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宋怀安是哪一种，她还不知道，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一张标签能盖住的。
一个中国名字。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日俄混血，却选择了一个中国名字生活在上海。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
他不需要这个名字来完成工作，特高课不需要他用中国名字来执行任务，公文上写“宋怀安”或“Sogai Yasushi”都行。
这个名字更像是他自己选的，一种自我认同的表达，或者一种生存策略：他把自己藏在一个中国名字后面，像一个演员穿着戏服走在台下的人群中，既方便在租界华洋杂处的社交场上走动，也方便让被盯梢的人放松那一秒钟的警惕。
表面上是日资银行的经理，实际上在特高课做事，职位不算低。这意味着他拥有双重身份，并且在这两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
一个能在公开身份和秘密身份之间保持平衡的人，必然是极度自律、极度清醒的。他不可能是一个容易被看透的人。
今晚他一个人坐在餐厅里不动牛排，不是失态，是习惯。
特高课的人在外吃饭，很少动主菜，怕下毒，也怕被从餐具摆放上读出什么。他松两颗扣子不是随便，是混血面孔在西洋场子里最常见的“松弛伪装”，越松弛，越说明他紧。
林观潮在稿纸的边缘写下了一个词：“复杂。”然后她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情报价值高。危险系数高。需谨慎接近。不可主动，等他来。”
她放下铅笔，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她知道她一定会再次遇到这个人。
上海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一个她正在努力挤入的圈子里——文化界、法租界沙龙、亨利那条生意线——一个与她有过一面之缘的特高课军官，不可能从此消失在各自的生活中。
问题是，下一次相遇会是什么样的形式？是她主动制造的，还是他安排的？
她有一种直觉，会是后者。
宋怀安那种人，不会让可疑的目标从自己视野里溜走第二次。
他今晚没当场查她，是因为场合不对、亨利在场、面子上的租界规矩还在；但回去之后，霞飞路那家餐厅的侍应生、门房、甚至乐队里那个拉小提琴的波兰人，可能都会被某个“银行职员”约谈。
她把稿纸折起来，塞进《牡丹亭》的封皮里。
-
与此同时，在法租界另一端的一间公寓里，宋怀安也还没有睡。
那间公寓在亚尔培路附近一栋老式洋房的二层，窗外对着一排梧桐，屋里没有开大灯，只有书桌上一盏绿罩台灯亮着。
他坐在窗前，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有了三四个烟头，都是点着抽了半根就摁灭的。
他刚刚洗完澡，头发还是湿的，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领口敞开着，整个人看起来比白天松弛了一些，但他的眼神并不松弛。
他在想今天晚餐时见到的那个女人。
林观潮。这个名字是他在餐桌上的时候就从亨利的介绍中记住了的。
北平来的，在法国待了几年，刚回上海不久，写文章的，亨利·德·蒙福尔的未婚妻。
这些字段他一遍遍在脑子里过，像在砂纸上磨一根铁丝。
他不得不承认，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他的心跳漏了半拍。那是一种本能的、不受理智控制的反应，在他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他干这行七年，从关东军情报班到上海特高课，见过的美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从来没有过这种“漏半拍”的事。这让他恼火。
他随即感到了一阵更深的恼怒。不是对那半拍心动本身，而是对“她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
一个在战时从法国回到上海的年轻女人，一个有着法国男友做掩护的女人，一个漂亮得足以让任何人放松警惕的女人，一个北平家世、巴黎背景、霞飞路晚餐、不碰政治只写书店随笔的女人……
这种组合，在宋怀安的职业经验里，往往意味着麻烦。
要么她是军统放进来钓人的饵，要么她是中共地下党新启用的“文化面孔”，要么她真的是个傻瓜。
三种可能里，前两种的概率加起来，远大于第三种。
他用怀疑来掩盖那瞬间的心动。
他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她的出现太巧了，她的背景太干净了，她的一切都太符合一个“被安插进来的棋子”的画像了。
他对她的关注不是出于私人兴趣，而是出于职业本能。他告诉自己，他需要查一查她。
这个决定让他的内心平静了一些。
他站起身来，走到书桌前，拿起黑色电话机的听筒，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是我。”他说，声音低沉，“帮我查一个人。林观潮，女，北平人，刚从法国回来，随法国人亨利·德·蒙福尔到沪，对外称未婚妻，写文章投稿《上海周刊》。查她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在法国的活动轨迹、怎么来的上海、跟什么人接触、北平家里还有什么人。能查多少查多少，三天内给我初稿。”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挂断了。
宋怀安放下话筒，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
梧桐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响，远处霞飞路那边的霓虹还亮着几盏，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
他知道这个调查指令一旦发出，就意味着一件事：他已经把这个女人纳入了他的视野范围。
她不再是一个在餐厅里偶然遇到的、让人多看了一眼的陌生人，而是一个被他标记了的、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
他告诉自己，这只是例行程序。
但他心里清楚，如果她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小姐，他不会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立刻启动调查。
他以前见过很多漂亮女人，没有一个值得他拨那通电话。
钮梅波那种级别的女谍他打过交道，知道女人一旦被训练过，眉眼之间会有一层洗不掉的“计算感”；而林观潮让他拿不准的，恰恰是她没有那层计算感。
或者，她的计算已经精细到把“没有计算感”本身演了出来。
他关上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才转身走向卧室。
床头的闹钟指向凌晨一点四十。
1938年的上海在他窗外呼吸着，一半是租界的香槟气泡，一半是苏州河对岸的铁锈和血。
他闭上眼的时候，最后一次浮现的，不是她的身份，而是她站在餐桌前微微颔首时，睫毛垂下来那一小片阴影。
他心想：但愿你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