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校门口，看着那个我谈了三年恋爱的男人从我面前走过去，眼神扫过我，然后——毫无波澜地移开。
他甚至往旁边让了让，大概是嫌我挡道。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陈屿白，你是真瞎了，还是心里压根就没有我？
我叫田颖，今年二十六，在一家建材公司做行政管理。说白了就是打杂，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不了。长相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脾气——用我妈的话说——偏上偏上再偏上。陈屿白总说我脾气暴，可他不知道，我所有的暴脾气，都是因为他那些数不清的“无心之失”。
比如这一次。
我攒了两个月的调休，买了张从江城到宁城的硬座票，整整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座位对面的大叔脱了鞋，那股味道让我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车厢里小孩哭了一路，我左边耳朵到现在还在嗡嗡响。可我从始至终没抱怨过一句，因为我是去见陈屿白的，光这个念头就甜得能把一切苦都压下去。
我没告诉他我要来。
这是个惊喜——至少我以为是。
我在火车上还给他发了消息，问他在干嘛。他回得很快：“在宿舍看书呢，明天有个考试。”末尾还加了个委屈巴巴的表情包。我看着那个表情包笑了好久，心想等着吧，等你女朋友从天而降，看你还委不委屈。
到了宁城已经下午四点了。我打了辆车直奔宁城理工大学，路上司机师傅问我是不是来找男朋友，我说是，他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大老远跑来，也不怕吃亏。我当时觉得这师傅嘴真碎，后来想想，人家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早看透了。
到了校门口，我给陈屿白发消息：“你在哪呢？”
他过了五分钟才回：“宿舍啊，怎么了？”
“出来一下呗，给你点了个外卖，马上到校门口了。”
“你又乱花钱——”他发来一个叹气的表情，“等着啊。”
我站在校门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下，心跳得砰砰的。三月的宁城还冷得很，风刮过来跟小刀子似的，我搓了搓手，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身上穿的是他最喜欢的那件驼色大衣，去年他回家时我穿过的，他说好看，衬得我皮肤白。
我远远看见他出来了。
白色卫衣，黑色运动裤，头发好像又长了一点，刘海都快遮住眼睛了。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微微驼着背，双手插在口袋里，懒洋洋的像只没睡醒的猫。
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
他越走越近，十米、五米、三米——他在看我。不对，他扫了我一眼，目光停留了大概零点三秒，然后——挪开了。他微微侧身从我旁边绕了过去，站在我右边两步远的地方，伸长脖子往马路方向张望，嘴里还嘟囔了一句：“哪呢？”
他在找外卖员。
我站在那儿，风呼呼地灌进领口，手指尖冰凉冰凉的。我张了张嘴，想叫他，可嗓子里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他掏出手机，低头打字。
然后我的手机响了。
“我到门口了，没看见外卖啊？”
我盯着屏幕上那行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十一个小时，八百公里，我坐了那么久的车，闻了一路的臭脚丫子味儿，就为了站在他面前，让他从我旁边绕过去找外卖？
“你回头。”我打了三个字发过去。
他回头了。
他看见我了。
他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往后退了一步，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半晌才憋出一句：“田、田颖？你怎么在这儿？”
“我点的外卖。”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话，可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滑下来了，咸咸的，流进嘴里有点苦。
“不是——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他快步走过来，伸手要拉我，我往后退了一步。
“我跟你说了，还叫惊喜吗？”我抬手擦了把眼泪，挤出个笑来，“陈屿白，你可真行。你从我旁边走过去，愣是没认出我。我这张脸，跟你谈了三年，你愣是没认出来。你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这儿有问题？”我指了指他心口的位置。
他脸涨得通红：“我、我以为你是哪个学生家长——你穿这身确实——”
“确实什么？确实像个大妈是吧？”我冷笑一声，“我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脸没洗头没梳，站在风里等了你十五分钟。你看都不看我就绕过去了，还嫌我像学生家长？陈屿白，你可真会说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急了，上来抓我的手，这次我没躲开，他攥得死紧，“我就是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肯定去车站接你，肯定——”
“我不提前说，就是想看看你见到我是什么反应。”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现在我看见了。”
他沉默了。
风还在吹，梧桐树的枯枝哗啦啦地响。校门口来来往往的学生好奇地朝我们张望，有个男生还吹了声口哨。
“走吧，”陈屿白拉着我往学校里走，“先去我宿舍楼下坐坐，你肯定累坏了。吃饭了吗？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不去了。”我挣开他的手，“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现在看见了，我走了。”
“田颖！”他急了，一把拽住我胳膊，“你别闹了行不行？大老远来了，你闹什么脾气？”
“我没闹。”我转过身，认真地看着他。他真高，我得仰着头才能看清他的脸。三年前我就是这么仰着头看他的，那时候觉得他像天上的星星，又远又亮。可现在，我只觉得这张脸陌生得厉害。
“陈屿白，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坐的那趟火车，车厢里有个大叔脱了鞋，臭得我差点吐出来？你知不知道我旁边的小孩哭了一路，我的耳膜都快震破了？你知不知道我在车上就想，等见着你了，一定要好好抱抱你，把这些委屈都补回来——”
我的声音开始发抖，嗓子眼儿又酸又紧。
“可是你呢？你连认都没认出我来。”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过了好一会儿才闷声说：“对不起。我真的——真的没注意。我脑子里只想着找外卖，以为你——以为你还在江城。”
“是啊，我在江城。”我笑了笑，眼泪又掉下来，“在你心里，我永远都在江城。八百公里外的江城。一个手机里的符号，一个微信头像，一个偶尔打电话过来发发脾气的女朋友。可我不是符号，陈屿白，我是个人。我站在你面前，风把我吹得跟个傻子似的，你都看不见。”
“够了！”他突然提高声音，我被他吓了一跳。他眼圈也有点红，一把把我拽进怀里，死死地箍着，“别说了，别说了行不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没认出来是我的错，我眼瞎，我混蛋，行了吧？”
我趴在他肩膀上，闻到他身上洗衣液的香味，和他宿舍里那股淡淡的霉味儿混在一起。他抱我抱得特别紧，像要把我揉进骨头里似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温暖。
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他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这张脸，我这个人，跟他视频过多少次，给他发过多少张照片，他怎么就能像看陌生人一样从我脸上扫过去？
后来我还是没走。
他带我去吃了学校后门的麻辣烫，给我夹了很多丸子，一个劲儿地说“多吃点多吃点”。我闷头吃着，不怎么说话。他大概觉得我还在生气，小心翼翼地给我递纸巾，给我倒水，殷勤得像换了个人。
可我只是在等。
等他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解释。
但他没有。
他一直避重就轻，一会儿说光线不好，一会儿说我围巾挡了半张脸，一会儿说他没戴眼镜。我知道他戴了隐形眼镜，但我懒得戳穿他。
到最后我也没等来解释。
晚上他给我在学校旁边的招待所开了间房，自己回宿舍去了。临走时他在门口站着，犹犹豫豫地说了句“明天带你去市中心逛逛”，我点了点头，把门关上了。
房间里剩我一个人。我坐在床上，盯着那只印着大红牡丹的热水瓶，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趟来得真可笑。
十一个小时，八百公里，就为了证明一件事——
我在他眼里，只是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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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陈屿白是朋友介绍的。
我那会儿刚毕业，在江城一家小公司做文员，一个月两千八。陈屿白还在读研，比我小三岁，学土木工程的。朋友给我看他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人长得真干净”——不是帅，是干净。眉眼清秀，笑起来一口白牙，像春天的太阳。
第一次见面，他穿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等我。我迟到了十分钟，进门时跑得气喘吁吁，头发都被风吹乱了。他站起来冲我笑，说：“你好，我是陈屿白。”
就这一句话，我沦陷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他在宁城读书，我在江城上班，异地。最开始的半年，他每天给我打三个电话，早中晚各一个。早上那个叫我起床，中午那个问我吃了什么，晚上那个能打两个多小时，从天南聊到海北，从今天聊到明天，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我闺蜜苏曼说我完了，中了爱情的毒。我说我乐意，她就翻白眼。
苏曼是我从大学就开始的铁瓷，现在跟我一起在江城漂。她长得漂亮，瓜子脸大眼睛，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业绩好得吓人。追她的人排着队，可她一个都看不上，整天嚷嚷着要找个“灵魂伴侣”。
“你这叫灵魂伴侣？”苏曼戳着我手机屏幕上陈屿白的照片，“异地三年了还没结婚，你也不怕他学校里找一个？”
“他不是那种人。”我信誓旦旦。
可苏曼的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陈屿白在宁城理工大学，女生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他整天泡在实验室，身边都是研究生同学，朝夕相处，谁能保证不出事？
但我从来没问过。
不是相信他，是不敢。有些问题一旦问出口，就没有回头路了。
这次来宁城，其实也有试探的意思。我想看看他的反应，看看他见到我会不会惊喜，会不会高兴得把我抱起来转圈。
结果呢？
他没认出我。
这三个字像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胸口，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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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陈屿白一大早就来了，手里提着豆浆和包子。我开了门，他笑嘻嘻地举着袋子在我面前晃：“你最爱吃的鲜肉包，排了二十分钟队才买到。”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面皮很软，馅儿很香。可我嚼着嚼着，鼻子就酸了。
“又怎么了？”他慌了，“不好吃？”
“好吃。”我使劲儿把眼泪憋回去，“就是太烫了。”
他松了口气，过来给我擦嘴，手指蹭过我的脸颊，有点粗糙。他的手上有薄薄的茧，是做实验磨出来的。以前我特别喜欢握他的手，觉得那些茧特别有安全感。可现在，我看着他的手指，却想起昨天他绕过我时，那双眼睛里的空白。
那是一片没有我的空白。
上午他带我去逛宁城的步行街。三月的宁城灰蒙蒙的，空气里都是雾霾味儿。我们并肩走着，他给我买了一杯奶茶，又给我买了一条围巾，说是补偿昨天把我冻着了。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标签，四十八块钱，不贵也不便宜，跟他以前送我的那些东西差不多——永远在及格线以上，优秀线以下。
“陈屿白，”我忽然叫他，“你说我长什么样？”
他愣了一下：“什么？”
“你说说看，我长什么样。眼睛是大是小，鼻子是高是矮，脸上有没有痣？”
他张了张嘴，眼神开始飘忽。过了得有十秒钟，他才磕磕巴巴地说：“你眼睛——挺大的。鼻子——鼻子也挺高的。嘴角那颗痣——”
“我嘴角没痣。”我打断他。
他愣住了。
“嘴角有痣的是苏曼。”我把奶茶杯攥得咯吱响，“我右边眉骨上有一颗小痣，不大，颜色很浅。跟你在一起三年了，你从来没注意过。”
“我、我——”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我不太会描述——”
“不是不会描述。”我摇了摇头，“是没在意。陈屿白，你没在意过我的脸。你每天跟我视频，可你从没认真看过我。你心里的我，就是一个影子，一个概念，一个叫‘田颖’的符号。这个符号长什么样，你根本不在乎。”
他沉默了。
步行街上人来人往，有个小孩踩着滑板从我们中间穿过，差点撞到我。他下意识地拉了我一把，我甩开了。
“你昨天没认出我，不是偶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如果你真的在意一个人，你会记得她的样子。哪怕她换了发型、换了衣服，哪怕围巾遮住了半张脸，你也能一眼认出来。因为她的样子在你心里，不是画面，是温度。”
他没有说话。
他低着头，盯着地上的砖缝，一言不发。
我忽然笑了一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宁城吗？”
他摇头。
“因为上个星期，我给你打视频，你没接。发消息，你隔了两个小时才回。你说你在做实验，可你的微信步数那天走了八千多步。我问你怎么在实验室能走这么多路，你说手机揣在口袋里有误差。”
我把奶茶扔进路边的垃圾桶，转过身来面对他。
“我没信。所以我来看看。看看你是不是在学校里有人了，看看你是不是骗我。结果呢？你没人。你确实在学校，确实在做实验，确实没骗我。”
“可你比骗我更让我难受。”
“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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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事我不想回忆了。
他追着我解释，说他只是最近压力大，实验进度慢，导师催得紧，整个人都焦头烂额。他说他没不在意我，他说他每天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想我，他说——
他说了很多。
可每一句都像在背台词。
我当天下午就买了回江城的票。他送我到火车站，站在候车室门口，眼眶红红的，像只要被主人抛弃的小狗。我把手从他掌心里抽出来，头也不回地进了检票口。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靠着车窗，看见他站在月台上，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冲我挥手，嘴巴张张合合的，好像在喊什么，可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了，什么都听不见。
我的手机响了一声。
是他发的消息：“路上注意安全，到了跟我说。”
我没回。
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从城市的楼房变成田野，再变成山，再变成田野，再变成楼房。八百公里的距离，我花了十一个小时来，又花了十一个小时回去。来的时候满心欢喜，回去的时候心里空了一大块。
对面坐着一个女孩，看起来二十出头，正在跟男朋友打电话。她声音压得很低，可我还是听见了——“想你”“爱死你了”“等我回去抱抱你”之类的甜言蜜语。
我别过脸，看向窗外。
玻璃上映出我的脸，眼睛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头发乱成一团。我看着那张脸，忽然觉得很陌生。这是我吗？那个风风火火、谁都不服的田颖，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手机又响了。
这次不是陈屿白，是我妈。
“颖颖啊，在哪儿呢？”
“火车上。”我吸了吸鼻子。
“感冒了？”我妈的声音一下子紧张起来，“叫你多穿衣服你不听，感冒了吧？我跟你说，这个季节最容易生病，你别以为自己年轻就不当回事——”
“妈，”我打断她，“如果有一天我嫁不出去，你会不会嫌弃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然后我妈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你受什么刺激了？是不是那个陈屿白欺负你了？我就说异地不靠谱，你就是不听。当初让你去考公务员你不考，去相亲你不去，非要在那个破公司耗着——”
我把电话拿远了一点，等她骂完了才重新贴回耳朵上。
“妈，”我说，“我没事。就是忽然想你了。”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过了好久，我妈的声音软下来，软得不像她：“想我就回来。妈给你炖排骨。”
挂了电话，我把脸埋进掌心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有多久没回家了？
大半年了吧。
上次回去还是去年中秋，匆匆忙忙吃了顿饭就走了，我妈追到门口往我包里塞了一袋苹果，我嫌重不愿意带，她硬塞进来，说“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现在的苹果没以前甜了，但这个品种还可以”。我拎着那袋苹果上了车，到了江城一看，苹果下面还压着两千块钱。
我妈怕我在外面吃苦。
可我给她争了什么气呢？毕业四年了，一个月五千多块的工资，租着一间二十平的隔断房，谈着一个八百公里外、连我长什么样都不记得的男朋友。
我真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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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江城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火车站，三月夜晚的风凉得像冰水，灌进领口里激得我直哆嗦。出租车排着长队，我懒得等，打开手机叫了个网约车。等了十五分钟，车到了，是一辆银灰色的比亚迪，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面相挺和善。
“姑娘，这么晚才到啊？”大姐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嗯。”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大姐大概看出我不想说话，不再问了。车里放着广播，是一个深夜情感节目，主持人用那种黏糊糊的声音念着听众来信——“我和他在一起五年了，可他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这次连情人节都忘了。我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
我忽然笑了。
大姐从后视镜里又看了我一眼：“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觉得这世界上傻子真多。”
大姐也笑了：“谁年轻时候没傻过几回呢。”
车窗外，江城的夜景一帧一帧地往后跑。这座城市的夜晚永远亮着灯，永远有人醒着，永远有人在哭、在笑、在爱、在恨。它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也不管你心里装着多少委屈，它就这么亮着，冷冰冰地亮着。
我在这座城市待了四年，从来没觉得它属于我。它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我是里面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转着转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拧下来扔了。
手机震了一下。
陈屿白发了一条消息，很长很长，我扫了一眼开头——“田颖，对不起，我想了一路，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
我没往下看。
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道歉，会反省，会承诺改正，会说一堆让我心软的话。然后我原谅他，我们和好如初，过几个月老毛病又犯，再吵、再道歉、再和好——循环往复，直到耗尽所有的力气。
可我不想再这样了。
不是不爱。
是累了。
爱一个人应该让人变得更好，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我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不是去听他道歉的，是去确认他还爱不爱我的。现在确认了——他爱的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田颖，一个永远在八百公里外、不会打扰他、不会让他为难、只需要偶尔打几个电话就能维护的符号。
可我不是符号。
我是个人。
我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不甘心。我会老，会丑，会生病，会有数不清的缺点。如果他现在都记不住我的脸，以后呢？以后我更老更丑更狼狈的时候，他还会记得我吗？
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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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走进办公室。前台小妹赵晓艺看见我吓了一跳：“田姐，你昨天晚上干嘛了？这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没睡好。”我敷衍了一句，钻进自己的工位。
我们公司叫“锦程建材”，听起来挺大气的，其实就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老板叫周锦程，四十出头，瘦高个，戴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实际上比谁都精。公司主要做建筑材料的代理和销售，我在行政部，管的是后勤、人事、杂七杂八的琐事。
我们部门一共四个人，除了我，还有李姐、小王和小陈。李姐叫李凤兰，五十出头，是公司的老员工了，从周锦程创业的时候就跟在他后面，算是元老级人物。她管人事，公司里谁请假、谁离职、谁涨工资，都得经过她的手。
李姐这个人吧，说好听了叫热心肠，说难听了叫多管闲事。她对我还算不错，就是太爱操心我的婚姻大事。隔三差五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什么“我表姐的儿子”“我邻居的外甥”“我老公单位的同事”，光我听过的就不下十来个。
我一进门，她就盯上我了。
“小田，你过来。”她冲我招手。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李姐，什么事？”
“你眼睛怎么肿了？哭过？”她摘下老花镜，仔仔细细地打量我，“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
“没有——”
“别骗我，我活了五十多年了，什么看不出来？”她叹了口气，“异地就是这样，吵架都没法当面吵。我跟你说，这异地恋啊，迟早要出问题。你还年轻，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李姐，”我打断她，“您今天要跟我说什么事？”
她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似的拍了拍脑门：“对对对，差点忘了。下午有个新人来面试，老板让你跟我一起去面。”
“什么岗位？”
“行政专员。小陈不是下个月要休产假嘛，得提前找个接替的人。”李姐翻着桌上的简历，“来了四个人，我筛了一遍，剩下这个看起来还行，二十三岁，应届生，学文秘的。”
我点了点头，回到自己工位上。
电脑屏幕亮着，桌面是陈屿白的照片。他站在一片油菜花田里，笑得眉眼弯弯。那是前年春天我去宁城看他时拍的，宁城郊区有一大片油菜花，黄澄澄的像铺了一地金子。
我右键点击桌面，换成了系统默认壁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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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面试的小姑娘叫顾念，个子小小的，扎个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她说话声音很轻，但条理清楚，问了几个问题都答得不错。李姐很满意，当场就拍板了，让她下周一入职。
面试完了，李姐拉着我去茶水间喝咖啡。
“那个顾念不错吧？”李姐一边搅着咖啡一边说，“看着就老实本分。不像现在有些小姑娘，花里胡哨的。”
“嗯。”我端着杯子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李姐看了我一眼，忽然放下杯子，认真地说：“小田，你跟我透个底，你跟那个陈屿白到底怎么样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分了。”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住了。
李姐也愣了，随即露出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我就说嘛，异地靠不住。分了也好，早分早解脱。你还年轻，才二十六，不急——”
“李姐，”我打断她，“您当年跟姐夫是怎么在一起的？”
李姐怔了怔，随即笑了。她这一笑，眼角的鱼尾纹全都跑了出来，可不知为什么，竟然有几分少女般的娇羞。
“我跟你姐夫啊——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会儿我在纺织厂上班，他在隔壁的机械厂。有一天下大雨，我没带伞，站在厂门口等雨停。他下班路过，把伞给了我，自己淋着雨跑了。第二天我就去还伞，然后就这么认识了。”
李姐捧着杯子，眼睛望着窗外，嘴角带着一点温柔的笑。
“那会儿也没现在这么多讲究，什么彩礼啊、房子啊、车子啊，都没有。他在机械厂一个月挣五十块钱，我在纺织厂挣四十五，两个人加起来不到一百块。结婚的时候，就请了两桌酒，买了张新床，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您后悔吗？”我问。
“后悔？”李姐转过头看着我，“后悔什么？”
“后悔没找个条件更好的。”
李姐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地摇了摇头。
“小田啊，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吃苦，是找不着那个愿意陪你吃苦的人。我跟你姐夫过了三十年，穷过，吵过，打过，最困难的时候连买菜的钱都掏不出来。可他从来没让我一个人扛过。有一年我生病住院，他请了半个月的假，天天守在医院里。隔壁床的老太太跟我说，‘你男人真好’，我就哭了。”
李姐的眼睛里有一点亮亮的东西，大概是泪光。
“我现在看你们这些年轻人谈恋爱，总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她顿了顿，“少了‘舍不得’。”
“舍不得？”我不太明白。
“对，舍不得。”李姐放下杯子，“你舍不得他吃苦，他舍不得你受委屈。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光嘴上说‘我爱你’就行的。是要在日子最难过的时候，还能互相舍不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我低下头，看着杯子里褐色的咖啡，忽然觉得鼻子很酸。
舍不得。
陈屿白舍不得我吗？
也许吧。
可他舍不得的，是那个手机里的田颖，那个永远不会给他添麻烦的田颖。不是这个站在风里等了他十五分钟，哭得妆都花了的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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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苏曼约我吃饭。
她在公司楼下等我，穿一件大红色风衣，踩一双细高跟，站在灰扑扑的写字楼前面格格不入，像个来视察的女明星。
“走，姐今天签了个大单，请你吃火锅。”她挽住我的胳膊，笑得眉眼弯弯。
我们去了一家叫“蜀味香”的火锅店，苏曼点了满满一桌子菜，毛肚、黄喉、鸭肠、虾滑，全是我爱吃的。锅底咕嘟嘟地冒着泡，红油翻滚，辣椒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说吧，怎么回事？”苏曼夹了一片毛肚在锅里涮着，“你昨天不是去宁城了吗？怎么今天回来就这副死样子？”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苏曼听完，筷子往桌上一拍：“他有病吧？自己女朋友站在面前都认不出来？这得缺心眼到什么程度？”
“他说他以为我是学生家长——”
“放他娘的屁！”苏曼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旁边桌的人都朝我们看过来。她也不管，继续骂，“什么学生家长？学生家长能站在校门口等他？学生家长能跟他视频过那么多次？他就是没把你放在心上！这种人你还不分手，留着过年吗？”
我夹了一块虾滑放进嘴里，慢慢嚼着，没说话。
“田颖，你不会还舍不得吧？”苏曼瞪着我。
“不是舍不得，”我把筷子放下，“就是觉得——自己挺失败的。三年了，我在他眼里居然是个连脸都记不住的人。我到底有多普通，多没存在感？”
苏曼的表情软下来。她给我夹了一块毛肚，语气难得地温柔：“你不普通，是他瞎。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在你身边的时候觉得你哪儿哪儿都好，可一旦分开了，就慢慢把你忘了。不是因为你不好，是因为他的世界里，你只是个配角。”
“配角的配角，”我苦笑，“连脸都不配被记住的那种。”
“所以你就别演了。”苏曼端起啤酒杯，跟我碰了一下，“田颖，你是我见过最努力、最认真、最值得被爱的人。如果你在一个男人眼里连脸都记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你要做的不是改变自己，是换一个人。”
“换谁呢？”我灌了一口啤酒，冰凉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追你的人排着队。”
“那是因为我眼光高。”苏曼理直气壮，“我要找的是那种——就算我毁容了、变丑了、胖成球了，也能一眼把我从人堆里认出来的男人。”
我愣住了。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精准地扎进我心里最疼的地方。
原来我要的也是这个。
不是什么荣华富贵，不是什么花前月下，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不管我变成什么样，都能一眼认出我来。
可陈屿白做不到。
他连我现在的样子都记不住。
---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苏曼把我送回出租屋，帮我脱了鞋、盖了被子，又给我倒了杯水放在床头。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在打电话，语气很冲，好像是在骂什么人。我想问她怎么了，可嘴巴张不开，眼皮沉得像灌了铅。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回到了老家桃花村。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藏在山坳里，四面都是山，山上长满了桃树。每年三月，桃花开的时候，整个村子都陷在一片粉红色的雾里，好看极了。
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见我妈蹲在院子里洗衣服。她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头发乌黑，腰板挺直，搓衣板上的泡沫堆得老高。我爸坐在门槛上，手里端着一碗面条，呼噜呼噜地吃着。
“爸，妈——”我喊他们。
他们不理我，好像看不见我。
我急了，朝院子里跑过去。可那条路怎么都跑不到头，槐树一直在我身后，院子一直在我前面，我跑啊跑啊，就是跑不到。
后来我听见有人在哭。
是女人哭，哭得特别伤心，撕心裂肺的那种。
我想去看看是谁，可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我只能听着那个哭声，一阵一阵的，像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地疼。
然后我就醒了。
枕巾湿了一大片，不知道是眼泪还是口水。
我翻了个身，摸到手机看了一眼。凌晨三点十二分，屏幕上躺着三条未读消息，全来自陈屿白。
第一条是十一点发的：“田颖，我想了很久，我知道我伤你心了。我不求你原谅我，但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段时间实验压力很大，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那天你站在校门口，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会儿还要回实验室改数据，根本没注意旁边的人。这个理由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实话。”
第二条是十一点半发的：“我承认我对你不够细心，很多时候都粗心大意。可是田颖，我真的爱你。异地三年了，如果我不是真心，早就放弃了。我只是——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一哭，我就慌了。你一说要走，我就怕了。”
第三条是零点发的：“你睡了吗？我很想你。”
我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床上。
想了有什么用呢？
他想了三年，还是记不住我的脸。
---
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没有回复陈屿白的任何消息。
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一个没接。他发的微信，我点开看了，然后关掉。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回什么。该说的那天在宁城已经说完了，再翻来覆去地吵，没意思。
第七天，他没有再打电话。
第八天，也没有。
第九天，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是实验室的，几个人穿着白大褂，站在一台仪器前比了个耶。照片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站在他旁边，笑得很灿烂。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他的朋友圈屏蔽了。
苏曼说我做得对，这种人不值得。
李姐说我太冲动，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赵晓艺说田姐你干脆在咱们公司找一个算了，你看技术部那个小周，长得不错，人也老实。
我说算了吧，我现在看见男人就烦。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的难过，一个月的疗伤，然后慢慢淡忘，重新开始。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老天爷偏偏不放过我。
第十天的下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是宁城的，但不是陈屿白的。
“请问是田颖女士吗？”对面是个女声，语气很正式。
“我是，您哪位？”
“我是宁城市中心医院的护士。陈屿白先生的手机里紧急联系人是您，所以我们给您打了电话。”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他怎么了？”
“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陈先生目前正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情况——暂时稳定。但他的家属都在外地，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您看您能不能——”
我挂掉电话，站起来就往办公室外面冲。
李姐在后面喊我，我顾不上回答。
我跑出公司大门，站在路边打车。手抖得厉害，手机差点掉在地上。来来往往的出租车一辆接一辆，但没有一辆是空车。我在那儿站了十分钟，打了十几通电话，终于叫到了一辆网约车。
坐上车，我才发现自己在哭。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把胸前的衣服打湿了一大片。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小心翼翼地问：“姑娘，您没事吧？”
“没事，”我擦了一把眼泪，“师傅，去宁城。”
“宁城？那得八百公里呢——”
“我知道。多少钱都行。”
“姑娘，我这车跑不了那么远，最多送你到高铁站——”
高铁站。
对，高铁。
我让司机送我到高铁站，买了最近一班去宁城的票。两个小时，比上次的十一个小时快多了。可这两个小时对我来说，比十一个小时还漫长。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盯着手机屏幕，一遍一遍地刷新消息。那个护士没有再打来，陈屿白的号码也没有任何动静。我试着给他打电话，没有人接。
窗外的田野飞快地往后退。油菜花开得正好，黄灿灿的一片又一片。我想起前年春天，陈屿白站在油菜花田里冲我笑的样子。想起他第一次见面时说的那句“你好，我是陈屿白”。想起他送我到火车站时，风把他头发吹乱的狼狈模样。
我忽然觉得，之前那些计较、那些委屈、那些心寒，在“事故”这两个字面前，全都变得不值一提。
不管他记不记得住我的脸，不管他心里有没有我，我只要他活着。
只要他好好活着，其他的都不重要。
到了宁城已经是傍晚了。我打车直奔市中心医院，冲进急诊大楼。走廊里全是人，病人、家属、医生、护士，乱哄哄的一片。我抓住一个护士问陈屿白在哪，她查了一下电脑，说了三个字。
“IcU。”
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IcU外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我见过，是陈屿白的室友周正，女生——是朋友圈那张照片里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很漂亮，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
她看见我，站了起来：“你是——田颖姐？”
我点了点头。
“我叫沈若，是屿白的师妹。”她咬了咬嘴唇，“今天上午我们一起去现场勘测，一辆失控的货车冲过来，屿白他——他把我推开了——”
她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站在那里，耳边嗡嗡地响，脑子里一片空白。
周正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巾。我这才发现自己脸上全是眼泪。
“医生怎么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
“还在观察。头部受到撞击，有颅内出血。已经做了手术，出血止住了，但还没醒。”周正的声音很低，“医生说今晚是关键期，如果明天能醒过来就没事，如果醒不过来——”
他没说完。
可我听懂了。
我靠着墙，慢慢地滑下去，蹲在地上。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得让人想吐。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响声。有个家属在走廊尽头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可我还是听见了一句——“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去”。
我想起李姐说的那句话。
“在日子最难过的时候，还能互相舍不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是啊。
日子最难的时候，舍不得。
现在我舍得了吗？
我舍不得。
哪怕他记不住我的脸，哪怕他心里没有我，哪怕他让我受了那么多委屈。可只要他活着，只要他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蹲在IcU外面的走廊上，把脸埋在膝盖里，无声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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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两点，IcU的门终于开了。
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出来，我们所有人同时站起来。沈若往前跨了一步，又停住了，大概是想起自己没有资格。她退回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有些我看得懂，有些我看不懂。
“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医生说，“颅内压已经降下来，各项指标趋于稳定。如果天亮之前能苏醒，就没什么大问题。你们留一个人在这里就行，其他人先回去休息吧。”
周正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若。
沈若说：“我回去吧。”她的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没激起任何涟漪。
她走了，高跟鞋敲在走廊的地板上，咯噔咯噔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尽头。
周正拍了拍我的肩膀：“嫂子，你在这儿守着，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他也走了。
走廊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站在IcU门口，透过那扇小小的玻璃窗往里看。陈屿白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各种管子从他身上延伸出来，连接着旁边的仪器。仪器的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波形，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像我的心跳，揪得死紧。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他永远都是笑嘻嘻的，懒洋洋的，偶尔惹我生气时委屈巴巴的。他应该穿着那件白色卫衣，双手插在口袋里，歪着头冲我笑。
他不应该躺在这里。
不应该。
我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下来，抱着膝盖，盯着那扇门，一动不动。
时间变得很慢很慢。墙上的钟，秒针走一格停一下，走一格停一下，好像连它都在犹豫。
凌晨四点，我站起来，走到那扇小窗前往里看。
他还是一动不动。
凌晨五点，我又站起来，又看。
他还是一动不动。
清晨六点，天蒙蒙亮了。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灰白色的光，照在地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我又一次站起来，把脸贴在玻璃上。
他的手指动了一下。
我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转身冲向护士站，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他、他动了——他的手指动了——”
护士跑进IcU，我跟在后面，被挡在门外。我趴在门框上，看见护士俯身检查他的瞳孔、测量血压、在他耳边说着什么。
然后我看见他的眼皮颤了颤。
又颤了颤。
然后——他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茫然地望着天花板，眨了两下，缓缓地转向门口，转向我。
我们隔着那道门，隔着那道玻璃，对视了。
我捂着嘴，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我听不见他说什么，可我看得懂那个口型。
他在叫我的名字。
“田颖。”
那扇门被推开了，护士示意我可以进去。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沉，可我还是走了过去，一步一步走到他床边。
他艰难地抬起手，手指微微颤抖着，朝我的脸伸过来。
我握住他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他的手很凉，凉的让我心疼。
“田颖。”他的声音很轻，隔着氧气面罩含含糊糊的，可我还是听清楚了。
“你来了。”
“我来了。”我哭着说。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可那个笑，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笑。
“我这回——记住你长什么样了。”他说，声音断断续续的，“你右边眉骨——有一颗小痣。不大，颜色很浅。”
我愣住了。
“以前——是真的没注意。”他喘了一口气，手指在我眉骨上轻轻蹭了蹭，“刚才睁开眼睛看见你——第一眼就看见了。”
“那么小的一颗痣，就在这儿。”
他的指腹落在我右边眉骨上，凉凉的，轻轻的，带着氧气面罩下传出来的微微的热气。
我握住他的手，把脸埋进他的掌心里，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窗外的天亮了。
宁城的春天，终于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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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
陈屿白出院了。
脑袋上留了一道疤，头发剃短了，看起来反而比以前精神。他回学校继续读研，我回了江城继续上班。我们之间的八百公里没有缩短，可好像变轻了。
他每周都来看我。
有时候坐高铁，两个小时就到了。有时候买不到高铁票，就坐夜班火车，凌晨到江城，在火车站等我到天亮。我骑电动车去接他，他就坐在后座上，搂着我的腰，困得脑袋靠在我背上。
“你下次别来了，太累了。”我老是这么说。
“不累。”他老是这么回答。
有一次他来了，我正好加班。他在公司楼下等了我三个小时，靠在墙根那儿，手里拎着一袋水果，困得直打瞌睡。我下班出来，看见他歪着头靠在墙上，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那模样，像只被遗弃的小狗。
我走过去，他一下子就醒了，眼睛里还带着红血丝，却冲我笑得特别灿烂：“下班了？饿不饿？我买了你爱吃的芒果。”
我接过那个塑料袋，袋子被他攥得皱巴巴的，里面四个芒果，每一个都挑得仔细，金黄饱满，没一个坏的。
“你等了多久？”
“没多久，”他揉了揉眼睛，“就一会儿。”
李姐从公司出来，看见他，啧啧了两声：“年轻人就是好，这么晚还来接女朋友。”
陈屿白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李姐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凑到我耳边说了句什么。
她说的是：“这个行。”
我笑了。
李姐走后，陈屿白好奇地问：“你同事跟你说什么？”
“她说你长得帅。”
“真的假的？”他一脸怀疑。
“假的。”
他做出一个受伤的表情，把我逗笑了。
我们去吃夜宵，路边摊的烧烤，烟熏火燎的。他给我剥蒜，辣得直吸溜，我笑他没用，他不服气，又剥了一瓣塞进嘴里，眼泪都辣出来了。
“别逞能了。”我递给他一瓶水。
他灌了一大口，缓过来后忽然认真地看着我说：“田颖，等我毕业了，你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江城也行，宁城也行，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要你别走。”
“我什么时候说要走了？”我嚼着一串羊肉，含糊不清地说。
“上次，”他低下头，“上次你说要走的时候。我真怕了。你进了检票口，头都没回，我站在月台上喊你，你没听见。火车开了，我一个人站在那儿，突然觉得——天塌了。”
他把手里的竹签折成两段，扔进垃圾桶里。
“后来我想了一路。我给你发那条长消息，写了删，删了写，反反复复几十遍。我本来想写得漂亮一点、煽情一点，让你看了就心软。可我写不出来。我最后只写了一句话，又删了。”
“什么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像那天早上从IcU里醒过来，隔着玻璃看着我的样子。
“那句话是——没有你，我真的不行。”
烧烤摊的烟火袅袅地升起来，被夜风吹散。旁边那桌有人在划拳，声音震天响。马路上车来车往，喇叭声此起彼伏。
可那些声音我都听不见了。
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的，像那列绿皮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
八百公里，十一个小时。
那天我坐在火车上，心里满满的都是怨气和委屈。我觉得他欠我一个解释，欠我一个道歉，欠我过去三年里所有的思念和不甘。
可现在，坐在这浓烟滚滚、嘈杂不堪的烧烤摊前，看着眼前这个眼睛红红、嘴唇辣得发肿的男人，我忽然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记住了我的痣。
那颗长在我右边眉骨上，小小的、浅浅的，连我自己都常常忘记的痣。
他记住了。
“陈屿白，”我把手里的竹签放下，正色道，“我再问你一遍，我长什么样？”
他认认真真地看着我，目光从我的额头慢慢移到下巴，又从下巴慢慢移回额头，像在扫描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田颖，”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右边眉骨有一颗小痣。你眼睛不大，但是很亮，生气的时候会瞪得特别圆。你鼻梁挺，笑起来两边有不太明显的酒窝。你嘴唇有点干，老是忘涂唇膏。你脸上有点小雀斑，不多，天热的时候会变深。”
他顿了一下。
“你很好看。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
我的眼睛湿了。
“记住了？”我哑着嗓子问。
“记住了。”他说，“刻在这儿了。”他指了指自己脑袋上那道还没完全消失的疤，笑了一下，“这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堆竹签和沾满辣椒面的盘子，笑了。
夜风吹过来，带着烧烤摊特有的烟火气，和远处不知谁家阳台上飘来的栀子花香。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江城的春天，总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