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回到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他骑在白马上，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身后的队伍稀稀拉拉，比出发时少了将近二十个人。有的是死在东堡废墟里的，有的是被钢臂弩射中的，还有几个是被暗哨捅了刀子的。
二十个人。对于一场五百人的战役来说，不算什么。但帖木儿在意的不是人数，是士气。
他的骑兵们低着头，没有人说话。他们不怕打仗，不怕死人，但他们怕打不赢。响塘堡就像一块啃不动的骨头，每次去都要崩掉几颗牙，却什么也捞不到。
帖木儿的副将策马跟上来，低声说：“千户，弟兄们士气不高。要不要休整几天？”
帖木儿没有回答。他在想一件事——李砚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手？
他在草原上打了二十年的仗，跟明军交过无数次手。明军的将领，他见过不少。有的勇猛但愚蠢，有的狡猾但怯懦，有的贪财好色，有的胆小如鼠。但李砚不一样。
李砚不贪。晋商的人说过，他们送了两次礼，都被退了回来。
李砚不怕。他的兵在城头上站着，看到五百骑压过来，面不改色。
李砚有脑子。他在东堡废墟里埋陷阱，在西堡上设哨位，在城墙上排钢臂弩。每一步都算到了，每一步都踩在了帖木儿的软肋上。
“这个人，”帖木儿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不能留。”
副将看了他一眼：“千户的意思是——”
“杀了他。”帖木儿说，“不管死多少人，不管花多长时间，一定要杀了他。”
帖木儿的营地在响塘堡以北大约四十里处，在一片草场的边缘。营地不大，三百顶帐篷，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是帖木儿的金顶大帐，四周是普通士兵和牧民的帐篷。牲口圈在营地的北边，羊、牛、马混在一起，挤得满满当当。
帖木儿回到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的妻子端着一碗热奶茶走出来，看到他脸色不好，没有多问，把奶茶递给他，转身进了帐篷。
帖木儿蹲在帐篷门口，喝了一口奶茶，看着营地里来来往往的人。
他的儿子巴图尔走过来，手里握着一把弯刀，脸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朝气。巴图尔今年十七岁，长得像帖木儿年轻的时候——高大、强壮、眼神锐利。
“父亲，”巴图尔说，“听说您又打了败仗？”
帖木儿看了他一眼：“谁跟你说的？”
“没人说。但看您的脸色就知道了。”巴图尔蹲下来，把弯刀插在地上，“下次您去的时候，带我去。我帮您砍几个铭军的脑袋回来。”
帖木儿沉默了片刻。
“你还小。”他说。
“我十七了。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跟着爷爷南下抢过三次了。”
帖木儿看着儿子，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好。”他说，“下次带你去。”
巴图尔的眼睛亮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帖木儿没有再去骚扰响塘堡。
他在营地里休整，补充给养，等待援军。他已经派人去了左贤王的牙帐，请求增派兵马。左贤王没有答应给他五百骑，但给了他两百骑，外加一个条件——冬天之前，必须拿下响塘堡。
帖木儿算了算时间。现在是秋天，离冬天还有两个月。两百骑加上他手里的五百骑，七百骑。足够了。
他重新制定了计划。
不再搞什么消耗战——李砚不吃这一套，他的人也不吃。他决定来一次大的。七百骑，分三路：一路从北边正面进攻，吸引李砚的注意力；一路从东边绕过去，偷袭西堡；一路从西边绕过去，切断响塘堡的退路。
三路齐发，让李砚顾此失彼。
帖木儿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图，看了很久，然后一把抹掉。
“巴图尔，”他喊了一声。
巴图尔从帐篷里跑出来：“父亲？”
“去把各部的头领叫来。我有事跟他们说。”
响塘堡这边，李砚也没有闲着。
帖木儿连续几天没有来骚扰，这不正常。李砚站在城头上，看着北边灰蒙蒙的天际线，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周把总，”他喊了一声。
周世安从城头另一侧跑过来：“大人？”
“帖木儿几天没来了？”
“三天了。”周世安说，“从刘老六死的那天晚上之后，就没再来过。”
李砚沉默了片刻。
“不对劲。”他说，“帖木儿不是那种吃了亏就缩回去的人。他一定在准备什么。”
周世安的脸色变了一下：“大人是说——”
“他在等援军。”李砚转过身，看着周世安，“下次他来的时候，人不会比上次少。只会更多。”
周世安沉默了。
“大人，那我们怎么办？”
“准备。”李砚说，“把所有人动员起来。城墙上多备礌石、滚木、箭矢。粮仓里的粮食清点一遍，每人每天的口粮再减一成。从今天起，不许任何人出堡。”
周世安应了一声，快步跑下城头。
李砚站在城头上，又看了一会儿北边的草原。
“黄良斌呢？”他问身边的李纪平。
“在西堡。”
“让他下来。我要见他。”
黄良斌从西堡下来，到了参将署。
李砚正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一支炭笔，在地图上画着什么。
“帖木儿几天没来了。”李砚头也不抬地说。
“我知道。”黄良斌走到地图前，看了一眼，“他在等援军。”
“你也是这么想的？”
“对。”黄良斌指着地图北边的位置，“他的营地在四十里外，如果只是小股骚扰，不需要那么远的营地。他把营地扎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安全——我们打不过去。但他在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
李砚放下炭笔，看着黄良斌。
“如果他等到援军，会怎么打？”
黄良斌想了想，手指在地图上移动。
“分三路。”他说，“一路从北边正面进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一路从东边绕过去，偷袭西堡。一路从西边绕过去，切断我们的退路。”
李砚点了点头。和他想的一样。
“西堡能守住吗？”他问。
黄良斌沉默了片刻。
“三十个人，五百支箭，守一天没问题。”他说，“但如果鞑子不计代价地攻，一天之后就不行了。”
“一天就够了。”李砚说，“一天之内，我们打退正面之敌，然后去西堡支援。”
“如果正面打不退呢？”
李砚看了他一眼。
“没有如果。”
马乘风这几天也变了。
他开始主动上城头巡逻，主动参加训练，主动跟士兵们聊天。他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外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响塘堡的一份子。
李砚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
马乘风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他杀了那个鞑子，也不仅仅是因为李砚答应帮他升官。而是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在锦衣卫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被需要的感觉。
在锦衣卫里，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旗，没人重视他，没人需要他。在响塘堡，他是李砚的“朋友”，是士兵们的“马小旗”，是堡子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感觉，比银子、比升官，都让人舒服。
“马小旗，”李砚在城头上碰到他，问了一句，“想不想再杀一个鞑子？”
马乘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想。”他说。
刘管事第三次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人。
那个人五十多岁，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绸缎袍子，头上戴着黑缎瓜皮帽，手里拄着一根红木拐杖。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神很亮，亮得像一把刀。
“李将军，”刘管事笑着说，“这位是乔家的二老爷，乔致庸。”
乔致庸拱了拱手：“李将军，久仰。”
李砚回了一礼：“乔二老爷，久仰。”
他在福建的时候就听说过乔家的名字。乔家是晋商八大家之一，经营草原贸易几十年，家财万贯，在朝中有人，在地方有势。乔致庸是乔家的二当家，管着榆林这边的生意，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乔致庸坐下后，没有急着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放下，然后才开口。
“李将军，”他说，“前两次刘管事来，将军拒绝了乔家的好意。老夫今日亲自来，是想问问将军——为什么？”
李砚看着他。
“乔二老爷，”他说，“我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乔家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守的是朝廷的边，吃的是朝廷的粮。我不能收乔家的东西。”
乔致庸笑了笑。
“李将军，”他说，“老夫在榆林住了二十年，见过不少守边的将领。有的贪，有的廉，有的能打仗，有的不能打仗。将军是个能打仗的，也是个不贪的。老夫佩服。”
他顿了顿，又说：“但将军有没有想过，你在响塘堡守边，朝廷给了你什么？粮饷？军械？兵员？什么都没有。你手里的钢臂弩，是朝廷拨的吗？你碗里的粮食，是朝廷给的吗？都不是。”
李砚没有说话。
“将军，”乔致庸的声音压低了，“乔家可以帮你。粮食、军械、马匹、银子，你要什么，乔家给你什么。不需要你回报什么，只需要你——”
“只需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砚接过他的话，“乔家的商队从草原上过，我不拦。乔家跟鞑子做生意，我不管。对吧？”
乔致庸的笑容没有变。
“将军是个聪明人。”他说。
李砚沉默了片刻。
“乔二老爷，”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件事，我不能答应。”
乔致庸的笑容终于僵了一下。
“将军，”他说，“你可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李砚站起身，“刘管事，送客。”
乔致庸的脸色沉了下来。他站起身，看了李砚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刘管事跟在后面，走之前回头看了李砚一眼，眼神里有惋惜，也有警告。
黄良斌站在李砚身后，看着乔致庸的背影，说了一句：“将军，这次是真的得罪他了。”
“我知道。”李砚说。
“他会怎么做？”
“会想办法除掉我。”李砚说，“不是用刀，就是用笔。”
“用笔？”
“上疏弹劾。”李砚说，“他在朝中有人。一封奏疏上去，说我在响塘堡私通鞑子、克扣军饷、图谋不轨。朝廷就算不信，也会派人来查。查来查去，就算查不出什么，也够我喝一壶的。”
黄良斌沉默了。
“将军，”他说，“你怕吗？”
李砚看了他一眼。
“不怕。”他说，“我在诏狱里待过三个月。比那更难熬的事，我都经历过。”
乔致庸回到榆林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兵部一位侍郎的。信中说：响塘堡参将李砚，私通鞑子，克扣军饷，图谋不轨。请朝廷明察。
信写好后，他让刘管事亲自送去京城。
“二老爷，”刘管事接过信，犹豫了一下，“这封信送上去，朝廷会信吗？”
乔致庸冷笑了一声：“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朝廷会派人去查。一查，李砚就得收敛。一收敛，我们的生意就能做。”
刘管事点了点头，把信揣进怀里，连夜出发了。
乔致庸还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三本册子。
一本是账册，一本是地契，一本是家谱。账册是今年的，翻到中间还夹着一片没来得及取出的干茶叶；地契是旧的，封皮磨得发亮，里面夹着几页泛黄的纸；家谱摊开在最后一页，墨迹已淡，纸面起了细密的毛边。他没有在看任何一本，只是让它们并排放在桌上，像三个并列的、相互关联的切口。
他端起茶碗，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叫人续，就那么端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他想起父亲。乔致庸的父亲死在大同城，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匹瘦马和半车没卖出去的皮货。那年乔家的商路断了——不是被抢了，是被人挤了。晋商八大家，每年都有一家要掉下去。那一年掉下去的是乔家。
他父亲是病死的，也是憋死的。病是拖了半年的咳嗽，憋是一口气没咽下去——因为收不回那条路。
乔致庸那时候十八岁，在柜台后面拨算盘珠子。他父亲咽气之前攥着他的手腕，说了一句话，声音像风吹过破筛子：“路是乔家的命。路断了，命就没了。”
他接手乔家的时候，库房里只剩不到一千两银子，柜上欠着三笔债，伙计走了一半。他把剩下的伙计叫到后院，说：“三年之内，我会把路拿回来。拿不回来，你们把账分了走人。”
三年后他做到了。不是靠运气，是靠把别人不想走的路走通——北边的草原商路，别人嫌远嫌险，他走。他亲自押货，在草原上走了十七趟，死过三匹马、两个伙计、一个管事的。但他把路走通了。
他后来从来不跟人提起那些事。提起也没用。人只看到他坐在书房里翻册子、见客、写条子，看不到他父亲临终前攥着他手腕的那只手——瘦得像一把枯枝，但攥得他腕骨生疼。他后来用左手摸了摸右手的手腕，那道印痕早就没了，但他知道它曾经在那里。
他合上家谱，没有再看那本旧账。他父亲走的时候，留下的不只是那句话。还有一句话是他母亲后来才告诉他的，是在他父亲下葬之后——父亲在病榻上跟母亲说：“致庸两兄弟能拿回来。”只说了一句。
乔致庸坐在灯下，把那五个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他提起笔，在账册的页边写了一行小字：“三年后，路会通。不止一条。”他没有说明是哪一条路。但他知道，他父亲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