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的公元1072年6月21日，王安石再次向赵顼当面请辞。这一次赵顼不禁开始面露愠色，他本以为王安石已经回心转意，可没想到王安石还是这般固执。
王安石言道：“臣为相数年已招至很多人的积怨，再者臣这几年可能也确实有很多地方做事有失妥当，陛下可在臣离去之后认真辨析这其中是非曲直。如果陛下最终觉得臣不是他人口中的奸邪并愿意再对臣委以重任，那么到时候臣必不敢辞陛下的差遣。”
王安石这番话是在清楚地表明自己正在遭受流言蜚语的疯狂攻击，而他为证清白也只能选择放弃手中的权柄从而让某些流言不攻自破。赵顼反问道：“爱卿从来都不惧流言，你这个理由未免太过牵强，你心里到底有什么话想说却不愿意说，何不向朕尽言？难道爱卿也以为朕在怀疑你的忠心？当年吕诲把你比作是卢杞那样的奸佞，可朕并未采信，吕诲尚且不能动摇朕对爱卿的信任，别人又岂能离间你我？”
王安石回道：“臣在宰相的位置上坐久了难免会招致他人的嫉怨，人心如此，臣不敢保证陛下哪天不会对臣生疑。”
见此，赵顼又搬出了吕公着，他说：“吕公着与你乃是至善至交，他当初说韩琦要起兵清君侧，可即使如此朕也没有相信他的话。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朕对你的信任吗？朕知道你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病，你何故要舍朕而去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安石有些底气不足了。他回道：“臣没有说要舍陛下而去，只是希望陛下能够让臣暂时远离朝堂一段时间。”
赵顼转而以哀求的口吻说道：“你我虽是君臣，但这只是个形式而已，其实你我乃是知己和至交。朕以朋友的身份求你办点事你尚且会同意，更何况现在是以君王的身份在挽留你，你就不要再坚持请辞了，行吗？”
王安石情急之下被迫说出了他的担忧：“久居相位者必然有所阙失，如果等到臣哪天犯下错事再请辞离去，那么到时则将让人指责陛下失知人之明，而臣也将负戴罪之身。与其如此，陛下还不如现在就让臣交出相印。”
说一千道一万，赵顼觉得王安石还是在怀疑自己不信任他。他对王安石再又说道：“周成王当年怀疑周公的忠诚，所以周公在恐惧之下出京离走，等到成王不再怀疑他时才重回京城。可是，如今你我二人已然推心置腹，朕绝对相信爱卿的忠诚，所以这请辞的事就到此为止吧！另外，就连亢瑛那样的小官都能在朕的面前对你行诽谤诬陷之事，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那些指责你堵塞言路的流言，你也完全不用担心朕会因为这些事和外面的那些流言蜚语而对你生疑。”
话已至此，王安石应该放心地收回辞呈了吧？并没有！他仍然表示自己想离开京城，赵顼气得不行但也无可奈何，可他只要坚持不松口，那王安石就别想乐得逍遥。
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王安石只好来了个狠招，他以公文的形式正式向赵顼提交了辞呈。赵顼更狠，他看都不看直接给王安石退了回去。王安石再奏，赵顼索性下令相关部门不得接收王安石呈上来的各种文书。要知道王安石的“拗相公”名声可不是白来的，他带着请辞的公文请求面见赵顼，但赵顼拒见，他命太监向王安石传达口谕：“朕自得卿文字，累日惶惑，卿且念朕如此。”
赵顼已经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如此低下了，几乎是在哀求，可王安石还是要求入见，赵顼仍是不肯见。一气之下，王安石这天干脆来了个早退直接就打道回府。
第二天，赵顼终于同意了王安石的入见，而王安石也松了口，他表示自己确实有病在身，但既然皇帝陛下不许他辞职，那么他可以再坚持半年，半年之后他还会再次请辞。赵顼听了这话总算是长出了一口大气，但他也表示既然你王安石同意继续干下去，那就不要说什么半年期限。总之，朕不让你走，你就不许走。
王安石坦言道：“陛下如此强留不过是为了能让新法大成，可陛下当知新法的成败其实全在于陛下一人之身，而不在臣的去留。只要陛下坚持变法，那么臣是否位居宰相都不重要。反之，如果陛下对新法有疑，那么臣纵有万般能耐也无济于事。”
此言一出，赵顼顿悟。王安石此话说得一点也没错，新法的成败确实不在于他这个做宰相的人，而在于身为皇帝的赵顼其意志和决心是否坚定。王安石已经为他铺好了道路，宋朝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以及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全仰仗赵顼的个人意志。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对话中，王安石终于将自己之所以如此坚决请辞的原因说了出来，那便是保守派对正在经营西北的王韶所进行的各种掣肘和制约。赵顼也终于是恍然大悟，如此才有了后来他对王韶开边之事的全力支持和信任。
为了让王安石彻底放宽心，赵顼最后对王安石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朕对爱卿的信任就如刘备之于诸葛亮，朕对你是绝对的信任，你我君臣实乃一心一体！”
至此，王安石的请辞风波总算是到此结束，王韶的开边行动也因此而得以顺利地施行。当然，王安石的请辞是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王韶开边受阻只是导致这一事件的导火索，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是以相位相搏才换来了神宗皇帝对熙河开边的全力支持。如若不然，保守派的各种阴招和暗箭都极有可能导致熙河开边半道中辍。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熙河开边的成功当记王安石首功，虽然他没有一枪一箭之功，但没有他也就不可能有熙河开边的顺利展开以及最后的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将赵顼和王安石之间的对话逐一罗列出来呢？因为在这些对话里给我们透露出了至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一，神宗皇帝亲口证实自己之所以在少年时期就立志要做一位成大事立大业的君王正是因为他受了王安石“荆公新学”的影响，因而赵顼可以说是自少时起就视王安石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加导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王安石才会在赵顼登基之后被迅速委以重任。放眼古今的任何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变法运动，在位的君王和主导变法的臣子之间都莫不具备深厚的私人感情，这种感情甚至是在那位君王尚未登基之时就已经产生，王安石和赵顼之间也不例外。
照此说来，赵顼应该对王安石完全信任，王安石的变法之路也应该是如顺水行舟一般无所阻挡，可为什么他这条路却走得如此艰难呢？甚至是被逼得无数次地请求罢官外放呢？答案就在于赵顼虽然对王安石本人绝对的信任，可他对王安石手下的人却未必如此，对于新法各项法令也同样严重信心不足，而且王安石作为宋朝此时的首席执行官并没有掌握绝对的权力，赵顼这个董事长经常会出面对很多的事情横加干预。试问，身边有这样的一个董事长存在，哪个总裁或总经理会干得称心如意？
我们这里还是拿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君臣做对比。
商鞅变法也得罪了无数权贵，也把既得利益集团给整得怨声载道，可秦孝公却一直坚定地站在商鞅背后，甚至于他把施政和刑罚的权力都全部下放给了商鞅，以至于秦国人在变法的中后期只知“国有商君而不知有秦王”，而且孝公对反对势力的诉求也近乎于完全漠视，他在变法期间就是一个彻底的甩手掌柜。反观赵顼，他此时的角色既是董事长又是实际上的总裁，而王安石其实只不过是他手下的第一常务副总裁而已。
更重要的是，相比秦孝公对反对派的冷漠和“绝情”，赵顼对反对派的诉求却是有求必应，这也就导致王安石不得不经常性地与反对派进行公开廷辩。等到王安石费尽心力和口舌将对手都逐个摆平之后，他才能去做他想做的事，而且他想做每一件事都得如此运动一番，如此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做个比喻，商鞅想摘桃子只需随手挥动竹竿，可王安石却得跟一帮人掐个你死我活之后才能爬到树上去摘，甚至于在他开始坐下来吃桃子的时候还会有人上来跟他抢。而赵顼呢？他只是坐在一旁静静看着，因为在他眼里无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对派都是他的臣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想让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这不是他的权谋之术有多高，只是因为他那该死的完美主义，他想让宋朝以和平演变的形式完成蜕变——不要流血，不要冲突，只以最小的代价甚至是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就能实现他的那一个富国强兵之梦。
对比商鞅在变法期间“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铁血手腕，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顽固势力根本就无可奈何。最简单的例子，商鞅敢下令将公开反对和抗拒新法的秦孝公之兄赢虔先后施以墨刑（黥面）和劓刑（割去鼻子），可王安石敢动韩琦、司马光或文彦博这等人一根毫毛吗？即使他敢，可他有这个权力吗？他不但没有这个权力，而且他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反对派大佬们在背地里乃至于在明面上公开对新法进行破坏和抵触。王安石能做的就是跑到赵顼面前去“说理”，然后就此在史书上留下一个骄横、目无纲纪且动辄以辞官要挟当今天子的恶名。
说这些不是想说王安石应该成为一个为达目的而血洗大宋官场的酷吏，只是想说明赵顼在政治斗争中的幼稚。面对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尖锐矛盾，他竟然幼稚地以为自己可以维系这二者之间的平衡，他以为可以通过温和的手段让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心甘情愿地交出长期占有的既得利益。
或许赵顼这样想也没错，眼前的事实不就是明证吗？尽管阻力重重，可新法不还是在全国全面铺开了吗？唯一的代价不过就是王安石多辛苦一点，多受点委屈，相比动不动就要拿几个反对派开刀，这样不流血就能达到目的难道不是更有利于宋朝的稳定吗？这样想来，赵顼还真的就没错，可这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赵顼能够长寿，而且你的继任者能够继续扛起你的变法大旗带领宋朝继续前进。遗憾的是，赵顼不但没能长寿，而且他的继任者还是一个不能理事的毛孩子。更遗憾的是，他的继任者长大成人后也没能长寿，甚至是比他还要命短。
假如——我只是说假如——假如赵顼能够活到五十岁，哪怕只是再多活十年，假如他的继任者宋哲宗也能多活十年或者更久，那么宋朝和中国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模样，往后百年的所有屈辱也将不复存在。可是，历史没有假如。
再来说赵顼和王安石的这番君臣对话所透露出的第二个重要信息，那便是王安石所说的变法的成败完全在于皇帝本人，而不在于他这个宰相。
赵顼为什么会在王安石请辞时表现得那么惊慌失措？原因很简单，他就像是一个躲在大人身后的小孩子，当这个大人突然提出要离开从而只留下他一个人去面对这个纷杂烦乱的世界和局面时，赵顼他能不惊慌吗？可王安石告诉他，他其实已经长大了，他更应该明白变法强国这条路本就应该由他自己去走，王安石可以在变法初期牵着他走路，但这条路终究还得他自己一个人走。因为他才是皇帝，因为王安石不过就是一个为皇帝打工的人，王安石不可能一直替他遮风挡雨，更不可能一直牵着他走下去。
赵顼的思维误区就在于他认为变法的成败全系于王安石一人之身，他就是一个可以坐等事成的逍遥君王。赵顼这年不过才二十四岁，他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可王安石这话就像惊雷一般点醒了他：你不再是小孩子了，你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为你铺开了变法强国的道路，也给你指明了方向，更为你储备了大量的人才，现在该是你到前台来亲历风霜雨雪的时候了——这是你无可逃避且迟早都要面对的现实和命运。
换言之，王安石的意思就是你赵顼不可能永远当一个和事佬，一个君王想要成就大业就应该乾纲独断并懂得取舍，而非在臣子中间左右摇摆大玩平衡术，否则你终将一事无成。除非你只是想当一个太平君王，就像宋仁宗那样奉行无为而治以至国家积弊越积越深最后厚重难返而自行灭亡。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赵顼不想做太平君王，他想中兴大宋甚至想将宋朝带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要想实现这个梦想他就得拿出手段和魄力，而不是躲在他人的身后做美梦——以最小的代价甚至是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就让宋朝完成脱胎换骨式的蜕变。
伟大的神宗陛下，脱胎换骨这种事无一例外都是伴随着阵痛的，有时候甚至是要付出流血和牺牲的代价。遗憾的是，赵顼终此一生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可正是这个完美主义导致了他和王安石以及新法的“可悲”命运和结局。完美在这世间并不存在，悲哀的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往往都是一个人在头破血流之后的痛哭流涕中才会真正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