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黄土场地上的“灌篮梦”
十一月的清华园，已是深秋初冬交接的时节。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校园，卷起地上干燥的黄土粒，打在脸上生疼。我刚从计算机实验室出来，手里紧紧攥着画满电路图和计算公式的草稿纸，脑子里还在回想着刚才调试失败的代码。就在这时，系里的干事李卫国急匆匆地跑过来，在主楼门口一把拦住了我。
“韩浩！可算找到你了！”李卫国气喘吁吁地说，鼻尖冻得通红，“系里要组织参加校内篮球赛，每个班都必须出个队伍。奖品是绣着团结拼搏的锦旗，还有一个硬壳笔记本。你是班长，这事得你牵头组织啊！”
我接过那张已经褪色的篮球赛通知，纸张粗糙，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一瞬间，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现代化的塑胶场地、专业的运动球衣、啦啦队手中挥舞的荧光棒、观众席上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但现实很快将我拉回。我低头看了看脚下的黄土地操场，坑坑洼洼的地面，跑两步就能溅起一身土。我们计算机系851班的学生，大多是抱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信念的书呆子，连摸过篮球的都没几个。
果然，回到班级一吆喝，半天只站出来了四个人：张建军，黑黑壮壮的，说高中时在野球场混过；王建国，个子高大，力气惊人，自称“能抢篮板”；外语系的旁听生李红梅，怯生生地说“想给大家加加油”；还有个戴眼镜的学霸刘卫东，推了推眼镜说：“我想试试用数学计算投篮角度。”
我看着这支“杂牌军”，心里刚刚燃起的火苗瞬间被泼了冷水。这就是我们的首发阵容？简直又尬又好笑。
第二天下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训练。张建军抱着个磨掉皮的橡胶篮球，球面上还沾着去年的草屑——这是系里唯一能凑出来的球。1961年物资短缺，篮球多是旧橡胶翻新，打气还得用自行车气筒，漏气了还得用橡皮膏补。
“咱先练运球吧！”张建军说着，笨拙地拍着球，球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弹跳不定。
我看着这乱糟糟的场面，想起前世篮球教练教的“折返跑传接球”训练方法，喊了一嗓子：“都跟我来！从操场这头跑到那头，边跑边传球，掉一次球就多跑一圈！”
刚开始两趟，王建国就喘着粗气摆手：“韩浩，这也太累了，咱就不能慢慢练吗？”他的脸上已经沾满了汗水和尘土，混合成了泥浆。
我指了指远处经济系的训练队——人家正练着三步上篮，动作虽不标准，却比我们整齐得多。“看见没？想拿锦旗，就得下苦功！”
最让人意外的是刘卫东，他还真没放弃用数学算投篮的念头。训练间隙，他一个人坐在场边，在笔记本上画满各种公式和曲线，不时推推眼镜，嘴里念叨着什么“抛物线”、“初速度”、“空气阻力”。
第三天训练时，他兴奋地跑过来拉住我：“韩浩，我算出来了！45度角出手，高度1.8米左右，力度大约5公斤时，命中率最高！咱们试试？”
我将信将疑地按着他的“公式”投了一个球，那磨旧的橡胶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居然擦着篮筐进了！张建军眼睛都直了：“好家伙，这比瞎扔管用啊！”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刘卫东负责“计算战术”，我和张建军主攻突破，王建国专注抢篮板，李红梅则练习传球。连平时最文静的李红梅，在经过刻苦练习后，都能准确地把球传到队友手中了。
转眼到了和计算机1班的比赛日。黄土操场周围围满了人，各系同学都来看热闹，经济系的同学还举着手写的“加油”纸牌。我深吸一口气，感受到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
比赛刚开始十分钟，我们就懵了——1班有两个体育生，跑得比我们快，抢篮板比我们狠，比分很快被拉开到20:5。王建国急得满头大汗，传球时竟然直接把球扔出了界外。中场休息时，大家都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李红梅眼圈都红了：“要不咱认输吧，根本打不过……”
我攥着满是汗水的篮球，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怕啥！咱有刘卫东的数学战术，还有折返跑练出来的体力。下半场咱们换打法——张建军你多绕到篮下，我给你挡拆，王建国专抢篮板，李红梅负责传球，刘卫东你盯着1班的体育生，算准他的移动路线！”
下半场一开始，我们就执行新战术。我故意放慢速度，等1班的体育生扑过来时，突然把球传给绕到篮下的张建军，张建军一跃而起——球进了！周围瞬间爆发出欢呼声。
我们越打越顺，刘卫东算准1班的传球路线，好几次断球成功；王建国像头牛似的抢篮板，胳膊被蹭破了皮也毫不在乎；李红梅的传球越来越精准；而我，则负责组织进攻和关键投篮。
最后一分钟，比分追到46:44。我接到李红梅的传球，按照刘卫东计算的“45度角”位置投出——“唰”的一声，球应声入网！终场哨响，48:44，我们赢了！
大家抱着球又蹦又跳，王建国的脸上沾满黄土，却笑得最开心。我看着手中的旧篮球，想起前世赢球时的香槟和奖杯，却觉得此刻满是汗水的双手和黄土场上的欢呼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热血沸腾。
赢了1班后，我们一路过关斩将，竟打进了八分之一决赛。接下来的对手是体育系——全是专业练体育的，大家都不禁有些发怵。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精神支柱”，周五下午没去图书馆，直接骑车去了师范附中。
1961年的北京师范附中是重点中学，校门口挂着“培养人民教师”的红色标语。校园里有几排砖瓦房教室，课间时有学生跳皮筋、踢毽子。学生们都穿着蓝布校服，女生多扎着麻花辫。我在校门口的老槐树下等了近半小时，槐树的叶子都已落光，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曳。
终于，我看见林雪晴抱着课本走出来，发梢上还沾着粉笔灰，显然是刚上完课。她看见我，微微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温暖的笑容。
“韩浩？你怎么来了？”她快步走过来，蓝色的围巾在风中飘动。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这是用省下来的糖票买的。1961年水果糖属稀缺物资，凭票供应，一颗要2分钱，多是橘子味的，糖纸是透明的，上面印着简单的花纹。
“下周六我们跟体育系篮球决赛，你能来吗？”我递过糖块，小心翼翼地问，“你来了，我肯定能赢！”
林雪晴接过糖，手指不经意间碰到我的指尖，她的脸瞬间红了，像天边的晚霞：“我......我周六要补课，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我立刻接话：“没事，你啥时候来都成，就算只看最后一分钟，我也给你投个漂亮的球！”
她轻轻点头，剥开糖纸将糖放入口中，眼睛弯成了月牙：“真甜。那你一定要好好打，我会尽量赶过来的。”
我们并肩走在附校园的小路上，聊着最近的学习和生活。我发现我们竟然都喜欢苏联文学，都讨厌数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都相信科学技术能够改变国家命运。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让我心跳加速。
“你知道吗？我也喜欢打篮球，”林雪晴突然说，“初中时还是校队的呢。”
我惊讶地看着她：“真的？从来没听你说过。”
她俏皮地眨眨眼：“女孩子也要运动的嘛。不过后来课业重了，就很少打了。”
我们又聊了许多，从篮球说到梦想，从学习说到未来。我发现我们之间有着惊人的默契，往往我才说上半句，她就能接出下半句。这种心灵相通的感受，让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直到附中的预备铃响起，我们才意识到已经聊了太久。林雪晴匆匆告别，跑向教室，回头喊道：“周六我一定尽量过来！”
回清华的路上，我蹬着自行车，感觉浑身都是力气。
决赛前的训练中，体育系的人故意过来“找茬”。他们的队长赵强拍着我们的球，一脸不屑：“就你们这水平，还想赢我们？别到时候输了哭鼻子！”
张建军气得想上前理论，被我拉住了。我笑着拍了拍赵强的肩膀：“球场上见真章，光说不练可没用——你们体育系赢过不少比赛，可我们计算机系，最会算赢的概率！”
赵强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赢！”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王建国攥紧了拳头：“韩浩，咱一定要赢，不能让他们看不起！”
周六的决赛日，阳光特别好，黄土操场周围挤满了人，各系学生都来看这场“专业”与“业余”的对决。我们穿着借来的旧球衣——有的太大，有的太小，王建国的球衣袖子还挽了两圈。啦啦队从一开始的4个人，壮大到11个，李红梅还带着外语系的同学，举着用红纸写的“计算机系加油”。
比赛开始十分钟了，林雪晴还没来。我心里不由自主地发慌，传球时都出了错，体育系趁机把比分拉开到15:8。张建军看出我的心思，拍了拍我肩膀：“别走神！林雪晴说不定在路上呢，你得好好打，不然她来了看不见你进球！”
我深吸一口气，重新集中注意力。是啊，就算她没来，也得赢下比赛，不辜负队友们的努力。
中场休息时，我们以28:35落后。我坐在地上，擦着脸上的汗和土，心里涌起一阵失落——难道真要输了？
突然，人群里传来一个熟悉而清脆的声音：“韩浩！加油！”
我猛地抬头，看见林雪晴站在操场边，手里拿着个布包，头发有些凌乱，显然是匆匆跑过来的。她看见我看她，用力地挥了挥手，脸上带着鼓励的笑容。
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瞬间充满了力量，一跃而起喊道：“下半场咱们把比分追回来！”队友们也跟着起哄，连刘卫东都推推眼镜笑着说：“那咱得让她看看数学战术的厉害！”
旁边的啦啦队女生有些吃醋，小声嘀咕：“她是谁啊，一来韩浩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李红梅听见了，笑着说：“是韩浩的朋友，人家来加油不好吗？”
下半场我们仿佛换了一支队伍。刘卫东算准体育系的弱点，让我们专攻他们的替补队员；我和张建军配合着突破，王建国抢篮板越来越猛，比分一点点追上来。最后一分钟，比分奇迹般地打平了：58:58。
体育系发球，赵强带着球往篮下冲，王建国扑过去想拦，却被撞倒在地。裁判吹了犯规，赵强罚球——第一球进了，59:58。全场都安静下来，我扶起王建国，他咬着牙说：“没事，咱还有机会！”
轮到我们发球，我带着球往前冲，赵强死死盯着我。我突然想起刘卫东的分析：“他们的中锋反应慢，你可以假动作晃过去。”我故意往左晃动，赵强果然跟过来，我趁机把球传给右边的张建军，张建军立即回传给我——我正好站在45度角位置，按照“数学公式”，猛地起跳投篮。
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唰”地一声空心入网！终场哨同时响起！60:59！我们赢了！
赵强走过来，由衷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服了，你们确实厉害。”
我笑着说：“承让，下次再比！”
领奖时，系领导把锦旗递给我，红色的绒布上绣着“1961年度校内篮球赛冠军”的金色大字，还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封面印着“清华大学奖品”。
队友们围着我，抢着看锦旗，王建国还把笔记本翻来翻去：“以后这就是咱班的传家宝！”
我拿出珍藏的水果糖，走到林雪晴身边：“赢球的奖励，分你一半。”她接过糖，细心剥开糖纸，却将糖掰成两半，递回一半给我：“一起吃才甜。”
阳光照在我们脸上，糖的橘子味在嘴里慢慢散开，甜丝丝的。我看着她的眼睛，突然鼓起勇气说：“等放寒假，我想你陪我逛一逛北京，我有好多地方还没去过。”
林雪晴的眼睛顿时亮了：“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很多地方都熟悉。我还知道哪里有好吃的豆汁和焦圈儿呢。那咱们放假见。”
刚走出操场，张建军就拍着我的肩膀喊：“走！咱去食堂蹭碗热粥，就说咱拿了冠军，让大师傅多给勺红薯！”
一群人闹哄哄往食堂走，路过经济系的队伍时，他们还笑着喊：“计算机系，厉害啊！”我挥挥手，心里满是成就感——这大概就是1961年最实在的庆祝，没有香槟，没有大餐，一碗热粥就足够了。
食堂里飘着红薯粥的香甜气息，大师傅见我们举着锦旗进来，果然乐了：“哟，冠军队来了！今天每人多给块窝头！”
王建国立刻凑上去：“大师傅，能再加点咸菜不？打比赛耗体力！”
大师傅笑着舀了一勺咸菜：“行，看你们赢球的份上！”
吃完粥，天色已经擦黑，我主动提出送林雪晴回师范附中。路上没有路灯，只有皎洁的月光照亮土路，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我们并肩走着，聊着今天的比赛，聊着学习和梦想。她告诉我她想成为一名教师，我分享着我对计算机科学的憧憬。在这寂静的冬夜里，我们的谈话声和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清晰。
“你知道吗？”林雪晴突然说，“今天我本来赶不上的，最后一节课老师拖堂了。但我一想到答应过你要来，就偷偷从后门溜出来了。”她说这话时，有点小小的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谢谢你来了。你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们聊到了共同的爱好，发现都喜欢读苏联小说，都喜欢在星期天去北海公园看书，甚至都喜欢同一家书店的旧书摊位。这种发现让我们都感到惊喜，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知音。
走到附中门口时，我们已经约好了下次一起去琉璃厂淘旧书的时间。她站在校门口，月光照在她的脸上，显得格外柔和：“今天真的很为你高兴。你们打得真好。”
我看着她走进校园，直到背影消失在砖瓦房之间，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
送完林雪晴往回走，刚到清华校门口，就看见赵强靠在老槐树下。他手里拿着个篮球，见我过来，递过来一根“烟”（其实是晒干的树叶卷的，1961年烟稀缺）：“韩浩，今天输得服，你们这团队配合有东西。”
我接过“烟”，却没有点燃，只是拿在手里：“你们也很强，差点就赢了。”
我们聊了会儿篮球，聊了会儿各自的专业，意外地发现很聊得来。最后他拍拍我的肩膀：“下次再约球！”
回到宿舍，我把锦旗郑重地挂在墙上，又翻开林雪晴写在我本子上的那句话。是她教我的俄语：“篮球=6ackeт6oл，冠军=чemпnoh”。字迹清秀工整，就像她本人一样。
躺在床上，我摸着枕头下的锦旗边角，回想白天的场景：黄土场上的欢呼、林雪晴的加油声、队友们的笑脸。突然觉得，1961年的日子虽然艰苦，却比前世更有“实感”——赢一场球的快乐，一碗热粥的满足，都是前世刷手机时从未体验过的真挚情感。
我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郑重地写下：“今天赢了篮球赛，林雪晴来了。1961年的，没有奖杯，却有比奖杯更珍贵的东西——一群愿意跟你一起拼的人，一个愿意等你、帮你的人。”
合上日记本，我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我不仅找到了奋斗的目标，还遇到了心灵相通的知己。这一切，都让1961年的冬天变得格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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