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的县城，风裹着碎碎的落叶，往秋衣的缝隙里钻，像无数根细凉的针，扎得苏媚胳膊发麻。她站在鼎盛地产办公楼的台阶下，怀里抱着个牛皮纸信封，指尖把信封边缘捏出三道白印——那是被汗浸湿又反复摩挲的痕迹。信封右上角“市歌舞团”三个烫金大字，在冷光里泛着浅淡的亮，墨迹还带着邮局油墨的新鲜气，是她今早攥着取件单，在邮局柜台前抖着手接过来的。半个月前偷偷投简历时，她甚至没敢在“期望岗位”栏里写“舞蹈演员”，只填了“行政助理”，却没想真的收到了面试通知。
风卷着一片枯黄的杨树叶，打在她的裤腿上，沙沙响。苏媚低头，鼻尖蹭到信封的纸边，粗糙的触感让她想起三年前的省艺校：每天清晨五点，练功房的镜子还蒙着层薄霜，她压腿时膝盖抵着冰凉的地板，疼得眼泪砸在粉色舞蹈服的裙摆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老师站在镜子前，指着她的脚背说“你条件好，脚背绷得开，只要熬得住，能站在大舞台上”。那时候的粉色舞蹈服，洗得领口发毛也舍不得扔，每晚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枕头边，像抱着团会发光的梦。可毕业那年，母亲的胃癌诊断书寄到学校，她连夜收拾行李回了县城，误打误撞进了鼎盛，成了林晟口中“会跳舞的行政”——所谓“行政”，不过是帮他组织艺术团，在酒局和招商会上跳支舞，再陪领导说几句场面话。
办公楼的玻璃门“吱呀”推开，林晟的司机抱着个印着“建材合同”的纸箱出来，看到苏媚，笑着打招呼：“苏姐，林总在里面念叨你呢，说县文联的晚会要跟你敲定节目。”
苏媚下意识把信封往身后藏，指尖的汗透过纸背，在“面试通知”那行小字上洇出浅淡的印。她深吸一口气，推开玻璃门，一股混着劣质烟草和文件油墨味的烟味扑面而来，比外面的冷风更闷，呛得她喉咙发紧。林晟坐在黑皮办公椅上，面前摊着张皱巴巴的“县文联新年晚会策划表”，红笔在“压轴节目”旁画了个圈，看到她进来，指了指对面的塑料椅：“正好，你坐。这次晚会要出个大气的舞蹈，还是你带艺术团上，就跳上次招商会那支《茉莉花》，张科长特意问起你了。”
苏媚坐下，把信封按在腿上，掌心的温度透过裤子，烫得大腿发慌。“林总，我……”她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卡住——昨晚母亲打电话，声音细得像根线，说医生催着交手术押金，五万块，她银行卡里现在只有八千。那点钱，连半个疗程的化疗都不够。
“吞吞吐吐的干什么？”林晟抬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打火机“咔嗒”响了两声才打着，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扫过苏媚的手，“又不想陪局？跟你说过多少次，现在跑关系多难？艺术团就是块敲门砖，你好好表现，等城南地块拿下来，我给你涨工资，够你妈做手术的。”
这句话像根淬了冰的针，精准扎在苏媚的软肋上。她指尖在信封上摩挲，“面试通知”四个字的边角硌着掌心，像块小石子。“不是的林总，”她咬了咬下唇，唇瓣被风吹得发裂，渗出血丝，“我想辞职，我收到市歌舞团的面试通知了，下个月十五号要去考试。”
林晟夹烟的手顿了顿，烟蒂上的烟灰掉在策划表上，烫出个小黑点。他盯着苏媚看了三秒，突然笑了，嘴角的纹路里藏着嘲讽：“市歌舞团？苏媚，你今年二十五了吧？还做明星梦呢？县城不好吗？我给你开的四千块工资，比市歌舞团的实习生多一倍，这次晚会结束，我再给你涨五百，凑够四千五，够你妈交押金了吧？”
苏媚的指甲掐进掌心，疼得她眼眶发热。她确实需要钱，母亲的手术费像块石头压在胸口，可练功服口袋里的梦，从来没真正熄灭过。她攥紧信封，指节泛白：“林总，我喜欢跳舞，我想试试……”
“试什么试？”林晟把烟按在烟灰缸里，火星溅起来，烫到他的手指，他却没皱眉头，“你走了，艺术团怎么办？下个月还有招商会，张科长那边我怎么交代？”他起身走到苏媚面前，指腹带着烟味的粗糙触感压在她的肩窝，像块不轻不重的石头，“苏媚，我知道你想跳舞，但人得现实点。再帮我半年，就半年，等我把地级市的项目稳住，你想考歌舞团，我给你包个大红包，够你去打点关系的。”
苏媚看着林晟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半分理解，只有赤裸裸的算计——他需要她的舞蹈撑场面，需要艺术团帮他讨好官员，就像需要周婷帮他卖房子，需要李建国帮他垫资一样。可母亲的手术费，又像根绳子，把她的脚踝捆在原地。她低头，看到信封上的烫金字在冷光下晃，像团快要熄灭的火。
“……好。”苏媚的声音发颤，呼吸里带着哭腔，“我再帮你半年，但半年后，我一定要走。”
林晟笑了，拍了拍她的胳膊，力道重得让她晃了一下：“这就对了嘛，年轻人要懂变通。你放心，亏待不了你。”他转身走回办公桌后，抓起笔在策划表上写“苏媚带队《茉莉花》”，“今晚就跟艺术团排练，别出岔子，张科长那边还等着看效果呢。”
苏媚没再说话，拿起信封，默默走出办公室。玻璃门关上的瞬间，她靠在冰凉的墙面上，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信封上，把“市歌舞团”三个字晕得发花。信封被她攥得皱巴巴的，像她揉成一团的心事。
回到宿舍时，天已经黑了。十平米的小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亮着，墙上贴着省艺校的毕业照——照片里的她穿着粉色舞蹈服，扎着高马尾，笑得眼睛都眯起来。苏媚打开衣柜，里面挂着三件演出服：一件红色的亮片裙，是招商会穿的；一件紫色的纱裙，是企业联谊会跳的；还有一件灰色的练功服，是她从艺校带回来的，袖口磨得发白，领口还沾着当年的汗渍，却最贴肤。
她把面试通知拿出来，指尖轻轻抚平褶皱，然后翻开灰色练功服的衣襟——内侧有个巴掌大的口袋，是当年艺校的师姐帮她缝的，用来放发卡和橡皮绳，现在刚好能放下这张纸。她把通知塞进去，指尖碰到布料内侧的绒毛，突然想起师姐说的“藏点念想在里面，跳舞才有劲”。练功服被她叠成方块，放在枕头边，像当年那样，轻轻摸了摸：“再等半年，就半年。”
晚上排练时，艺术团的两个姑娘坐在镜子前抱怨“又要排到半夜，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呢”，苏媚没说话，只是把音响的音量调大。站在镜子前，她穿着那件灰色练功服，抬手、旋转、踮脚，动作还是那么熟练，可镜子里的自己，眼下带着青黑的眼袋，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亮，只有一层淡淡的疲惫。旋转时，她瞥见墙上的毕业照，照片里的粉色舞蹈服在昏光里泛着暖，和身上的灰色形成刺目的对比。
休息时，她靠在镜子上，手不自觉地摸向衣襟内侧的口袋，指尖碰到硬挺的纸张，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姑娘们围过来，递她一瓶矿泉水：“苏姐，你是不是有心事？今天跳得没以前有劲儿。”她摇摇头，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却没比心里更凉：“没事，赶紧练吧，早点结束早点休息。”
接下来的日子，苏媚每天都在排练和演出中度过。县文联的彩排、张科长家的私人聚会、还有林晟拉的“关系酒局”，她带着艺术团一场场跑，有时候跳完舞还要陪领导喝酒，她都忍了——每次领导的手快要碰到她的腰时，每次林晟催着她“再敬王局长一杯”时，她就摸一摸衣襟里的面试通知，纸张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像点微弱的火，撑着她没垮掉。
有一次在张科长家演出，后台没有换衣间，她只能在卫生间换衣服。脱练功服时，信封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瓷砖地上，“面试通知”四个字沾了点水渍。她赶紧捡起来，用袖子反复擦，眼泪却突然掉下来——通知上的面试时间被水渍晕得模糊，她盯着那行淡掉的“11月15日”，突然想起母亲说的“手术定在12月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
从那天起，苏媚开始省吃俭用。早餐只买一个馒头，就着免费的开水吃；午餐在食堂打一份素菜，米饭只盛半碗；晚上回宿舍煮面条，连鸡蛋都舍不得放。她把省下来的钱放在一个铁盒子里，每晚睡前数一数，硬币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宿舍里响着，像一点点发芽的希望。她还在网上找了市歌舞团的面试视频，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在宿舍里练基本功——压腿时，腿根的疼顺着脊椎往上爬，眼泪砸在练功服的磨白袖口上，她却咬着牙不吭声，只在心里数“还有五十九天，五十八天……”
排练《茉莉花》的时候，苏媚跳得格外认真。音乐响起，她的裙摆飞扬，白色的纱袖在灯光下晃，台下的领导拍着手叫好，林晟坐在第一排，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可苏媚的眼神却望着舞台尽头的黑暗——她仿佛看到了市歌舞团的练功房，镜子比这里亮三倍，地板是新铺的实木，她穿着粉色舞蹈服，跳着自己编的舞，台下没有酒气和算计，只有干净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苏媚在后台换衣服，指尖又摸向衣襟里的面试通知。纸张被她摩挲得发软，边角起了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提醒她：这不是她的舞台。她把通知重新塞好，叠好练功服放进包里，走出剧场时，冷风迎面吹来，她却没觉得冷——怀里的练功服像藏着团小火，等着半年后，能在真正的舞台上，烧得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