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拍摄日定在三天后的星期天。方洁瑛提前一天把车间和画室的女工们都问了个遍——谁愿意来拍照，没有报酬，只有管饭和一张免费的照片。她说话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把从阿彩那里借来的塑料梳子，一边说话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指拨梳子齿。阿彩后来告诉她，那把梳子被她拨断了两根齿。但当天晚上，来报名的人超过了她预期的一倍。
第二天早上，车间门口站了十一个人。除了厂里原有的几个女工，还有三个是天桥画室里年纪大一点的偷渡女孩，最远的一个是阿彩的同乡，从元朗换了两趟巴士赶来。她穿着自己最好的一件衬衫，领口的扣子重新缝过，针脚很密，但和衣服原本的线不是同一种颜色。方洁瑛看了她一眼，说这件衬衫跟天蓝色收音机很配，她低头摸了摸原来的缝线，说这是她大姐给她改的最后一件。
李家港把刚洗出来的试拍样片分给每一个人看。这些样片是他前几个下午去暗房用一台老式双反相机试拍的，拍的是厂区附近的街景——骑楼下晾晒的衣服在午后的微风里轻轻晃动，天星码头排队登船的乘客低着头看手里的小报，茶餐厅门口捧着奶茶等人的女工把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又从右脚换回来，从高处拍下去，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方洁瑛把这些样片收在实验台旁边，拍摄当天全部带了出去，作为取景参考。
第一个被拍的是阿彩。方洁瑛让她站在天星小轮的甲板上，手里拿着那台蓝色收音机，闭上眼睛听歌。阿彩一开始很紧张，手指把收音机外壳攥得死紧，指关节都发白了，像抓的不是收音机而是船舷扶手。方洁瑛没有纠正她的姿势，只是站在她旁边轻声念了一首苏州童谣的旋律。阿彩听了几句，眼睫毛动了动，把收音机从胸口慢慢放到与腰平齐的位置。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快门响了。
女工阿珍被安排在茶餐厅门口等奶茶。方洁瑛没有让她摆姿势，说你就是你，在这里等奶茶，收音机要开着。阿珍把收音机夹在没有提塑料袋的那只胳膊底下，喇叭罩斜斜地朝外，调到一个正在播赛马结果的台，整个人站在骑楼柱子旁边，眼睛看着茶餐厅的菜单牌，脸上的表情却全在听广播。阿强后来对着照片看了很久，说这张是全厂最自然的一张——不是拍出来的，是等出来的，因为阿珍平时就是这样等饭的：手里拿着收音机，眼睛看着远处，脚底下无意识地轻轻打着拍子。
拍福伯的孙女那张多费了一些功夫。方洁瑛把诊所候诊的长椅借来，让小女孩拿了本公仔书，收音机放在膝盖上。福伯的孙女一开始太规矩了，像个等着背课文的学生，收音机搁在腿上纹丝不动。方洁瑛想了想，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拿出细妹送她的那张歪歪扭扭的紫荆花画，递给她看。“这张是我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女仔画的。她第一次来画室的时候也怕。后来她不怕了。你怕不怕？”小女孩摇摇头，把画还给方洁瑛，然后低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台收音机，把它放在膝盖旁边，自己挪了挪身子，变成了一种很放松的半靠姿势，下巴轻轻搁在右手手背上，眼睛看着电台里调谐指针缓缓移动的那一小截灯光。
最后一张拍的是李家港自己。他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拿着样机，身后的注塑机正在运转，刘师傅和阿强在机床旁边对着一个模具草图讨论什么。方洁瑛没有让他看镜头。她说“你看那边，跟你的人说话”，然后退后几步，等他转身对阿强交代完下一批骨架的编号规则，才按下快门。
六张照片全部拍完后，方洁瑛在传达室把底片一张一张摊在福伯的书桌上，用放大镜对着窗户看了很久，在每一张旁边用铅笔写了简短的标签。写标签的时候她用了一支平时教细妹画线条用的极细炭笔，每个字的起笔都带着轻轻的顿笔，收笔时提得很快——“天星小轮·阿彩”、“茶餐厅·阿珍”、“诊所·妹妹”、“车间·李生·交一批货”——写完她把标签一一贴在对应的照片下面。
广告稿件送印前，方洁瑛把选定的六张照片用纸相框裱好。李家港问她为什么要在每张照片底下加个人名，她说：“看广告的人如果哪天遇到她，就会说这收音机不是模特拿着的，是我认得的人在听的。”他把纸相框叠好，放进信封，交给福伯送报社。
楚梦瑶在第二天看到了这套广告样稿。她正在报社编辑部里喝一杯已经凉掉的咖啡，编辑从桌上把样稿推给她，说“你看看这个，挺有意思的”。她把六张照片逐张排开，对着照片上那些毫无表演痕迹的面孔看了很久。然后她翻到文案那一栏，看到了那行字——“不止是声音，更是生活的色彩。”她又翻到照片背后贴着的标签，“天星小轮·阿彩”、“茶餐厅·阿珍”、“诊室·妹妹”。她把这些标签看了一会儿，拿起笔，在自己的采访本上写了这样一行字：“这个人卖的不是收音机，不是广告。是让一个排队等奶茶的女人也可以一边等一边听歌。是让那些从来没有人觉得值得被拍的人，被当成生活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