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略一沉吟，状似随意地开口：“唐公，下官且问一个人。”
“你说。”
“不知唐公可曾听过，高句丽有个叫盖苏文的？”文安看着唐俭的神色，“又或者，叫盖金。此人如今在高句丽做什么官，居什么职位？”
唐俭端茶的手顿了一下。
他放下茶碗，低下头，手指在案沿上轻轻敲了几下，沉吟片刻，才重新抬眼。
“盖苏文……”他慢慢道，“老夫对此人，倒确有几分印象。你说的，是泉盖苏文吧。”
“泉盖苏文？”文安故意露出一点疑惑。
“此人本姓渊，名盖苏文，又叫盖金。”唐俭道，“只是我大唐有太上皇在，‘渊’字是御讳，须当回避。所以高句丽递到长安的表文、我鸿胪寺档册里头，都把他那‘渊’字写作‘泉’，称作泉盖苏文。你在别处听见的，多半也是这个称呼。”
文安做出一副恍然的模样，点了点头。
这一层避讳的关节，他心里其实清楚，只是有意引唐俭说下去。
太上皇李渊，名“渊”。在大唐治下，文书章奏遇着“渊”字，要么改写别字，要么缺笔避讳。高句丽奉唐正朔，递到长安的表文，自然也要守这个规矩，于是“渊盖苏文”到了大唐的纸上，便成了“泉盖苏文”。一字之改，改的是中原王朝的体面。
“此人的来历，老夫也略知一二。”唐俭捋着胡须，慢慢道，“他父亲唤作渊太祚，生前在高句丽做过东部大人，还做过大对卢，是个手握实权的人物。渊太祚死了之后，这职位便传到了盖苏文手里。”
“东部大人？”文安追问，“这是个什么职位？下官只知我大唐有都督、刺史，高句丽的‘大人’，听着倒新鲜。”
“这便是高句丽的国制了。”唐俭在外交场上混迹，对四方属国、邻邦的制度掌故，烂熟于胸，说起这些来如数家珍。
“高句丽其国，分作五部。”他伸出手，在案上虚点了五下，“王族所居的，唤作内部，又叫桂娄部；其余四部，以方位相称，是为北部、东部、南部、西部，也唤作后部、左部、前部、右部。这五部，各有各的领地、部众，根子上是早年几个部落并到一处，慢慢成的国。”
“每一部，设一位首领，高句丽人自己的话，叫作‘褥萨’，入了表文，便译作‘大人’。”唐俭道，“这大人，世管他那一部的军民政务，手里有兵，手里有粮，治下的部众都听他的，位高权重。拿我大唐的官职去比，大致便相当于一道的都督。”
“东部大人，就是高句丽东部，也就是左部、顺奴部那一部的都督。”他看着文安，“盖苏文如今，便坐在这个位子上。”
文安静静地听着，心里头却在飞快地印证着前世的记忆。
五部、褥萨、大人、比都督……唐俭说的这些，与他记忆里的高句丽官制，大体对得上。这是一个还带着浓重部落遗风的国家，五部大人各据一方，王权并不像中原王朝这般集中，权臣往往就出自这些手握部众兵马的部长之家。
盖苏文日后能弑君、能专权、能调动大军抵御御驾亲征，靠的，正是他东部大人这个位子底下，那一片世袭的领地和部曲。
“原来是一位部帅。”文安面上却只淡淡应了一声，又问，“听唐公的口气，这位泉大人，在高句丽似乎并不如何显赫？”
“显赫谈不上。”唐俭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高句丽五部，内部王族最尊，北部、西部那两部，地广兵强，历来出掌权的人物。东部排在其次。盖苏文袭的是他父亲的旧职，年纪也不算大，听说性子阴鸷，不大与人往来，在高句丽的朝堂上，还算不上头一号的角色。”
他看着文安，反倒起了几分疑：“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么一个人来？一个东部大人，还不值得你长安令、文侯亲自挂心吧。”
文安心里早备好了说辞。
他笑了笑，语气放得平淡：“没什么。下官前些时日查倭国、高句丽细作那桩案子，在县廨封存的文书里，连带翻出几份早年的朝录、边报，上面零零碎碎，提过高句丽几个有权位的臣工，其中便有这个名字。下官当时没在意，今日与唐公说起高句丽，便顺嘴一问，没想到还真有这么个人。”
这番话半真半假。
细作一案是真的，县廨里封存着查缴来的大批文书也是真的，至于那朝录上有没有提过盖苏文，便只有天知道了。可越是这种七分真、三分假的话，越不容易叫人挑出破绽。
唐俭盯着他看了两眼。
他总觉得，文安不会无缘无故问起一个人。这小子年纪轻轻，心思却深，每每提起一个看着不相干的人、一件不相干的事，后头往往都跟着别的盘算。当日在突厥牙帐里，他便隐约有过这种感觉。
可文安既不肯说透，话也圆得滴水不漏，他身为上官，总不好按着人家的脖子，逼问他心里到底藏着什么。
“哦。”唐俭拖长了声调，终究只是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把那点疑问，暂且压回了肚子里。
他心里却记下了“泉盖苏文”这个名字。文安郑重其事问起的人，总不会是白费口舌。回头得叫鸿胪寺里的人，多留意一下高句丽东部的动静。
厅里一时静了静。
文安见好就收，不再在盖苏文这个话题上多做停留，免得言多必失。他把茶碗搁下，重新问起正事。
“唐公，咱们什么时候去见高句丽的使者？”他道，“他们如今，便住在鸿胪馆中么？”
“可不就住在鸿胪馆里。”一提这个，唐俭脸上便露出几分啼笑皆非的神情，“那是朝廷给四方蕃使安排的住处，食宿都有典客署照着规矩供给，不用他们掏一个子儿。”
“这帮高句丽人，抠门得很。”
他摇着头，语气里满是不屑。
“按说能出使长安的，在本国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朝廷又另有赏赐。可他们到了长安，一不租坊里的宅子，二不进西市的酒楼，天天窝在客馆里，穿得素净，吃得简单，见了人就哭穷，张口便是鄙国小邦、地狭民贫，摆出一副穷酸相来，也不知是做给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