经义文章外，当增设格物、实学之科，砥砺心智，强健体魄；倡导师道尊严，更倡学子之自尊、自信、自强！务要培养出明是非、有担当、胸襟开阔、体魄强健之新一代，使我大宋根基，永固于人心正道之上！”
圣旨一下，朝堂震动。皆知一场深远的文化革新，即将以此为契机，席卷天下。而吕师囊，这位曾经的“叛军军师”，以其深厚的学养和一番金殿雄辩，不仅站稳了脚跟，更意外地成为了皇帝推行新政的一面思想旗帜。命运之奇，莫过于此。
正是：
金殿宏论定纲常，杏坛新旨育龙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