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的风，从敞开的窗户里灌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
方俊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凉爽，他的后背已经被一层细密的冷汗濡湿。手里那张薄薄的信纸，此刻重于千钧；那张印着那个上海姑娘笑脸的照片，则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手心刺痛。
“命令”……
这个词，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意味着绝对的服从。在战场上，“命令”是枪炮的准星，是冲锋的号角，是九死一生也要完成的天职。可他从没想过，这个词有一天会用在他的人生，用在他的婚姻上。
父亲的字，一笔一划，都像是砸在石头上的凿子，苍劲有力，不容置疑。但在方俊眼里，那已经不是字了，那是一排排上了刺刀的兵，黑压压地朝他逼过来，堵住了他所有可以转圜的退路。
他缓缓地将目光移到照片上。
张晓雯。一个只在几个月前见过一面的女孩。照片上的她，的确很美，是那种符合年代审美的、健康明朗的美。大眼睛，双眼皮，笑起来嘴角边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透着一股上海姑娘特有的精明和秀气。
可方俊看着这张脸，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他努力地去回忆，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几个月前回家探亲时，那顿无比尴尬的晚饭。他和这个叫张晓雯的姑娘，在双方父母的“导演”下，像两个被推上台的木偶。他记得父母是如何热情地给对方夹菜，如何滔滔不绝地夸耀着自己的“英雄儿子”；也记得张晓雯低着头，小口吃饭，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是羞涩，也是陌生。整整一顿饭，他们俩之间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他不知道她的声音，不知道她的脾气，更不知道在她那漂亮的脸蛋后面，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
而父母，却要他娶了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灵魂，和她共度一生。
为什么？
方俊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苦、辣、涩，唯独没有甜。他知道为什么。因为“门当户对”，因为张晓雯的父母是厂里的干部，因为她是吃“商品粮”的大上海的城市户口，因为她能给他一个“体面”的家庭，一个符合组织期望的、稳固的“后方”。
这一切，都对，都好，都无可挑剔。
可这一切，都跟他方俊，没有半点关系。
他的心，一部分留在了陕北的黄土地上，留给了那个送他绣着“比翼鸳鸯”鞋垫的泼辣姑娘李秀莲；另一部分，碎在了越南的红土地里，跟着那个用身体护住肉包的兄弟王卫国，永远地埋葬了；而剩下那一点点尚有余温的，正小心翼翼地，牵挂着军区大院里那个叫杨岚的、眼神清澈如水的姑娘。
“小方，方干事？发什么愣呢？”
马驰的声音将方俊从纷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他猛地一抬头，发现自己还像根木桩子似的杵在走廊里，科长刘建国和马驰正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关切。
方俊仓皇地将信和照片塞进口袋，动作快得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小偷。
“没……没什么，科长，就是家里来了封信。”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刘建国是什么人？在机关里混了快二十年，察言观色的本事早就炼得炉火纯青。他一看方俊那魂不守舍的模样，就知道这封信里肯定有事儿，而且是大事儿。
他没多问，只是拍了拍方俊的肩膀，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不轻不重地说道：“小方啊，年轻人，刚到新单位，工作头绪多，家里的事也多，这都是正常的。但要分清主次，别让思想背上包袱嘛。有什么难处，可以跟组织上说说，跟我们这些老同志聊聊嘛。”
话说的很艺术，既表达了关心，又守住了分寸。
“是，谢谢科长关心，我没事。”方俊低着头说。
“没事就好。”刘建国点点头，转身回了办公室，“快下班了，都收拾收拾东西吧。”
马驰凑了过来，压低声音，一脸八卦地问：“方哥，家里给介绍对象了？”
方俊一愣，随即苦笑了一下。马驰这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毛头小子，心思单纯，能想到的“家里的事”，大概也就只有这个了。
“算是吧。”方俊含糊地应了一句。
“那敢情好啊！”马驰眼睛一亮，仿佛比自己找了对象还高兴，“方哥你可是咱们师的头号‘王老五’！战斗英雄，提了干，还是大作家，不知道有多少女青年惦着呢！嫂子肯定是百里挑一吧？哪儿人啊？干什么工作的？”
一连串的问题，像机关枪似的，打得方俊毫无招架之力。他看着马驰那张兴奋而纯真的脸，心里那股苦涩，更浓了。
“上海的，会计。”他言简意赅地回答。
“嚯！上海的！大会计！”马驰咂了咂嘴，满脸羡慕，“方哥，你这福气，可真是……真是绝了！啥时候办事儿啊？可得提前说，我好给你准备份子钱！”
方俊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说他根本不想结这个婚？说他心里装着别人？在这种地方，这种话要是说出口，第二天就能传得整个师部大院人尽皆知。
他只能用沉默来代替回答。
幸好，下班的军号声救了他。方俊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大楼。
晚饭，他一点胃口都没有。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馒头和香喷喷的红烧肉，在他看来，味同嚼蜡。他胡乱扒拉了两口，就端着饭盆回了宿舍。
师部给单身的干部安排的是两人一间的宿舍，跟方俊同住的，是宣传科的一个同事，下基层蹲点，没回来。
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头顶那盏昏黄的白炽灯，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
方俊坐在桌前，又把那封信和那张照片掏了出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父亲的信，每一个字都像针尖一样，扎在他的神经上。
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他写字的场景。父亲总是握着他的小手，一笔一划地告诉他：“俊儿，字要写得正，人要走得正。咱们方家的人，可以穷，可以没本事，但腰杆子不能弯。”
可现在，父亲却要他为了所谓的“前途”和“门当户对”，弯下这根从小就教他要挺直的腰杆。
他又想起了王卫国。想起了在西河大队的高粱地里，王卫国喝醉了酒，红着眼睛抓住他的胳膊，咬牙切齿地说：“方俊，你小子要是敢负了秀莲，我王二狗第一个回来，打断你的腿！”
那誓言，言犹在耳。
虽然他和秀莲已经成了过去，虽然卫国也已经牺牲，可那句话，却像一道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方俊的心里。
什么是“负”？
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几乎是陌生人的女人，然后貌合神离地过一辈子，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的背叛吗？是对那个叫张晓雯的姑娘的背叛，也是对他自己内心的背叛，更是对卫国用生命扞卫的那份兄弟情义的背叛！
如果连自己的心都守不住，他还算什么兵？算什么男人？
想到这里，方俊心里最后一丝犹豫，也烟消云散了。
他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在他脚下投下一道忽明忽暗的影子，像他此刻挣扎的内心。
不行，绝不能这样！
他不能像一头被牵着鼻子的牛，被人安排着走完一生。哪怕前面是万丈悬崖，他也得自己走下去！
这个念头一旦清晰起来，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中所有的迷雾。
他重新坐回桌前，从包里拿出信纸和那支陪他写过几十万字的“英雄”牌钢笔，拧开笔帽，深吸了一口气。
灯光下，他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他要写两封信。
第一封，写给父母。
“父亲、亲大人膝下：
见字如面。儿在部队一切安好，已顺利到师部报到，任宣传科干事，请二老勿念……”
他先是报了平安，讲了工作。然后，笔锋一转，开始写那件最艰难的事。他没有激烈的反抗，也没有愤懑的指责，他的语气，是一个儿子对父母的恳求，也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人生的宣告。
“……关于晓雯同志之事，儿思虑再三，恕难从命。二老为儿之前途筹谋，舐犊情深，儿铭感五内。然儿与晓雯同志，仅在上次探家时有过一面之缘，一顿饭的相处，实难作为托付一生的基石。
婚姻大事，应以感情为本，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能定夺。若仅凭‘门当户对’便草率结合，是置婚姻为儿戏，既是对儿之不负责，更是对晓雯同志一生幸福之巨大伤害。
儿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但这份命令，是党和人民给的，是为了保家卫国。若将婚姻也作命令，恕儿不能遵从。儿自己的路，想自己走。
此事，全因儿一人之过，与晓雯同志无关，万望二老切勿迁怒于人。
不孝子方俊，叩上。”
写完这封信，方俊感觉像是打了一场恶仗，浑身都虚脱了。他心里清楚，这封信寄出去，家里必定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但他不后悔。
他拿起第二张信纸，开始写给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未婚妻”。
“晓雯同志：你好。
几个月前饭桌一叙，因有长辈在场，未能深谈，实为憾事。
如今家父家母来信提及你我二人之事，令我万分惶恐，更感愧疚。此事起于长辈之美意，却未曾顾及你我之感受，实为不妥……”
这封信，他写得更加艰难，也更加真诚。他将所有的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说自己常年在部队，性情粗野，不懂温情，配不上她这样的好姑娘。
他又隐晦地提及，自己心中另有所属，无法再容纳他人，希望她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此事错全在我，与你无干。你是一位好姑娘，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你我的婚约，本就是长辈的一厢情愿，万望你能放下。
若因此给你带来任何困扰与非议，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惟愿你今后，觅得良缘，一生顺遂。
方俊，谨上。”
当最后一笔落下，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方俊将两封信仔细地装进信封，写好地址。他看着那两个指向“上海”的信封，心里很清楚，他寄出去的，不仅仅是两封信。
那是一份决裂，一份宣言，也是一个挑战。
他不知道，这两封信，会给他带来一场怎样的狂风暴雨。但他只知道，这一刻，他的心，是坦荡的，是自由的。他终于做回了那个在枪林弹雨中，也能自己选择冲锋方向的侦察兵方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