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水汽与煤炭燃烧后的烟尘味，吹拂过码头上林立的桅杆和喧嚣的人群。汽笛声此起彼伏，不同国家的轮船喷吐着或浓或淡的烟柱，将铅灰色的天空切割得更为杂乱。这里是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新旧交错，空气里鼓荡着一种混合了机遇、混乱与勃勃野心的独特气息。
在众多泊位的其中一个，停靠着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远洋客轮“阿伽门农号”。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乘客们正迫不及待地涌下舷梯，与等候的亲友汇合，或焦急地寻找着行李和接应者。人群的喧闹声中，一位外国绅士的身影显得格外沉静而醒目。
詹姆斯·哈里斯博士年近五旬，身材高大，即使经过数月航程的疲惫，脊背依旧挺得笔直。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色旅行西装，外套一件厚呢长大衣以抵御北方深秋的寒意，头戴一顶黑色的软毡帽，帽檐下露出已夹杂银丝、梳理得一丝不苟的浅褐色头发。他的面容有着典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征，额头宽阔，鼻梁高直，下颌线条分明，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目光锐利而沉静，此刻正透过金丝边眼镜的镜片，审视着眼前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他的左手提着一只沉重的皮质医生手提箱，右手则挂着一根乌木手杖，手杖顶端银质的鹰首在昏黄的天光下闪着冷冽的光。
八年前，他离开这座被称为“天津卫”的城市时，是受聘于伦敦会开办的马大夫纪念医院（mackenzie memorial hospital）的外科主任。那时他正值壮年，踌躇满志，笃信建立在解剖学、细菌学和精细手术技艺之上的现代西方医学，是照亮这片古老土地“蒙昧”医疗现状的唯一火炬。他在这里工作了近十年，救治过不少病人，也经历过文化隔阂带来的挫折，更与当地的中医同行发生过不止一次理念上的激烈冲突。最终，他带着一种混杂着成就感与疏离感的复杂心绪，接受了英国陆军医疗队的征召，前往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
如今，他回来了。身上携带着的，不仅仅是欧战胜利的余晖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荣耀（因在索姆河战役中于炮火下建立前沿救护站并完成数百例紧急手术而获颁），更有在四年血腥战争中淬炼出的、无可比拟的创伤外科经验，以及一整套最新式的、堪称当时外科前沿技术结晶的手术器械和设备——它们正被封存在十几个坚固的木箱里，由码头工人小心翼翼地卸下，堆放在他身旁。
这些设备，是他用尽积蓄、并通过战地同僚关系从欧洲几家顶尖医疗器械公司订购的。包括一台可调节高度和倾斜度的新式手术台、数套不同规格的镀铬不锈钢手术器械（止血钳、组织镊、骨锯、牵开器等皆是最新设计）、一个便携式高压蒸汽消毒器、几盏亮度可调的无影手术灯（尚需适配本地电压），以及少量极其珍贵的早期磺胺类药物样本和更为完备的麻醉设备。在他心中，这些不仅是工具，更是现代医学文明的具体化身，是他准备在天津——这片他视为其医学使命重要舞台的地方——大展拳脚、推行其严谨、高效、可复制的“科学外科”理念的倚仗。
“哈里斯博士！这边，请这边走！”一个略带天津口音的英语呼喊声传来。哈里斯循声望去，看见一个穿着半旧西装、头戴瓜皮帽的瘦削中国男子，正努力挤开人群向他挥手。那是马大夫纪念医院派来的翻译兼助理，姓王，哈里斯还记得他，一个办事还算利落、但对西方医学原理总有些一知半解的年轻人。
哈里斯微微颔首，示意工人小心搬运箱子，然后迈步向王助理走去。他的步伐沉稳，带着一种历经生死与权威历练后特有的从容。踏上天津的土地，脚下是坚实却尘土飞扬的码头地面，耳中充斥着英语、法语、日语以及各种口音的汉语叫喊，空气中复杂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一切既熟悉，又因他自身的改变和外界时局的变迁，而染上了新的色彩。
“博士，一路辛苦了！车已经备好，就在码头外面。”王助理接过哈里斯的手提箱，殷勤地说，“医院那边，史密斯院长和诸位同工，都盼着您回来呢！尤其是听说您带回了欧洲最先进的设备，大家都兴奋得很。”
哈里斯简短地“嗯”了一声，目光却掠过王助理，扫向码头更远处那些低矮的中式房屋、挑着担子叫卖的小贩、以及穿着长袍马褂匆匆走过的行人。战争的经历极大地塑造了他。在战地医院，他见识了工业化战争对人类肉体最残酷的摧残，也将在天津时或许还有的那么一点浪漫化的“医疗传教”情怀彻底磨砺成了对效率、精确和存活率的极致追求。他深信，只有建立在严格消毒、精准解剖、迅速干预和可验证数据之上的现代外科，才是对抗疾病与创伤的唯一正途。对于那些依赖阴阳五行、草根树皮和模糊经验的“传统医术”，他内心本就有限的耐心，在战火洗礼后，几乎荡然无存。
“医院最近情况如何？”哈里斯边走边问，声音低沉，带着英国北方口音特有的硬度。
“哦，忙，非常忙！”王助理连忙回答，“时局不太平，城里城外，械斗、时疫，还有工厂里的工伤，病人不少。咱们医院外科名声在外，很多有头有脸的中国人，也都愿意来看。就是……”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就是那些本地的‘大夫’，还是老样子，不少老百姓生了病，还是先找他们，吃些汤药，扎扎针，拖得重了，才送到我们这儿来。有时候……就晚了。”
哈里斯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下抿了一下。这情况，他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是他决心带着更精良“武器”回来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医学的竞争，更是文明与进步对惰性与蒙昧的攻坚。
汽车（一辆黑色的老式福特轿车）穿过繁华又杂乱的法租界，驶向位于海河畔的马大夫纪念医院。街道两旁，西洋风格的银行、百货公司与中式茶馆、当铺比邻而立，电车叮当作响，人力车夫吆喝着穿梭其间。这幅光景，比八年前似乎更加繁华，也更加光怪陆离。
医院是一座三层高的红砖建筑，带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晚期风格，在周围较低矮的建筑中颇为醒目。车子驶入围墙大门时，哈里斯看到门诊部门口依然排着不算短的队伍，其中中西面孔皆有。这景象让他感到一丝满意——至少，他的“阵地”还在。
院长约翰·史密斯，一位头发花白、身材发福的苏格兰医生，早已带着几位外籍医生和资深中国职员在主楼门前等候。热情的寒暄，对哈里斯坦克勋章（他并未佩戴，但消息早已传开）的祝贺，以及对那批即将运抵的“宝贝”设备的期待，构成了欢迎仪式的主调。
“詹姆斯，你的归来真是太及时了！”史密斯院长用力拍着哈里斯的肩膀，“我们需要你的经验，更需要你带来的新气象。你不知道，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日本人在旭街开的医院，德国人也在扩张他们的诊所。我们必须保持技术上的领先。”
哈里斯点点头：“设备明天就能全部运抵安装。我需要一个更宽敞、更符合无菌要求的手术准备室和器械室。另外，我计划尽快开设针对严重创伤和复杂腹部外科的专项诊疗，并建立更规范的术前术后护理流程。”他的话语简洁，目标明确，是典型的军人作风。
“没问题，都按你的要求来！”史密斯满口答应，随即又略带遗憾地说，“就是本地助手和护士的培养，还是跟不上。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太少，很多观念转变起来也慢。”
接下来的几天，哈里斯忙于安顿、熟悉医院略有变化的格局、以及接收和调试他那批珍贵的设备。当那些锃亮的不锈钢器械在特制的玻璃柜中陈列出来，当那台结构复杂的手术台在翻新过的手术室里被组装起来时，确实在医院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中外医生们都围拢过来观看，发出惊叹。哈里斯亲自演示了一些新式器械的用法，讲解着它们在战地急救中如何提高了效率和存活率。他的自信、专业以及对细节的苛求，迅速重塑了他在医院外科的权威地位。
然而，在这表面的一切顺利之下，哈里斯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横亘在他所代表的医学理念与这座城市广大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受过教育的中上层中国人）固有医疗传统之间的无形壁垒，依然坚固。他查房时，仍会发现有病人偷偷服用家人带来的、气味可疑的草药汤剂；手术同意书的解释工作异常艰难，许多家属更愿意相信“命数”或寻求其他“保险”手段；甚至医院里个别中国籍医护，言谈间也会流露出对某些中医方法“或许有用”的暧昧态度。
一天傍晚，哈里斯站在自己新布置好的办公室窗前，望着窗外海河上往来船只的灯火，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市井喧哗。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拂过桌面上那枚冰冷的、象征着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绶带副本。战争教会他直面血肉与死亡，也让他坚信清晰的标准和强大的技术是唯一的倚靠。但现在，面对天津这座复杂而顽固的城市，面对一种迥异且绵延千年的健康观念体系，他感到一种与战壕中不同的、更为深沉也更具渗透性的挑战。
他的设备、他的技术、他的荣誉，如同利剑与坚甲。但在这片土地上，要触及他所认为的“医学真理”，并让它真正显现力量，似乎需要穿透的，不仅仅是病患的肌肤与脏腑，还有一层厚重如城墙般的、由不同文化、信仰与认知习惯构筑的“偏见”壁垒。
远航归来的哈里斯博士，站在了熟悉又陌生的起点。他带着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坚定的信念，准备开始一场新的“战役”。只是他尚未完全明了，这场战役的对手，或许并非某种具体的疾病，而是另一种关于生命、健康与疗愈的、古老而完整的认知世界。而真理的显现，注定不会是他单方面凯歌高奏的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