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号往后，南大西洋一天比一天冷。
早上起来，甲板上结一层薄霜，水手穿着胶鞋踩上去，打滑，一天摔倒好几个。
鱿鱼还在，一夜比一夜往北走。
闽海十二条船，跟着往北挪，一天挪五六海里。
韩一远洋的船，跟在北边五海里以外，也往北挪。
那七条加过油的，灯开一半，钩往下放，一夜钓得跟闽海差不太多。
另外那二十三条，有的去蒙得维的亚排队加油还没回来，有的灯还是全开，还是一串三五只。
五月二十六号，盐屿打来卫星电话。
陈屿讲：“洪伯，六月五号，收。”
洪阿根问：“收？六月头上还有鱼。”
“有，六月头上还有。”陈屿说。“六月五号往后，鱼往北走，走进阿根廷二百海里线里头，公海上没了。”
“韩国人要是还钓呢？”
“他钓他的。”
洪阿根没再问。
这几年，陈屿在电话里讲收，他就收。
九二年，陈屿跟远东的船在白令海，讲那片公海第二年要关，关了不会再开，伊万诺夫不信。第二年，真关了。
六月四号夜里，闽海十二条船，钓了这一季最后一夜。
两百零九吨。
六月五号早上，十二条船起锚，排成一列，跟着闽冷一号，往西北开，开往蒙得维的亚。
北边那三十条韩国船，还停在那儿。
六月十号，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港。
港里停满了船，各国的鱿钓船，冷藏运输船，拖网船，一条挨一条。
闽海租的那条三千吨的冷藏货轮，停在三号泊位，十二条船的鱿鱼，一船一船往上转。
洪阿根一连三天没下船，第四天，货转完了，才下来。
陆小川陪着他。
港口边上有一条街，一排小酒馆，门口挂着各国的旗子，里头坐的全是船员。
最里头那一家，门口挂着一面台湾的旗子，老板是个高雄人，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台湾地图。
洪阿根推门进去。
靠窗那张桌子上，坐着一个老头，头发全白了，脸上一道一道的褶子，面前摆着一瓶高粱酒。
老头一扭头，看见洪阿根，愣了一下，一拍桌子站起来了。
“洪船长！”
黄渔捞长今年六十四了，还在船上，在一条高雄的鱿钓船上当渔捞长，讲是干完这一季，就回澎湖不干了，这句话讲了三年。
两个人抱在一块，拍了半天后背。
黄渔捞长叫老板再拿一个杯子，又看见陆小川，讲：“这个少年仔，是你那条船上的？”
“大副。”洪阿根讲。“九年前从海里捞上来的。”
黄渔捞长拿眼睛上下看了陆小川一遍，点点头，又拿一个杯子。
三个人坐下，高粱酒倒上。
黄渔捞长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头一句就讲：“洪船长，你们闽海那一招，这片海上全传遍了。”
洪阿根问：“哪一招？”
“关灯。”黄渔捞长讲。“四月十八号，韩国人九条船贴上去，一千八百盏灯，你们第二天关一半，往东南挪，第三天夜里一串十九只。”
“我在北边四十海里，是日本人在电台里讲的，讲得跟打仗一样。”
“这个月，台湾的船，有一半学你们，灯关了三成，钩放深了。”
陆小川在旁边，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想讲话，被洪阿根在桌子底下踩了一脚。
洪阿根讲：“黄大哥，这一招，是你九一年教的。”
黄渔捞长一愣。
“我教的？”
“你讲，鱿鱼跟人一样，太亮了眼睛受不了。你讲，灯是拿油点的，油是拿钱买的。”洪阿根讲。“我记在本子上了。”
黄渔捞长拿着杯子，半天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笑了，笑得脸上的褶子全挤在一块。
“这两句话，我在这片海上讲了二十年。”黄渔捞长讲。“讲给台湾的少年仔听，讲给日本人听，讲给韩国人听，没一个人听。”
“灯越开越多，一年比一年亮，油钱一年比一年多。”
“你是头一个记在本子上的。”
洪阿根讲：“我记是记了，那天夜里，小川他们要加灯，我也差点加了。”
“那咋没加？”
“打电话回去问了。”洪阿根讲。“我们陈总讲，关一半。”
黄渔捞长把杯子放下了。
“你们那个陈总，今年几岁？”
“三十一。”
黄渔捞长摇头，摇了半天，拿起酒瓶，给自己倒满，一口喝了。
“三十一岁。”黄渔捞长讲。“我三十一岁的时候，灯开得比谁都亮。”
同一天，日本，大阪南港，闽海日本。
石原上午十点，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东京一家贸易公司打来的，那家公司叫三协物产，做冻鱿鱼进口做了二十几年，日本超市里的冻鱿鱼圈、鱿鱼天妇罗，有一成是他们供的。
三协物产今年跟韩一远洋签了一万二千吨阿根廷鱿鱼的合同。
韩一交了五千八百吨。
三协的部长在电话里讲，韩一讲今年油钱太高，鱼也少，剩下的六千二百吨，交不了，要赔违约金。
违约金赔过来，三协还是没鱼。
七月，日本超市的冻鱿鱼要上柜台，柜台是空的。
部长讲：“石原先生，听说闽海今年在阿根廷，钓得不少。”
石原讲：“是不少。”
“能不能匀我们六千吨？价钱，您讲。”
石原没马上答应。
他挂了电话，给盐屿打过去。
陈屿听完，问：“闽海日本现在跟三协，有生意没有？”
“没有。”石原讲。“三协从前是专门跟丸新做鱿鱼的，八八年起，改跟韩国人做。”
“那就照今天筑地的价，卖给他六千吨。”陈屿说。“再跟他签三年，往后三年，他的阿根廷鱿鱼，一半从闽海进。”
石原讲：“他要是不肯签三年呢？”
“他会肯。”陈屿说。“他今年缺六千吨，明年韩一还缺。”
下午三点，三协物产的部长自己坐新干线到了大阪，进门的时候，鞋上还沾着雨水。
合同签了。
六千吨，三年。
六月十五号，一九九六年这一季阿根廷鱿钓的数，报到盐屿。
孟会计念，林雁记。
闽海十二条船，二月到六月，两万三千六百吨。
一条船，平均一千九百七十吨。
韩一远洋三十条船，两万九千吨。
一条船，平均不到一千吨。
孟会计念完，在后头添了一句：“韩一这一季油钱，照金渔捞长买油那张单子推，一条船，比闽海多花六成。”
屋里的人都没讲话。
老周坐在角落里，戴着老花镜，嘟囔了一句：“一条船钓一半，油多花六成。”
“这笔账，是个账房先生都算得出来。”
念完鱿鱼的数，孟会计又拿出一张单子，是阿松从蒙得维的亚发回来的电报，电报纸长长的一条。
阿松在九号上当轨机长，每天夜里在轨机舱记油表，一个钟头记一回，记了一季，记满了两个本子。
电报上写：
四月十八号以前，一条船一夜烧油两吨一。
四月十九号起，灯关一半，一条船一夜烧油一吨三。
十二条船，一夜省九吨多。四月十九号到六月四号，四十七天，省四百三十几吨油。
发电机少转一半，气缸没拉过一回缸，备用灯泡，一季一个没换。
孟会计念完，推了推眼镜：“四百三十吨油，照蒙得维的亚港价，十几万美元。”
老周在角落里讲：“阿松这孩子，一个钟头记一回，记四十七天，比我年轻时候还死心眼。”
陈德贵坐在老周旁边，右手放在膝盖上不太灵，左手拿着那张电报纸，看了半天，嘴角动了动。
他讲话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他小时候，修我那台收音机，拆开，记，一个螺丝，画一张图。”
屋里的人都笑了。
笑完了，林雁问陈屿：“明年阿根廷，咋办？”
陈屿走到墙上的海图跟前。
“明年，阿根廷，闽海加到二十四条。”
“船从哪来？”孟会计问。“今年造船厂排满了。”
“买旧的。”陈屿说。“台湾高雄，日本八户，今年都有人卖鱿钓船。船老，机器好，灯少。”
“灯少好。”洪阿根不在，郑水生在门口听见了，接了一句。“灯少省油。”
屋里又笑了。
陈屿讲：“林雁，记一句。”
林雁拿笔。
“明年韩一在阿根廷，剩不到一半船。”
林雁记上了，记完了，在底下又画了一道线。
那一道线底下，是年初记的那一句：韩一远洋撑不过一九九七年冬天。
同一天，南大西洋，往北去的冷藏货轮上。
洪阿根坐在自己舱里，把驾驶台抽屉里那个旧本子拿出来了。
本子是九一年在上海买的，塑料皮，封面上印着一只熊猫，边角全磨烂了。
他翻到黄渔捞长那一页。
那一页上头，是他九一年写的两行字，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两个字不会写，画了个圈：
鱿鱼跟人一样，太亮了眼睛受不了。
灯是拿油点的，油是拿钱买的。
洪阿根拿出笔，在底下，添了一行。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八号，韩一九条船贴过来，全开灯。阿屿讲，关一半。第三天，一串十九只。
写完了，他又想了想，在最后，添了四个字。
黄大哥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