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北平恭王府。
院子里的海棠花开得正盛，粉白粉白的，一簇一簇地压在枝头，风一吹，花瓣簌簌地落下来，铺了一地，像是下了一场薄雪。远处传来几声鸟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叫什么。廊下的红灯笼还没摘，过年挂上去的，风吹日晒了几个月，颜色褪了大半，变成了暗粉色，像一块块旧补丁贴在门楣上。
王府的下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不是规矩严，是气氛不对。这几天少帅的脸色不好看，不是那种“我生气了”的不好看，是那种“我不想说话”的不好看。他不说话，整个王府就没人敢说话。连院子里的狗都缩在窝里不出来，尾巴夹着，眼神躲闪。
卧室里，于凤至把窗帘拉上了。
不是全拉，留了一条缝。光线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亮晃晃的，像一把没出鞘的刀。她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杆笔挺，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是“我有话要说”的光。
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了很久的清单。
“沈阳帅府的大洋、古董、黄金，全部转移了。还有沈阳官银号、银行、票号，我们控制的工厂、店铺，账面上的钱，都转移了。东北已经空了。”
她说“空了”的时候，声音低了几度，低到像是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不是心虚，是心疼。那些钱，那些东西，是她和张学良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家底，是东北军几十年的心血，是他爹张作霖从马上、从刀尖上、从枪口下一分一厘攒下来的。现在，全搬走了，全转移了，全运到关内来了。留下的，是一个空壳子。壳子还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张学良靠在沙发背上，闭着眼睛。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早就想好了”的笃定。
“很好。”
于凤至看着他，看了两秒钟。她知道这两个字不是“我满意”，是“我知道了”。她知道他心里的苦，但她说不出“你别难过”这种话。他是东北军的少帅，不是小孩子。她换了个话题，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像在踩一片薄冰。
“你确定鬼子会动手吗？”
张学良的手停了一下。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水晶的，在昏暗的光线中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像一颗颗冷冰冰的星星。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以前不确定。现在确定了。”
于凤至的瞳孔缩了一下。以前不确定——那是因为还有侥幸，以为鬼子不会这么快动手，以为还能拖几年，以为还有转机。现在确定了——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她不敢问，但她必须问。
“你打算怎么办？”
张学良没有立刻回答。他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沙发背上，整个人陷在软垫里，像一块被揉皱了的纸。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风吹过海棠树，花瓣落下来的声音，沙沙沙的，像有人在叹气。他的声音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了，带着一种“我不想说但不得不说”的疲惫。
“我们不能动手啊。打不过，不能落人口实。”
他的声音越说越小，小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打不过。不是“可能打不过”，是“肯定打不过”。不是兵不行，是官不行。东北的官员，一大半已经被日本人收买了。你让他们打仗？他们能打仗？他们能不打你就不错了。不能落人口实——他不能先动手。先动手，就是挑衅；挑衅，就是给鬼子借口；给了借口，鬼子就有理由大举进攻。到时候，他不是“守土抗战”的英雄，是“挑起战争”的罪人。
他揉了揉眼睛，手指在眼皮上按了两下，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已经想了很久”的疲惫。
“沈阳兵工厂的军火，正在大量运到关内。我们跟山东的对峙升级了。”
于凤至的身体僵了一瞬。她的脸色变了，从平静变成了紧张，从紧张变成了一种“你到底在干什么”的不可置信。她开口了，声音拔高了一度，带着一种“我不理解”的急切。
“我们跟山东的对峙不是结束了吗？怎么又升级了？”
张学良睁开眼，看着她。那目光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不懂”的无奈。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鲁奉两军不和，正好借着这个理由，将军火和沈阳兵工厂的设备转运到关内。我已经跟徐树铮通过密电了，他们会配合，做出对峙的假象。”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那一瞬间很短，但于凤至感觉像是过了很久。她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转——配合，假象，对峙。不是真的对峙，是演戏。演戏给谁看？给鬼子看，给老蒋看，给天下人看。鬼子看见鲁奉两军不和，就会觉得东北军自顾不暇，没空管他们；老蒋看见鲁奉两军不和，就会觉得东北和山东互相牵制，他可以在中间周旋；天下人看见鲁奉两军不和，就会觉得东北军还是那个东北军，山东军还是那个山东军，两家还是老死不相往来。没人知道，他们在演戏。
于凤至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咽得很慢。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平静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还有一个问题”的认真。
“金陵老蒋怎么说的？他们没有举措吗？”
张学良笑了。不是微笑，不是浅笑，是那种“呵呵”的冷笑，嘴角往下撇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闷闷的，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在艰难地启动。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吐苦水。
“老蒋？正在忙着削藩呢。山东的强大已经让他坐立不安了。西南的那些地方派，都在向山东靠拢，实力不断增强。老蒋现在也在考虑，在东南搞合资工厂。”
他说“合资工厂”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也想搞”的酸。不是他不想搞，是没人跟他搞。德国人和美国人去了山东，英国人去了广西，法国人去了云南。谁来东北？没人来。不是他张学良不开放，是人家不来。人家知道，东北是日本人的地盘，来了也是白来。日本人不会让外国资本在东北做大，不会让外国势力在东北扎根，不会让张学良借到外国的力。所以他们不来。
于凤至站起来，走到张学良身后，伸出双手，按在他的太阳穴上。她的手指不轻不重，力道恰到好处，一圈一圈地揉着。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来帮你分担”的温柔。
“我们就不能还手吗？小鬼子才多少人？”
张学良闭上眼睛，感受着于凤至手指的温度。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但嘴唇还是抿着的。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你不懂”的苦涩。
“东北跟山东不一样。山东有德美支持，冯诺有东亚最强的机械化军团，说他是东亚小霸王都不过分。东北呢？德美人家不来，求着人家人家都不来。人家知道，你张学良让他们来是为了制衡日本。可是人家山东呢，自己就能硬杠日本，根本不用他们，他们只需要合作挣钱就行了。”
他说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深，像是在把积攒了多日的浊气一次性排空。
于凤至没有接话。她的手指还在揉，但力道轻了几分。她的心里在说：不是东北不行，是张学良不行。不是张学良不行，是命不行。她把手收回来，走回床边，坐下来。她看着张学良，张学良闭着眼睛，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眉头还皱着，皱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
窗外的海棠花还在落。风吹过来，花瓣飘进窗户，落在地板上，落在窗帘上，落在张学良的鞋面上。他没有动，也没有睁眼。
于凤至弯腰，捡起一片花瓣，放在手心里。花瓣是粉白色的，薄薄的，透光的，像一张小纸片。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把花瓣放在窗台上。风吹过来，花瓣又被吹走了，飘到院子里，飘到空中，飘到看不见的地方。
她轻声说了一句，声音小到只有她自己听得见。
“东北，还能回来吗？”
张学良没有回答。他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一下，两下，三下。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一个人在敲一扇关着的门。
七绝·东北空
帅府金银尽入关，兵工厂里铁搬山。
海棠落尽无人扫，一片风声一片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