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皇佑五年的春闱。
自大宋各地云集而来举人们，经过三级童生试、再经岁试、科试、大收等预备考试，然后通过最为艰难的乡试，今日方有机会看一看会试考场的大门长什么样。
当然，由于可以重复考试，科举的实际淘汰率要低很多，但说一句万中取一绝对不过分。
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科场上的搏杀亦是如此，眼下站在大周贡院门前的三千余举人，便是从中杀出重围的佼佼者。
考中举人，便有机会谋个一官半职，一辈子衣食无忧，但要真想鱼跃龙门，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不考进士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已经算是功成名就的举人们，才会不远万里，跋山涉水，齐聚汴京，毅然决然地向科举考试最后一道难关，发起新一轮的冲击。
......
而杨文昭依旧选择了在今日邀请了同窗盛长柏一同前往贡院。
远远望见贡院大门，马车就走不动了，书童帮着将行李搬下马车，后面的路就要靠杨文昭他们步行了。
这时天还是昏暗的，人人都提着灯笼，排着长龙向贡院内走去。
听着天南海北的方言传入耳中，杨文昭不由得暗自好笑。
从表面上来看，会试的录取率要比乡试更高，似乎也更容易一些，但考试的竞争对手，却是从秀才变成了举人。
既为举人，哪一个不是、大浪淘沙，经历了前面数道考试？
站在贡院门口这三千余名举人，在各自老家，个个都是某县某府首屈一指的才子，怎么可能没有真才实学？
而且，这三千举人大部分都不是第一次来赴会试了。
杨文昭和盛长柏早就听庄钧说过，一名举人的一生，平均要参加三四次会试，耗费三十余年才能考上进士。
面对这么多饱读诗书、又有丰富的考试经验的竞争对手，两人都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要知道杨文昭今年才十六岁，盛长柏也不过十九岁，与这些人竞争，他们是没有丝毫的优势。
宋朝虽然历来也非常重视对年轻官员的选拔任用，以表现其锐意进取，像太宗朝的苏易简、仁宗朝的司马光、韩琦等人，都是少年成名，得中进士，但是宋朝建国至今近百年的时间，能如此年轻就得中进士的人少之又少。
正所谓“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绝不是虚言，少年成名往往带来的都是数不尽的蹉跎。韩琦、欧阳修，甚至后来的苏轼，哪一个不是少年成名，但之后的官场之路就一言难尽了。
其中韩琦虽然后来拜相，但其最富有朝气、进取之心的几年，却荒废了。等到再入朝堂之时，已经是风烛残年，早已没了变法之心。
这时，砰砰砰，龙门三声炮响，举人们开始入场。
辕门一开，各省的举人们就在旁人艳羡的目光中，提着考箱往里涌动，准备接受搜检。
杨文昭走向贡院龙门，抬头打量，这座全大宋最尊贵的贡院，但见大门正中悬着“大宋贡院”的墨字匾额，东西各为“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二匾。
杨文昭随着人流进了龙门，在龙门和仪门之间的甬道，等待搜检。
会试的搜检比乡试更严苛，但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样，对于这套流程举子们也早已烂熟于心。
当然也有那不懂事的，当场就被搜检官令人枷了拖出去，剥夺考试资格，以儆效尤。
包括杨文昭在内的一众考生也只觉得这种人活该，没有一点心有戚戚的感觉。
为了防止相识的考生串通作弊，同省考生都被打散了安排号舍。
杨文昭与盛长柏通过搜检，领了写着号舍位序的卷子后，便互道一声祝愿，就此分开了。
大宋贡院共有九千间号舍，都是砖瓦结构，而且修得还算坚固，杨文昭依着卷子上的排号找到了自己的号舍，第一步就是挽起袖子开始打扫卫生。
这贡院三年一开，虽然也会事先打扫，但只管外面光鲜，真到号舍里面，还是蛛网密布、满地灰尘，必须靠考生自己打扫，否则根本就呆不住。
杨文昭钻进号舍，一面打扫，一边欣赏着墙壁上由科考前辈们留下来的墨宝。
大概就是写上一首歪诗，某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而后题上名字，算是证明自己没白来一趟。
杨文昭扫了一遍，看到五六个名字，大多默默无闻，直到看到西边墙角里有一个名字，顿时一愣。
“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试三场于此。”
这是范大相公曾经的考舍，我的天那！这位可是庆历新政的缔造者，写下那传世名篇《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啊，虽然当时科考时排名并不高，但是其治政理念与思想，却广为流传。
特别是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传唱千古，为后人所敬仰。
而就是这样以为爱国爱民的人，被贬出朝堂，已经于去年病逝了。
当即，杨文昭整理衣服，朝着范仲淹刻写名字的地方躬身一拜。
“小子今日得在相公曾用之地考试，来日高中必承相公之志，行变法之举，造福亿兆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