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清单让李东沐的目光越来越冷。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某年某月某日，通过什么方式，给谁送了多少。涉及的人员从基层安全员到省级领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腐败链条。
“孙立德的名字，出现了几次？”李东沐抬头问。
“七次。”周培文推了推眼镜，“最早的一笔可以追溯到六年前，最近的一笔是去年年底。按高明楼的交代，孙立德每年从河州矿业集团收取的好处费，不低于五百万。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高明楼交代，孙立德只是冰山一角。”周培文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名和数字，“李书记，如果这份供述全部查实，涉及省管干部超过二十人，地市级干部四十余人，涉案总金额可能达到数十亿。”
李东沐把那份名单拿在手里，感觉它比任何矿石都要沉重。他沉默了很久，才问道：“这份口供，目前有几个人知道？”
“除了我，就是专案组的两名核心成员，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绝对可靠。”周培文顿了顿，“李书记，我的建议是，这件事暂时控制知情范围。如果名单泄露，我怕有人会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到什么程度？”
周培文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李书记，您在河岳的时间还短，有些事可能还不太清楚。十年前，省纪委一位副书记在调查一起煤炭腐败案的时候，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被人动了手脚，差点车毁人亡。案子最后不了了之，那位副书记也调走了。”
李东沐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你是说，他们敢对省级领导下手？”
“在利益面前，有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周培文的语气很平，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久经风浪的沉稳，“所以我建议，下一步的行动，一定要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李东沐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周培文，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班的高峰期刚过，路上的行人渐渐稀疏，阳光照在对面的楼顶上，明晃晃的有些刺眼。
“培文同志，”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沉稳有力，“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河岳的煤炭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为什么换了一任又一任领导，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周培文没有回答，他知道李东沐不是在问他，而是在自问。
“因为这些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慢慢来’三个字上。”李东沐转过身，目光炯炯地看着周培文，“慢慢查，慢慢办，慢慢拖着，拖到风声过了，一切照旧。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既然要查，就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
“那您的意思是？”
“分两步走。”李东沐重新坐下，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两条线，“第一步，先把高明楼交代的、证据确凿的几个中层干部控制起来，形成震慑。”
“第二步，对孙立德等人进行外围取证，时机成熟时，我亲自向上级汇报。”
周培文沉思片刻，点了点头：“我同意。不过在行动之前，我建议先把您的安保力量加强一下。这不是小题大做，是有备无患。”
李东沐本想说不用，但想起妻子前几天的叮嘱，还是点头答应了。
他忽然意识到，到了他这个位置，个人的安危已经不完全是自己的事了，它关系到一个省的政治稳定，关系到几千万人的信心。
省委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一个人在承担风险——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着整个棋局。
“另外，”李东沐补充道，“你去找岳昆仑，让他配合你。公安厅那边，我只信任有限的几个人。”
周培文应下后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回过头：“李书记，有句话我一直想说。您来河岳不到一个月，做的事情比有些人十年做的都多。但您也要小心，河岳这潭水，真的会淹死人。”
李东沐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周培文走后不久，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敲响。这次进来的是耿长河，他的表情有些微妙，手里拿着一份请柬。
“李书记，周景山让人送来了一份请柬。”耿长河把请柬放在桌上，烫金的封面上印着“七十大寿”几个字。
“一周后的晚上，在河州国际酒店。周老还特意让人带话，说希望您能赏光。”
李东沐没有碰那个请柬，只是看着耿长河：“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耿长河沉吟道：“去有去的好处。周景山在河岳经营多年，门生故旧遍及全省，您去给他祝寿，可以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缓解一下目前的紧张气氛。但不去也有不去的道理——您是省委书记，去参加一个被调查对象岳父的寿宴，传出去不太好听。”
李东沐笑了笑，拿起请柬翻看了一下，又放下了：“你帮我回个话，就说我公务在身，不便赴宴，祝周老健康长寿。”
耿长河点头记下，又问了一句：“李书记，煤炭专项整治的方案初稿出来了，赵省长的意思是先上政府常务会讨论一下，再报省委常委会。您看？”
“让他直接报常委会吧，政府那边的程序可以简化。”李东沐说，“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耿长河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李书记，有件事我得提醒您。专项整治方案里有一条，是要对所有煤矿进行拉网式排查，不合格的一律关停。”
“这一条如果真执行下去，全省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煤矿要停产整顿，涉及几十万矿工的就业问题。分管信访的副秘书长昨天跟我说，他们已经收到了十几起来自矿区的信访预警，工人们都在担心饭碗问题。”
李东沐放下笔，看着耿长河：“长河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矿工在井下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年，你知道吗？”
耿长河被问住了，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