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玻璃镜、座钟与肥皂悄然改变着帝都坊间的日常生活节奏时，另一场更为隐秘、触及社会根基伦理的细微变化，正在帝国年轻一代受过新学熏陶的士子圈层中，如地底潜流般悄然涌动。这场变化的焦点，集中在了延续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上。
松江府，华亭县。被誉为“新学重镇”的求是书院内，一场旬日举行的“经世文会”刚刚结束。今日辩论的主题本是“格物之理与儒家大道”，但几位年轻学子的思绪，显然还沉浸在方才激烈交锋的余韵中，并未完全回归圣贤经典。
“守仁兄今日所言‘格物即是格心，穷究物理亦为明明德之一途’，深得我心！”年方二十、出身徽商之家却弃商从文的学子方以智兴奋地对身旁的好友，来自浙东、同为求是书院学子的黄宗羲说道。他口中提及的“守仁兄”，乃是书院中一位敢于重新阐释王阳明心学以契合格物精神的年轻讲师。
黄宗羲性格更为沉静内敛，他点了点头，目光却望向窗外书院庭院中几株在冬风中摇曳的腊梅，若有所思道：“理虽如此，然知行合一何其难也。譬如这‘格物’，可究蒸汽之力，可探金石之秘，然于世间人伦、礼法习俗，又当如何‘格’之？莫非先贤所言，便皆是万古不移之真理？”
他这话语，隐隐带着一丝超越当下辩论主题的探询。方以智闻言，眼睛一亮，压低了声音：“太冲（黄宗羲的字）兄此问，正挠到痒处！我近日读了些泰西传教士带来的杂书，虽多荒诞不经，然其中提及彼邦男女婚配，竟有需双方本人点头应允之说，虽觉匪夷所思，却也不免思量……”
他顿了顿，见四周无人注意，声音更低：“便说我家，父母已为我定下姑母家表妹，言其性情温良，女红娴熟，乃良配。我连表妹面都未曾好生见过几回，更不知其心性喜好是否相投，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将一生姻缘定下。这……这与那格物院调配药剂，不先试其性，便贸然施用，有何本质区别？岂非亦是不‘格’物之精神？”
这番话，在当下可谓大胆至极。黄宗羲闻言，神色一凛，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才低声道：“以智兄慎言！此乃人伦大防，非同小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礼之根本，岂可与金石药剂相提并论？若人人皆自择婚配，岂不天下大乱，廉耻尽丧？”
“非是说要全然废弃礼法，”方以智争辩道，脸上因激动而泛起红晕，“只是……只是觉得，或可于‘父母之命’外，稍存些许余地。譬如，是否可让双方于定亲前，有数次公开场合相见、交谈之机？是否……也应稍稍顾及男女双方自身之意愿？我观那新式学堂中，男女虽分班而教，然共同参与学社活动、探讨学问者亦不乏其人，彼此皆知书达理，以礼相待，岂不较那盲婚哑嫁更近人情，更合‘仁’之本义？”
他所说的，正是松江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出现后，带来的一个未曾预料的影响。年轻男女在相对开放（尽管仍有严格界限）的环境中一同学习、参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接触和了解。虽然绝大多数人依然恪守礼教大防，但内心深处，对于完全由外界主导的婚姻，已开始萌生一丝若有若无的质疑与憧憬。
黄宗羲沉默了片刻。他想起了自己那位由父亲早年定下、素未谋面的未婚妻，心中亦有一丝难以言喻的茫然。他叹道：“此论……过于惊世骇俗。纵然有理，亦非当下可行。礼法如山，众口铄金。若贸然行之，非但不能成事，反会累及自身与家门清誉。”
“我岂不知其难？”方以智也叹了口气，语气却依然带着不甘，“只是觉得，既然我等可质疑经义注疏，可探究宇宙奥秘，为何独独于此关乎一生幸福之事，却要墨守成规，不容丝毫置疑与变通？这……或许亦是另一种‘格物’吧，格的是这世间最难测的人心与礼法之‘物’。”
就在两位年轻士子在书院一角低声探讨这“危险”话题的同时，在南京国子监附近的一家清雅茶肆“听雨轩”内，另一幕更为直接的冲击正在上演。
一位名叫沈继贤的监生，竟与一位戴着帷帽、身形窈窕的年轻女子在雅座内低声交谈。那女子并非风尘中人，也非家中婢女，而是南京城内一位开明致仕官员的女儿，姓柳。两人因在一次由某位倡导“文学改良”的士大夫组织的诗会上相识，因志趣相投，竟互生情愫。此事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引来了几位同窗的侧目与非议。
“沈兄，你……你怎可如此孟浪？与未婚女子私相授受，此乃士林大忌！”一位相熟的同窗找到沈继贤，痛心疾首地劝道。
沈继贤面色微红，却并无太多悔意，反而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坦然：“李兄，我与柳姑娘发于情，止乎礼，每次相见皆有丫鬟在场，或在公开诗会，或在此类雅肆，谈论者无非诗词歌赋、古今见闻，从未逾越雷池半步。何以便是‘私相授受’？莫非男女之间，除了父母之命，便不能有丝毫洁净的知交之情？”
“糊涂！”那李姓监生跺脚道，“人言可畏！瓜田李下，自当避嫌！你如此行事，置柳姑娘名节于何地？置你自家前程于何地？若被御史风闻，参你一个‘品行不端’，你十年寒窗岂不尽付东流？”
沈继贤闻言，脸上闪过一丝挣扎，但最终还是倔强地摇了摇头：“若因恪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教条，便要压抑本心，与一个全然陌生之人捆绑一生，我……我实难心甘。柳姑娘蕙质兰心，见解不凡，远非寻常闺阁女子可比。若能……若能……”他后面的话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然明了。
李姓监生见他如此执迷不悟，只得摇头叹息而去。沈继贤与柳姑娘之事，虽未酿成大风波，却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在南京国子监这个帝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年轻士子圈中，激起了层层涟漪。有人鄙夷，有人担忧，但也有人在私下里，隐隐生出一丝难以言说的羡慕与同情。
这些发生在松江、南京的零星事件，如同黑夜中偶尔闪过的微弱萤火，远不足以照亮整个天空，更无法撼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座千年冰山。它们只是潜流，是萌芽，是帝国在经历器物、制度层面剧烈变革时，于社会伦理最深处所产生的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裂隙。
朱由检通过皇城司的密报，隐约知晓了这些风声。他并未表态支持，也未曾下令打压。他知道，观念的演变，远比技术的推广和制度的变革更为缓慢和复杂，强行干预往往适得其反。他只是静静地观察着，任由这潜流在社会的肌理下悄然流淌。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他在一次与宋应星谈及社会风气时，似是无意地提点了一句，“旧邦新命，不仅在于器物制度，亦在于人心。然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当以引导为上，潜移默化为要。”
他明白，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了新式教育，开始用“格物”的眼光审视世界时，对传统伦理的重新审视与质疑，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这婚姻伦理的些微松动，仅仅是这场更为漫长、更为深刻的思想与社会变革大潮中，最初泛起的一朵微小浪花。帝国的未来，不仅需要坚船利炮和繁荣经济，也需要容纳这些在时代夹缝中悄然生长的、充满矛盾与希望的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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