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十几天之后，王汉彰等着的笔墨官司，终于来了。
1939年4月8日，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反击汪精卫。
文章写道：
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拿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一席谈话，硬说从前中央也主和，如今他出来主和，便不该被指为汉奸，更不该遭暗杀。他这番话，是偷换题目，淆乱听闻，我不能不把这中间的分别，明白举出来，请国人共鉴。
第一，先要明白：当时陶德曼大使居间调停，是敌人攻到南京，德国出于自身利害，出来传话。我方当时的态度，是姑听其说，作为谈判的基础，并非承认条件，更非放下武器屈膝求和。
当日委员长对陶德曼说愿意以彼所提条件为谈判范围，意思是：你把条件说出来，我们可以商量，不是说条件我们都接受。商量的前提，是中国主权、行政完整不能断送。
日方当时的条件，我方本就不能全盘应允；后来敌人步步加码，条件变本加厉，我方当即拒绝调停，继续抗战。这一段经过，有全部外交文件可查，不是汪精卫截取几句谈话，便可颠倒。
当日在座诸公，白健生说 “只是如此条件，为何打仗”，正是嫌条件苛酷，不愿接受；徐次宸、顾墨三所言，也只是就当时传出条款，姑作考量，并非主张立刻停战投降。
一场会议之中，各人发表意见，本是会商常态。汪兆铭当日也在场，他那时候何尝不说要斟酌？何以今日单独截取片段，抹煞前后全部经过，把 “允予考虑谈判” 篡改成 “中央本就同意求和”？
第二，和与和，大有分别。
有一种和，是不丧主权、不割土地、不附敌党，在平等基础之上停战言和，这是任何国家战时都可以有的外交试探，陶德曼调停属于这一类。
另有一种和，是敌人已经提出灭亡我国的原则，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实质就是割裂华北、控制中国军事财政、把中国捆在日本侵略战车上，也就是近卫声明那一套。
汪精卫的艳电，是公开主张以此为基础求和。这不是停战谈判，是迎降。
从前的调停，是敌人打到南京，我方一面抵抗，一面听听对方要什么，守住底线，谈不拢便继续打；今日汪氏的主张，是预先承认敌人宰割中国的大前提，自己拆抗战的台。两件事名同实异，岂可混为一谈？
第三，汪精卫离开重庆，私自发艳电，私自和日方接洽，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中央如果要议和，自有正式外交途径，由政府统一办理，何须党国要人私自出走，跑到海外单独向敌人递降表？
国家对外，只能有一个立场、一个代表。倘若人人可以私自跑到外国，单独向敌酋接洽，各自提出一套主张，那国家还成什么国家？
汪兆铭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不遵守中央决议，脱离中枢，单独对外发言，引敌人的话作为纲领，这已经是破坏抗战纪律，动摇全国人心。
第四，他拿曾仲鸣之死博同情，又归罪于国人骂他汉奸。
国人骂他汉奸，不是因为他 “讨论和平”，是因为他所主张的和平，是亡国的和平；不是不许人谈停战，是不许人倡言依附敌寇、出卖国权。
我们主张：只要敌人放弃侵略，归还土地，尊重我国主权，战事当然可以和平了结，这是全国人共同的愿望。但这种和平，要在抗战胜利之后去争取，不能在敌人气焰正盛之时，自动接受亡国条件。
至于河内枪击一案，是否重庆所派，政府至今未有承认。就算制裁汉奸，亦是汉奸叛国在前，国人义愤在后。他不做叛国的主张，何至于走到这一步？他不发艳电响应近卫，何至于置身险地？
第五，他说 “战也好，和也好，都要以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为归宿”。这句话说得好听，可看他实际的主张，恰恰走向反面。
近卫声明的骨子，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依他的办法去求和，中国名义上还叫中国，实际上丧失独立，民族永受钳制。这岂是保全民族？这是断送民族。
我再简单说一句：从前陶德曼调停，是抵抗之中，试探敌人有无适可而止之意；汪精卫今日的和平，是未经抵抗到底，预先承认敌人的侵略成果。
一是守着国家立场去谈，一是抛开国家立场去降。这就是天壤之别。
汪兆铭聪明一世，此刻被一己之偏见蒙蔽，不惜断章取义，拿中枢会议片段记录欺骗国人。国人应当细辨，不要被他这套似是而非的话迷惑。抗战到了今日，惟有坚持到底，才有真正和平；苟且迎降，只有永世的奴隶。
吴稚晖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六日
双方在报纸上唇枪舌战，你来我往，骂得不亦乐乎。普通人看在眼里，都觉得国府这回击很有力量，把汪精卫口称和平、实际卖国的嘴脸，披露得干干净净。
可王汉彰却忍不住直叹气。他把《中央日报》放在桌上，点了支烟，抽了两口，又掐灭了。
张先云站在旁边，问：“彰哥，吴稚晖这篇文章写得挺好，你怎么还叹气？”
王汉彰摇了摇头，说：“写得好，有嘛用啊？”
张先云看着他，没接话。
王汉彰这才不紧不慢地往下说：“你想想，吴稚晖这篇文章，有理有据，一条一条驳得清清楚楚，单看文章，确实是汪精卫输了。可老百姓看报纸，看的是热闹，不是道理。他文章再有理，也挡不住汪精卫那边拿和平两个字蛊惑人心。”
“尤其是沦陷区的人，朝不保夕，天天看着日本人的脸色过日子，他们心里头就一个念头，要是能不打仗，那该多好。汪精卫给的就是这个念想，吴稚晖文章写得再透，也断不了人家盼太平的心思。”
“这也是汪精卫最阴的地方。他不跟你争谁对谁错，他专挑你心里头最软、最怕的那处下手。你越是怕打仗、怕死人，他那套话越是听得进去。道理是讲给明白人听的，可这世上，被眼前的苦日子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声音沉了下来：“我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就明白一个道理，嘴上说得再漂亮也没用，真正管用的，得看谁的胳膊根子粗。讲道理要是有用，这场仗还能打到现在？”
他转过身，看着张先云：“汪精卫为嘛敢发艳电、敢举例子？因为他背后站着日本人。吴稚晖为嘛敢回击？因为重庆还在抵抗，手里还有枪。说到底，谁背后有枪杆子，谁说话就硬气。这报纸上的一字一句，背后撑着的，都是前线的兵，是枪炮，是一寸一寸拿命守的地盘。”
他顿了顿，又就着文章里那两种和，往下说：“吴稚晖里头讲得明白，和跟和不一样。一种是守住自家的底，谈不拢就接着打，这叫试探；一种是还没谈呢，先把人家宰割你的大前提认下了，这叫迎降。这俩差着十万八千里，汪精卫偏要把它们说成一回事，就是想浑水摸鱼。”
“这道理，跟咱们江湖上一个样。两拨人盘道，你手里攥着家伙、背后站着弟兄，那叫商量；你空着俩爪子上门，人家说什么你应什么，那叫认栽。汪精卫干的，就是后一种，还想拉着全国人跟他一块儿认栽。”
张先云沉默了一会儿，问：“那咱们怎么办？”
“静观其变。”王汉彰答得干脆。
“汪精卫的文章也好，吴稚晖的回击也好，都是台面上的事，看着热闹，决定不了输赢。台面下的事，还得靠枪杆子说话。咱们不掺和这嘴上的官司，把自己的人、自己的买卖看好，比嘛都强。”
他坐回办公桌前，拿起那份《中央日报》又看了一眼，语气缓了缓：“不过，吴稚晖这篇文章，也不是全无用处。”
“它至少让那些还在犹豫的人知道，重庆没软，重庆还在打，没让汪精卫几句话就唬住。单凭这一点，这篇文章就值了。沦陷区的人心，靠的就是这个准信，只要重庆的旗子还立着，就有人心里头那杆秤不歪。”
“哪怕眼下艰难，哪怕外头铺天盖地都是和平的鬼话，可只要这杆秤不歪，人心就散不了。人心一散，那才是真的完了；人心若还在，丢了多少城，往后也还能一寸一寸打回来。”
张先云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
王汉彰叫住他。
“先云。”
张先云停下脚步，回过头。
王汉彰交代道：“告诉弟兄们，这些日子都警醒着点。汪精卫的文章和吴稚晖的回击，这才只是开始，等这阵风刮过去之后，天津卫不会太平。”
他一条一条点给张先云听：“日本人会借这个机会拉拢人，但凡有点动摇的，他们都要伸手；汉奸会借这个机会蹦出来，觉着有汪精卫带头，自己往后站队也理直气壮；至于抗日的人，也会借这个机会动手，趁着这股子声势，再干出点事来。”
“这三股劲儿撞到一块儿，能消停才怪。你让底下人把眼睛擦亮，耳朵竖起来，外头有个风吹草动，第一时间报上来。”
他又叮嘱了几句实在的：“还有，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旁人闹得再凶，咱们不跟着起哄，也不往前凑。多少人就是看着外头热闹，按捺不住，自己先露了形迹，最后把命搭进去。”
“咱们做的是长线的买卖，不争这一时的长短。手底下的人，一个都不许私自出去惹事；外头的场子，该收的收，该关的关，先把自己缩成一团，等看清了风向，再动不迟。”
“记住，能在这乱世里头活到最后的，从来不是闹得最凶的，是藏得最深、看得最准的。咱们眼下要紧的，就是保住这口气，留住这条根，往后才有翻身的本钱。”
张先云应了一声：“明白，我这就去办。”
他拉上门走了出去。
办公室里剩下王汉彰一个人。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地图前。
他看着上面标出的那些城市。北平、天津、南京、徐州、武汉、广州，这些地方，一个一个都丢了。如今，连汪精卫都跟重庆打起了笔墨官司，这堂堂的党国副总裁，站到了敌人那一边。
每一座城，他都能想起点什么。
有的，是他亲眼看着沦陷的；有的，是他在电报里、报纸上，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了噩耗的。这些地方，哪一处不是堆着中国人的尸骨，哪一处不是埋着活人的血泪。
他盯着地图看了许久，心里头却越发清楚。
笔墨官司打不出胜负。道理再正，文章再狠，也不能替他夺回一座城，不能替他打死一个汉奸。文章能驳倒汪精卫的话，驳不倒他身后的日本兵；能把汉奸两个字钉在汪精卫脸上，却钉不回半壁江山。
真正的胜负，在战场上，在沦陷区这一亩三分地上，在谁的人多、谁的枪多、谁的手腕硬。
这天下的事，到了最后，还得靠武力去了结。
他心里头明镜似的，眼下再怎么争口舌、辩是非，都不过是过场。真正能让这世道变个样的，是实打实的硬仗，是真刀真枪地把失去的东西，一样一样夺回来。这一天或许还远，可只要人还在、枪还在，就总有等到的那一日。
他正想着，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铃声在这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急。王汉彰走回桌前，拿起电话。听筒里立刻传来张先云的声音，压得很低，却透着一股紧绷：“彰哥，出事了。”
王汉彰眉头一皱：“又怎么了？”
张先云在电话那头，一字一顿地说：“程锡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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