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鲁北大地，寒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烈些。滨州、惠民、寿光一带的土坯房上压着薄薄的霜花，清晨的街道上，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们哈着白气，车把上挂着的铝制饭盒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持续近三年的噩梦，正悄然笼罩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留着时髦卷发的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将在深夜的黑暗中，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攥紧心脏。
一系列割伤美少女耳朵的恶性伤害案，正以令人心悸的姿态，一步步撕开这个年代的平和表象。
消息像被狂风卷起的沙尘，迅速席卷了整个鲁北地区，甚至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夜里别让姑娘单独睡”“出门最好有人陪着”，成了家家户户睡前的叮嘱。派出所的户籍警下片区时，总能看到巷口聚集着窃窃私语的居民，他们脸上挂着掩不住的恐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朵，仿佛那脆弱的器官下一秒就会遭遇不测。社会舆论更是炸开了锅，地方小报用加粗的黑体字印着“鲁北出现割耳恶魔”，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里，评书先生讲到惊险处，总会借题发挥一句“这比江湖上的采花大盗还要歹毒”。
拂晓惊魂：高家院子的血色呼救
1986年1月7日，拂晓时分的滨州市和平区，天刚蒙蒙亮，远处的工厂还没响起上班的汽笛声，高家院子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冬日的沉寂。“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16岁的小高捂着右侧脸颊，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汩汩涌出，顺着下巴滴落在冻得发硬的地面上，瞬间凝成了暗红色的冰碴。他疼得浑身发抖，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乱蹦，额头上的青筋因为剧痛而暴起。
高家的灯“唰”地全亮了。母亲王桂兰披着棉袄从屋里冲出来，一看见儿子满脸是血的模样，腿一软差点摔倒，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儿啊！这是咋了？谁把你弄成这样的？”父亲高建国刚穿好裤子，抄起门后的扁担就往外冲，嘴里吼着：“哪个天杀的敢在老子家门口行凶！我跟他拼命！”姐姐高秀梅也赶了过来，看着弟弟血淋淋的伤口，吓得脸色惨白，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这一切，本该是冲着她来的。
前一天夜里，滨州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2度，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响。高秀梅在棉纺厂上夜班，临走前看着弟弟冻得缩脖子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今晚去我屋里睡，我那屋有煤炉，暖和点，顺便帮我看会儿门。”小高听了姐姐的话，乐呵呵地搬着被褥去了东厢房——那是姐姐独居的卧室，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摆着一瓶姐姐舍不得插的塑料花。
凌晨四点多，小高睡得正沉，迷迷糊糊中觉得右耳一阵钻心的剧痛，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狠狠划了一下。“嗖”的一下，那股凉意带着撕裂般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他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下意识地摸向耳朵。
空荡荡的，只剩下黏腻的鲜血。
“啊！”他的尖叫还没喊完，就看见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一条黑影像野猫一样窜了出去，踩着院墙上的砖缝一跃而过，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留下院墙外几声急促的脚步声。
高家的哭喊和呼救声很快惊动了邻居，十几个街坊涌进院子，有的帮着捂伤口，有的跑去打电话报警，还有的追出院外试图寻找凶手的踪迹，但黑暗中早已没了人影。混乱中，有人不小心踢翻了小高床边的煤炉，炉灰撒了一地；有人为了看伤口，伸手碰了碰床上的血迹。
等滨州市公安局的干警赶到时，原本可能留存线索的现场，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接到报案的周宪文局长，当时刚吃完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这位从部队转业的老公安，脸上总是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沉稳，一听发生了这么恶劣的案件，饭碗一放就抓起了警服。“通知技术科、刑警队，五分钟后出发！”他对着对讲机喊完，又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快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案发现场的东厢房里，周局长蹲在床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床上的棉被被血浸透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半干，边缘卷着硬边。技术科的干警小心翼翼地用镊子翻看被褥，嘴里嘟囔着：“局长，现场太乱了，脚印、指纹全被破坏了，连个可疑的毛发都没找到。”周宪文点点头，目光扫过墙头，那里有一块砖松动了，砖缝里挂着几根黑色的纤维，应该是凶手翻墙时刮下来的。“凶手是后半夜翻墙入院的，目标明确，动作利落，用的是锋利的刀具，割耳后迅速逃离，心理素质很强。”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先走访受害人亲属，弄清楚到底是冲谁来的。”
高秀梅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声音带着哭腔：“肯定是冲我来的。我在厂里处了个对象，后来吹了，他一直耿耿于怀，前阵子还在厂门口堵过我，说要让我‘后悔’。”她顿了顿，眼泪又流了下来，“都怪我，要是我不让弟弟去我屋睡，他也不会遭这个罪……”
干警们很快摸清了情况：22岁的高秀梅是棉纺厂的女工，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留着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卷发，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之前和同厂的一个男工处过对象，后来因为对方脾气暴躁、有家暴倾向而提出分手，对方曾多次威胁她。而小高因为从小跟着姐姐长大，留着一头齐肩的长发，加上身形瘦弱，夜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女性。
“凶手应该是冲着高秀梅来的，报复性伤害。”刑警队的老陈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夜里光线暗，他把小高当成了高秀梅，所以才下了手。”这个推断得到了大多数干警的认可。接下来的七个多月里，警方围绕高秀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拉网式排查，那个威胁过她的前男友被列为头号嫌疑人，被反复讯问了多次，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他正在外地的亲戚家帮忙盖房子，有十几个人可以作证。
干警们没有放弃，又陆续排查了高秀梅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她中学时的同学，凡是有过矛盾纠葛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三伏天里，他们顶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滨州的大街小巷，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踪迹。案件陷入了僵局，周宪文局长的办公室里，那盏台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再添新案：郭氏姐妹的深夜惊魂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再次露出了獠牙。1986年8月28日凌晨两点，滨州市红旗居民区的郭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打破了夏夜的宁静。“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20岁的郭大国躺在床上，双手捂着左侧耳朵，鲜血顺着她的脖颈流到枕头上，把枕头套染成了暗红色。旁边的妹妹郭二丫吓得缩在床角，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魔鬼……有魔鬼进来了……”
郭家人被哭声惊醒，父亲郭老汉举着煤油灯冲进西厢房，看到大女儿满脸是血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抄起门后的锄头就往外冲，却被老伴死死拉住：“你去哪儿啊？凶手早就跑了！快给公安局打电话！”郭大国的母亲扑到床边，看着女儿空荡荡的左耳根，心疼得号啕大哭：“我的苦命闺女啊，你这还没嫁人呢，可咋整啊……”
周宪文局长接到报案时，正在办公室里研究小高案的卷宗。“又是割耳？”他猛地站起身，眼里闪过一丝怒火，“通知孙树俭、袁海泉，让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也带人过来，现场必须保护好！”这一次，警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技术科的干警带着手套、口罩，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
西厢房里，郭大国和妹妹睡在一张双人床上，郭大国睡在外侧。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块，平时糊着的白纸被撕得粉碎，门插销也坏了，地上放着一把顶门用的椅子，已经被撞得歪到了一边。“我睡得正香，突然觉得耳朵一阵疼，醒来一摸，就没了。”郭大国的声音带着哭腔，脸色苍白如纸，“我啥也没看见，就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跑得特别快。”
技术科的干警在门后的地面上，发现了几滴零星的血迹，还有一个模糊的脚印，但因为是泥土地面，脚印很快就氧化了。“犯罪分子还是深夜翻墙入院，从破损的玻璃处伸手打开门闩，作案手法和高家案很像。”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蹲在墙根下，指着墙上的一个脚印说道，“你看，这个脚印的尺寸和高家案现场墙头上的脚印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人。”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异常凝重。干警们发现，这两起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凶手都是翻墙入院、入室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性（小高因长发被误认），作案工具都是锋利的刀具，且作案后都迅速逃离，现场几乎不留下痕迹。“可以并案侦查。”周宪文局长敲了敲桌子，“现在我们要重新梳理线索，不能只盯着高秀梅的社会关系了。”
经过走访得知，郭大国和高秀梅不同，她性格文静，作风正派，在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几乎没有社交，更没有什么恋爱纠葛，是街坊邻里眼中的“好姑娘”。“那凶手为什么要盯上她？”刑警队长袁海泉皱着眉头问道。这时，郭老汉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我前阵子在菜市场和人吵过架，那人说要让我‘家破人亡’。”
郭老汉是个木匠，前段时间给一个客户打家具，因为对方觉得木料不好，要求降价，两人吵得面红耳赤。那个客户脾气暴躁，当时就拍着桌子骂道：“你要是不降价，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让你闺女也没好日子过！”这个线索让干警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找到了那个客户，对其进行了讯问和调查。可没想到，对方案发当晚正在外地出差，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线索再次中断。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专案组展开了大规模的拉网排查，以郭家和高家为中心，辐射周边五个居民区，走访了近两千户人家，查出了10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干警们白天走访，晚上整理材料，有的人累得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头枕着卷宗，脸上还沾着墨水；有的人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询问情况。可即便如此，这100多条线索还是被一一排除了，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一点踪迹。
魔影再临：水利安装队的血色凌晨
1987年春节刚过，鲁北大地还残留着年味，家家户户的春联还鲜红欲滴，那个恶魔又一次行动了。3月1日凌晨3点，滨州市水利安装队的女工小谷，刚送走恋爱对象王某不久，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屋子里还残留着王某身上的烟草味。
突然，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了小谷。她以为是王某落下了东西回来取，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是你吗？”没人回答。紧接着，她感到右耳一阵剧痛，像是被人用刀生生割了下来，疼得她瞬间清醒过来，尖叫着想要坐起身。可凶手比她更快，一把按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拿着刀，在她的脸上划了两刀，交叉的伤口瞬间涌出鲜血，流进了她的眼睛里，让她看不清凶手的模样。
小谷拼命挣扎，手脚乱蹬，却被凶手连刺了几刀，手上和脚上的伤口火辣辣地疼。她的尖叫惊动了隔壁的邻居，邻居大喊着“谁啊！干什么呢！”，凶手这才慌了神，转身就跑。小谷趴在床上，浑身是血，看着凶手的黑影消失在门口，嘴里不停地喊着“救命”，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
周宪文局长赶到现场时，小谷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她的卧室里一片狼藉，被子被扯到地上，床单上全是血迹，地上散落着几张沾有血迹和分泌物的卫生纸。“这些卫生纸是怎么回事？”技术科的干警问道。小谷的母亲红着眼圈说：“血迹是小谷擦伤口的，那些有分泌物的……是她对象昨晚留下的。”
经过勘察，警方发现凶手这次是从后门进入的，小谷送走王某后，后门没有关严，只挂了一个搭扣。凶手作案后，还顺手牵羊拿走了鸡窝上晒的一双白运动鞋。“这双鞋是小谷刚买的，还没穿几次。”小谷的母亲说道。技术科的干警提取了床单上的血迹和卫生纸上的分泌物，但经过化验，血迹确实是小谷的，分泌物是王某的，没有发现凶手的痕迹。
走访得知，23岁的小谷长得很漂亮，性格也比较外向，身边有不少追求者，曾经有几个人因为她争风吃醋，甚至在工厂门口打过架。“会不会是那些追求者中的某个人，因为得不到小谷而报复她？”刑警队的年轻干警小李说道。这个推断得到了部分干警的认可，他们立刻对小谷的追求者展开了调查，可查来查去，这些人案发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有的在加班，有的在和朋友喝酒，都能被人证实。
案情分析会上，干警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小谷案和前两起案件不同，凶手不仅割耳，还毁容、伤人，甚至有盗窃行为，作案动机更像是争风吃醋的报复，不具备并案条件；另一派则认为，虽然作案细节有差异，但核心手法是一致的，都是凌晨入室、伤害年轻女性，应该并案侦查。
“我认为应该并案。”郭凤鸣科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缓缓说道，“大家看，三起案件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凶手选这个时间作案，就是为了降低受害人的警觉性。作案手法都是用锋利刀具割耳，动作迅速，说明凶手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或者心理素质极强。而且，三起案件的间隔时间都在7个月左右，这说明凶手有一定的蛰伏期，在等待下一次作案的机会。”
郭科长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毁容和盗窃，可能是凶手的作案手法在升级，也可能是他临时起意。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就否定并案的可能性。从‘割耳’这个核心特征来看，这三起案件绝对是同一个人所为。”他的话让在场的干警们都陷入了沉思，周宪文局长点了点头：“郭科长说得有道理，下一步，我们重点排查有犯罪前科、家庭关系不和、失恋、智力低下或者神经不正常的男性，尤其是那些有变态行为的人。”
此时，系列割耳案已经在滨州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许多女青年夜里不敢单独睡觉，有的让父母在床边守着，有的干脆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甚至有几个即将结婚的姑娘，因为害怕而推迟了婚期。水利安装队的女工们，晚上下班都要结伴而行，手里拿着木棍、剪刀等防身工具，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公安干警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周宪文局长的头发在短短几个月里，白了一大半。
跨区疑云：寿光与惠民的相似案件
就在滨州警方全力侦查之际，山东省公安厅传来了一个消息：寿光县1986年5月发生的一起割耳案，与滨州的系列案件有诸多相似之处，建议并案侦查。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干警们精神一振，扩大侦查范围，或许能找到新的线索。
1986年5月24日，寿光县城关九岗村的女工林英，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噩梦。23岁的林英在造纸厂上班，当天因为加班，直到半夜11点才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总觉得身后有个人跟着她，脚步轻得像猫一样。“谁啊？”她回头喊了一声，身后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投下的长长的影子。林英心里有点发毛，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回了家。
当时正好赶上停电，林英点上蜡烛，洗漱完后看了一会儿书，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凌晨2点左右，一阵剧痛让她猛地醒来，她下意识地摸向左侧耳朵，发现耳朵已经不见了，鲜血顺着她的脸颊流到了枕头上。她刚想尖叫，凶手又挥刀划向她的脸，左眉间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右手虎口和背部也各挨了一刀。林英疼得浑身发抖，拼命挣扎，凶手见状，仓皇逃走，她只看到一条瘦小的黑影消失在门外。
寿光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但和滨州的案件一样，现场被破坏严重，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情上报到省厅后，引起了省厅领导的重视，在得知滨州发生系列割耳案后，立刻将两起案件的卷宗进行了比对。
在省厅的协调下，滨州专案组的干警们赶到了寿光，与寿光县公安局的干警们共同分析案情。“我认为是同一个人干的，”寿光县公安局的李局长说道，“凶手都是夜间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工，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而且都有伤人后迅速逃离的特点。”但也有干警提出了不同意见：“滨州的案件都是入室作案，而林英案，凶手是怎么进入室内的？林英说她睡前锁好了门。”
经过反复调查，干警们发现林英家的窗户插销有松动的痕迹，凶手很可能是从窗户进入室内的。“这说明凶手有很强的攀爬能力，”周宪文局长说道，“而且他的体态应该比较瘦小，才能从窗户钻进来。”结合四起案件的情况，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画像：凶手为男性，年龄在18-25岁之间，体态瘦小，有较强的攀爬和流窜能力，心理不正常，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受过重创，尤其是在婚恋方面。
就在专案组围绕这个画像展开排查时，滨州又发生了一起特大奸杀妇女案，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上级命令专案组抽出部分骨干力量，参与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一边是持续近一年的系列割耳案，一边是新发生的特大奸杀案，干警们分身乏术，压力更大了。而此时，关于割耳恶魔的谣言越来越多，甚至有香港的媒体报道称“中国北方出现魔鬼城”，把案件渲染得更加恐怖，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1987年3月，省厅领导召集滨州、寿光两地的专案组成员，在济南召开了案情研讨会。“犯罪分子之所以迟迟没有落网，一是因为我们的网眼太大，排查不够细致；二是因为我们的排查范围太局限，只盯着受害人认识的人，”省厅的王厅长说道，“大家想想，凶手不可能对四个受害人都有仇有恨，他的作案动机，更可能是仇视社会、仇视年轻女性，是一种心理变态的报复行为。”
王厅长的话点醒了在场的所有人。周宪文局长当即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不再局限于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以滨州、寿光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重点排查18-25岁之间，有犯罪前科、流氓行为，因婚恋或家庭关系受刺激，心理变态，有工不做、经常夜间外出的男青年。“我们要立足于抓获现行，在重点区域安排警力守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进行盘查。”
按照这个思路，干警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他们白天走访工厂、居民区，晚上在重点路段、居民区附近蹲守，有的干警甚至半个多月没回家，住在单位的临时宿舍里，吃的是泡面和馒头。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查访了9000多人，查出400多个嫌疑人，重点锁定了57个有重大嫌疑的人。虽然没有查获系列割耳案的凶手，但也带破了一批其他的刑事案件，抓获了12名刑事犯罪分子。
就在排查工作紧张进行时，专案组的干警们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惠民县1986年发生的两起伤害妇女案，与滨州的系列割耳案有许多相似之处。周宪文局长立刻带领侦查人员赶赴惠民，对这两起案件进行核查。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86年8月18日凌晨2点，惠民县造护理乡双庙村的姑娘牛花，刚睡着不久，就觉得有人摸她的头。她吓得立刻起身呼救，凶手见状，挥刀在她的左腮上划了一刀，然后迅速逃离，牛花只看到一条黑影消失在门外。第二起案件发生在20多天后的9月10日凌晨3点，东庙村20岁的姑娘张妹，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摸她的耳朵，她急忙翻身挣扎，右腮部被凶手割了一刀，凶手仓皇逃走。
惠民县公安局的卷宗显示，这两起案件的凶手都是深夜翻墙入院，入室作案，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目标都是年轻女性，而且现场都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虽然这两起案件没有割到耳朵，但其他特点和我们正在侦查的割耳案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只是因为受害人及时反抗，凶手没有得手。”郭凤鸣科长说道。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两起案件与之前的四起案件并案侦查，侦查范围进一步扩大。
嚣张至极：饭店服务员的白昼遇袭
1987年9月26日，滨州某单位的营业员贺小姐，经历了一场惊魂夜。18岁的贺小姐长得亭亭玉立，是单位里公认的“一枝花”。当天晚上，她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凌晨4点多，她突然感觉到有人摸她的头，刚要呼救，嘴上就挨了一刀。“嗷”的一声尖叫，贺小姐疼得滚到了地上，她的母亲被惊醒，急忙拉起电灯，只见一条黑影窜出窗外，翻过院墙消失了。
贺小姐躺在地上，满嘴是血，嘴唇被两边豁开，创口长达10多厘米，连牙齿都露了出来。她的母亲抱着她，哭得肝肠寸断：“我的闺女啊，你这嘴以后可咋整啊……”这起案件的发生，让凶手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他竟然敢在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作案，而且目标不仅仅是耳朵，更是对受害人进行全方位的伤害。
案件发生后，专案组立刻调集人马奔赴现场，进行勘察和访问。同时，在滨州的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对全市的旅店、饭店、歌舞厅等公共场所进行治安大清查，对各企事业单位、厂矿的夜间活动人员逐个进行排查。周宪文局长在动员大会上，声音嘶哑地说道：“凶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是抓不到他，就对不起老百姓的信任，对不起身上的这身警服！”
干警们分成6个战斗组，在滨州的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守候。有的干警藏在居民楼的楼道里，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有的干警趴在路边的草丛里，身上沾满了露水和泥土；有的干警乔装成路人，在街头巷尾来回巡视。可即便如此，凶手还是像幽灵一样，没有露出任何踪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88年8月，距离第一起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这两年多里，干警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好好陪过家人，可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案件，让整个案情出现了转机。
1988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左右，滨州市某饭店的服务员小李姑娘，正在家里睡午觉。因为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她睡得很沉，朦朦胧胧中，感觉到有人朝她扑来。她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瘦小的男子站在床前，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握着匕首，满脸凶气，眼神里透着一股疯狂的光芒。
小李吓得魂飞魄散，刚想喊“救命”，那男子就举起菜刀，朝她的头上砍来。“噗”的一声，菜刀砍在了小李的额头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小李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菜刀的刀刃，手心被割得鲜血淋漓。凶手见状，另一只手拿着匕首，朝她的肩头捅了一刀。“杀人啦！救命啊！”小李忍着剧痛，大声呼救，声音穿透了窗户，传到了街上。
凶手一看情况不妙，挣脱小李的手，转身就往门外跑。此时，正在附近巡逻的小分队战斗小组长、滨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长袁海泉，接到了群众的报案。“快！凶手往五四居委会方向跑了！”袁海泉大喊一声，带领战斗组的干警们，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去。他知道，此刻是抓获凶手的最佳时机，一旦让凶手跑远，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袁海泉追出院外不远，看到几个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路边，急忙问道：“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瘦小的男人跑过去？”其中一个穿蓝布衫的妇女说道：“有啊！刚才有个小个子男人急匆匆地跑过去，好像是叫盛华的，就住在五四居委会。”“好！”袁海泉立刻带领干警们，朝着五四居委会的方向跑去。
他们很快找到了张盛华的家，敲了半天门，没人应答。邻居告诉他们，张盛华刚才回家过一趟，拿了件衣服就往他姥姥家去了。袁海泉二话不说，带领干警们驱车赶往张盛华的姥姥家。傍晚6点多，在张盛华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张盛华。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迹，手里还握着那把带血的匕首。“不许动！”干警们大喝一声，冲上前去，将张盛华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真相大白：扭曲心灵的罪恶之路
当晚，袁海泉队长就对张盛华进行了突审。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张盛华的脸上，他低着头，头发凌乱，遮住了眼睛，一言不发。“说说吧，为什么要伤害小李？”袁海泉问道。张盛华沉默了半天，才缓缓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桀骜不驯：“她瞪我。”“就因为她瞪了你一眼，你就拿刀砍她？”袁海泉追问道。张盛华又低下头，嘟囔着：“我就是看那些打扮漂亮的女的气的慌。”
刚开始，张盛华只承认伤害小李的犯罪事实，对之前的系列割耳案绝口不提。无论干警们怎么问，他都紧闭双唇，不再言语。袁海泉知道，张盛华的性格很倔强，硬审是不行的，必须找到他的软肋。他让人去调查张盛华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很快，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他的面前。
张盛华，1968年出生，案发时20岁，身高1米68，是五四居委会的无业人员。他7岁时因患中耳炎，治疗不及时，导致听力下降，反应比同龄人迟钝。因为这个生理缺陷，张盛华从小就被同伴们嘲笑，骂他“聋子”“傻子”。他的父母对他也很放任，平时不管不问，让他养成了孤僻、暴躁的性格。表面上看，张盛华瘦弱爱笑，很不起眼，但实际上，他的自尊心极强，记忆力也很好，手脚麻利，跑得特别快，尤其是上墙，非常利索。
街坊邻居反映，张盛华虽然听力不好，但很爱面子，谁要是说他的坏话，他就会记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在街头打台球、看录像，晚上就出来胡溜乱逛，有时露宿在街头，有时睡在医院的长椅上，还有时躲在破屋里。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小刀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甚至动刀子。有一次，他在商店里光看不买，服务员说了他几句，他就拿着刀子，找到那个服务员的集体宿舍，要不是被其他人拦住，后果不堪设想。
更让干警们震惊的是，张盛华有严重的变态行为。街坊邻居说，近几年，他经常偷看妇女上厕所，夜里潜入邻居的院子里，听两口子睡觉的动静，还爬到医院妇科的后窗，偷看妇女生孩子。“这个人心术不正，早晚要出事。”一位老街坊这样评价他。
结合这些情况，专案组分析认为，张盛华的性格特点是“吃软不吃硬”，而且自尊心极强，想要让他交代罪行，必须从他的心理入手。袁海泉调整了审讯策略，不再对他进行严厉的追问，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童年经历。“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不容易，别人嘲笑你，欺负你，你心里肯定不好受。”袁海泉说道。这句话戳中了张盛华的痛处，他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在袁海泉的耐心引导下，张盛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因为听力不好，他从小就很自卑，尤其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既羡慕又嫉妒。他觉得那些姑娘都看不起他，不愿意和他说话，甚至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想和一个姑娘说话，她转身就走了，还对她同伴说‘离那个聋子远点’。”张盛华的声音带着哭腔，“从那以后，我就恨那些漂亮的姑娘，我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聊着聊着，张盛华突然说了一句：“在滨州，我就割了三根耳朵。”这句话让在场的干警们精神一振，袁海泉立刻追问道：“哪三根？说说具体情况。”张盛华沉默了一会儿，开始交代他的犯罪事实。他说，1986年1月，他在高家附近转悠时，看到高秀梅长得很漂亮，就起了歹心。夜里，他翻墙进入高家院子，摸到东厢房，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留长发的人，以为是高秀梅，就用刀割下了对方的耳朵，直到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割错了人。
1986年8月，他又盯上了郭大国，因为他觉得郭大国“太傲气”，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翻墙进入郭家，从破损的玻璃处打开门闩，进入西厢房，割下了郭大国的耳朵。1987年3月，他在水利安装队附近看到了小谷，觉得小谷“作风不正派”，就趁她后门没关严，进入她的卧室，割下了她的耳朵，还划了她的脸，顺手拿走了她的运动鞋。
在审讯的过程中，干警们发现张盛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说，每次作案后，看到警方大规模排查却找不到他，他就觉得特别“威风”，有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看着你们在街头转来转去，就是抓不到我，我心里特别高兴。”张盛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在干警们的进一步追问下，张盛华又交代了他在寿光和惠民犯下的罪行。他说，1986年5月，他流窜到寿光，看到林英下班后一个人走夜路，就跟在了她的身后，夜里潜入她的家中，割下了她的耳朵。1986年8月和9月，他在惠民作案时，因为受害人反抗及时，没有割到耳朵，只划伤了她们的脸。
当被问到割下来的耳朵去哪里了时，张盛华的回答让干警们毛骨悚然：“喂狗了。”他说，每次割下耳朵后，他都觉得很“解气”，把耳朵随手扔给路边的野狗，看着野狗争抢撕咬，他心里就会涌起一种病态的满足感。“那些女的不是看不起我吗？她们的耳朵连狗都不如。”这句话从这个二十岁青年嘴里说出来，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令人脊背发凉的冷漠。
为了核实张盛华的供述，专案组立刻展开了证据固定工作。干警们根据他的指认，在他经常藏匿的破屋墙角，挖出了一把用布包裹的匕首，刀刃上的锈迹中还残留着微量血迹，经技术鉴定，与郭大国、小谷等受害人的血型完全吻合。在他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那双被他偷走的白运动鞋，鞋面上的泥土成分与水利安装队宿舍周边的土壤一致。更关键的是，张盛华供述的每起案件细节，都与受害人陈述、现场勘察记录高度吻合，包括高家案中墙头上的黑色纤维，那正是他当时所穿旧外套的材质，这些铁证彻底锁定了他的犯罪事实。
1988年9月，张盛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运动鞋已构成转化型抢劫）被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其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他的听力缺陷并未影响其认知能力，所有犯罪行为均是主观故意下的清醒选择。
1989年1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轰动鲁北的系列割耳案。法庭上，张盛华面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哭诉，起初还试图狡辩，称自己是“被社会逼的”，但当公诉人出示匕首、血迹鉴定报告、受害人伤情照片等一系列证据时，他终于低下了头，不再作声。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法庭辩论中说道：“凶手以极端残忍的手段伤害无辜女性，不仅摧毁了受害者的身体，更在她们心中留下了一生无法磨灭的创伤，其行为已突破社会伦理底线，必须依法严惩。”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张盛华在两年多时间里，流窜于滨州、寿光、惠民等地，连续实施7起伤害案件，致5人耳朵被割、2人面部受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累犯（此前曾因流氓行为被劳动教养），应依法从重处罚。1989年3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盛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盛华当庭表示不上诉，随后该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8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张盛华的死刑判决。在执行死刑前，袁海泉队长最后一次见到了他。此时的张盛华没了往日的桀骜，眼神空洞，他对袁海泉说：“要是小时候有人管我，要是那些人不笑我聋子，我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这句话让袁海泉沉默许久，这个扭曲灵魂的堕落，既是个人作恶的必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在特殊群体关爱、青少年教育上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