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的健康脉搏，强有力地搏动着，驱动着军事、工业与海外事业的巨轮滚滚向前。然而，朱由检深知，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够规范并保障这全新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这辆狂奔的马车终有倾覆之虞。旧的《大明律》如同一位身着宽大儒袍的老者，虽威严尚存，却已难以完全适应这个充斥着蒸汽机、远洋公司、专利纠纷与劳资矛盾的新时代。于是，一场旨在为帝国这具焕然一新的躯体量身裁剪合身“法衣”的浩大工程，在春末的北京悄然启动。
紫禁城文华殿，气氛庄严肃穆。此次被召见的，除了内阁、刑部、户部、工部的核心官员外，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物——他们并非朝廷重臣，而是来自格物院法律研究所的学者、松江大学堂精通罗马法与商事惯例的教习、以及几位被特旨征召的、在民间享有盛誉的“刑名夫子”和精通海事纠纷的状师。这是一次跨越了传统朝堂界限的联席会议，其议题只有一个：全面修订《大明律》，增补适应新时代的专门法。
主持会议的刑部尚书开场便点明了严峻性：“陛下，诸位同僚。今之世，非昔比。商船远航万里，纠纷何以断之？格物院之新巧机械，他人仿制，权益何以护之？数人合资设厂，盈亏何以分之？工坊佣工数千，劳资何以衡之？旧律于此，或语焉不详，或全然空白。若无法可依，则奸猾者钻营，守法者困顿，争端日起，国无宁日！”
一位来自格物院的年轻学者率先发言，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笔记：“尚书大人所言极是。仅以《格物专利法》为例，现有案例已显不足。譬如，一人改良织机，提升了效率，另一人稍作改动，是否算侵权？侵权之赔偿，又当如何计算？此非仅关乎工匠私利，更关乎激励创新之国策！需明确专利之界定、申请、保护期限及侵权罚则，细则必须清晰，方能鼓励万众创新。”
紧接着，一位来自松江的状师，以其处理过多起远洋贸易纠纷的经验，侃侃而谈：“《海商法》更是迫在眉睫！船货损失，风险谁担？共同海损，如何分摊？船舶抵押，契约何效？船员于海外犯事，管辖权属谁？以往多依习惯或援引部分泰西条例，然我天朝上国，岂能无法可循，反效蛮夷？此法需明确规定船东、货主、船员之权责，确立海事仲裁之机制。”
随后，关于《公司法》的讨论更为激烈。户部官员关心的是公司如何注册、如何纳税、账目如何核查，以防止奸商借公司之名行欺诈之实。而来自民间的“刑名夫子”则更关注公司的内部治理、股东权利、以及破产清算时如何保障债权人利益，他们引经据典，试图从古老的契约精神中寻找与现代公司制度的契合点。
讨论并非一团和气。新旧观念的冲突时有发生。当谈到是否应在法律中明确“有限责任”概念（即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时，一位老成持重的御史立刻表示反对：“此乃纵容奸商之举！若其经营不善，欠下巨债，便可一走了之，置债主于何地？我中华历来强调父债子偿，人需为其行为负全责，此等‘有限’之说，实乃败坏人心！”
而支持者则据理力争：“大人，若无有限责任，谁敢轻易投资远航、开矿设厂？动辄倾家荡产之风险，足以扼杀一切工商活力。泰西诸国商事之盛，与此概念关系甚大。此乃鼓励投资、分散风险之必须，非为纵容，实为规范！”
类似的争论，在劳工权益、环境保护（虽无明确提法，但已有官员提出工坊排污致害应赔偿）、乃至女子财产权等议题上，不断上演。文华殿内，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数据纷陈，时而面红耳赤。朱由检大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在关键处插言引导，确保讨论不偏离“适应时代、保障发展、维护稳定”的大方向。
他深刻地意识到，法律不仅仅是惩罚的工具，更是构建社会秩序、引导社会预期、保障各类主体权利的基石。一部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帝国从传统人治走向现代法治的必经之路，是确保工业革命成果不被内部分裂所吞噬的坚固堤坝。
经过数轮密集而激烈的研讨、起草、修改，初步的草案终于成形。朱由检最终拍板，采取了务实而灵活的策略：
“旧律之根基，不可轻动。然新事需新法。可将《大明律》之修订，分步进行。此次，先行颁布《大明律·商事海事专利诸例》作为特别补充编，将《海商法》、《专利法》、《公司法》等单行法之核心原则与条款纳入其中，暂不与旧律其他部分做根本性冲突之修改，以求尽快施行，解决燃眉之急。”
“同时，成立‘律法修订馆’，由刑部牵头，格物院法律所、大学堂及民间律法大家参与，对《大明律》进行全面、系统的审视与修订，此乃长期之功，不必急于求成。”
旨意下达，《大明律·商事海事专利诸例》的编纂工作进入最后冲刺。当第一份用最新活字印刷术印制、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诸例》样本被恭敬地呈送到朱由检面前时，他轻轻抚摸着那坚实的纸页，仿佛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试图规范一个全新时代的雄心与力量。
“颁行天下吧。”他平静地下令，“让帝国的商船、工坊、交易所，都在这新的规则下运行。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帝国的法律必将如它的疆域与力量一般，不断演进，覆盖寰宇。”
法律的完善，虽无声无息，却如同为帝国这艘巨轮安装了精密可靠的导航仪与稳定器。它试图将蒸汽的力量、资本的冲动、劳工的诉求、创新的火花，都纳入一个有序的轨道，为即将到来的、更加激烈的《寰宇争锋》，奠定国内秩序的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条文的增补，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治理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