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晨光中的法庭：当正义穿上黑袍
清晨七点四十五分，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铜大门在晨光中缓缓开启，门楣上方的国徽被第一缕阳光照亮，折射出庄严的光芒。法警列队而立，制服笔挺，表情肃穆。今天，这里将审理一起牵动全国的案件——被告人危暐，前公安系统技术骨干、跨国诈骗集团核心顾问、九条人命间接凶手、主动回国自首并协助破获多起重案的复杂罪人。
旁听席早已坐满。前两排是九名死者的家属，他们胸前别着白色绢花，有人低头拭泪，有人紧握拳头。第三排开始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媒体代表。左侧区域，陶成文带领的修复中心团队全员到场。张斌坐在父亲张坚的遗像旁，那张黑白照片被端正地放在空椅子上——这是法庭特批的，让逝者“见证”审判。
八点整，诉讼参与人入场。公诉人席上，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亲自出庭，身旁是四名资深检察官。辩护人席，两位司法部指派的律师打开厚厚的案卷。专家证人席，曹荣荣、沈舟、张帅帅等人已经就位。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被告人入口。
八点零三分，侧门打开。危暐在四名法警押解下走入法庭。
他穿着云海看守所的橙色马甲，手脚戴着镣铐，行走时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法庭里格外清晰。四十三岁的人，头发已花白大半，眼镜后的眼睛深陷，但步伐稳健。他走到被告人席站定，目光扫过全场，在陶成文脸上停留片刻，微微点头，然后落在张斌身旁的空椅子和遗像上。
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神平静如死水。
“全体起立！”
审判长周正明带领合议庭成员步入法庭。这位五十八岁的老法官以严谨着称，审理过无数大案，但今天，他的脚步比平时更沉重。法袍的黑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法槌落下，声音在穹顶下回荡。
“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危暐涉嫌诈骗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传授犯罪方法罪一案。”
（二）起诉书：当数字变成墓碑
公诉人起立，开始宣读起诉书。一百七十二页的文书，沉甸甸的不仅是纸张的重量，更是五十多亿涉案金额、两千多名受害者、九条人命的重量。
“被告人危暐，男，1980年出生，原云海市公安局网络安全处技术科长……2019年4月叛逃境外，加入缅甸KK园区诈骗集团，任技术总监……设计并主导开发‘智能诈骗管理系统’，极大提升诈骗犯罪效率和危害性……”
每念出一个数字，旁听席就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经查证，被告人直接参与或技术支持的诈骗案件共计三十七起，涉案总金额五十一亿七千三百万元人民币，涉及受害人两千三百八十九名。其中，九起案件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
念到九名死者的名字时，公诉人停顿了，他看向死者家属区：
“张坚，男，1959年生，云海市石化公司油料股股长，被骗两千三百万元，2019年8月23日跳楼自杀。”
张斌的手紧紧握住父亲遗像的相框边缘。
“周文斌，男，1990年生，中学教师，被骗六十万元结婚款，2019年11月7日服农药自杀。”
周老伯捂住脸，肩膀剧烈颤抖。
“李秀娟，女，1985年生，单亲母亲，被骗女儿白血病治疗费四十五万元，2020年3月19日跳江自杀。”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儿，婴儿似乎感觉到母亲的悲伤，开始啼哭。
九个名字，九段被强行终结的人生。当最后一个名字念完时，法庭里已经哭声一片。
危暐始终低着头，但监控显示，他的心率从75飙升到120，手铐下的手腕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
起诉书宣读完毕，用时一小时五十二分钟。周正明法官看向被告人席：
“被告人危暐，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
危暐抬起头，声音嘶哑但清晰：“没有异议。我认罪。”
简单的五个字，却在法庭里激起波澜。这么重大的案件，被告人当庭认罪，意味着他放弃了几乎所有辩护空间。
辩护律师举手：“审判长，被告人虽然认罪，但对部分事实的具体情节和量刑情节，我们仍有不同意见。”
“法庭会在后续环节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周正明示意，“现在开始法庭调查。传唤第一组证人：修复中心技术团队。”
（三）技术证言：当代码成为凶器
陶成文、张帅帅、程俊杰、曹荣荣、沈舟依次走上证人席。他们不是普通证人，是兼具技术专家和案件关联者双重身份的复杂证人。
陶成文的证言从师徒关系开始。
“2008年，危暐以公安大学硕士毕业生身份进入我的部门。他聪明、勤奋，是当时我们最看好的年轻技术骨干。”陶成文的声音平静，但握紧的拳头暴露了情绪，“2016年，他主持设计的‘金融交易风险预警系统’获得公安部科技进步奖。颁奖时他说：‘技术应该守护人民，而不是伤害人民。’”
他看向被告人席：“这句话，你还记得吗？”
危暐点头，泪光在眼镜后闪烁：“记得。但我背叛了它。”
“你何时开始背叛？”公诉人问。
“2018年底，岳母查出晚期肝癌。”危暐的回答直接而痛苦，“手术加靶向药，需要近百万。我的积蓄只有二十万，单位预支了十万，同事借了十五万，还差五十多万。那时，妻子怀孕六个月，天天哭。我觉得自己很失败，连家人都保护不了。”
曹荣荣在专家席上记录：这是典型的“危机情境下的道德滑坡”——当一个人面临无法承受的压力时，可能做出平时绝不会做的选择。
陶成文继续：“所以你接受了诈骗集团的招募？”
“他们伪装成‘东南亚科技公司’，说做‘金融数据分析’，年薪两百万。”危暐说，“我知道可能有问题，但对方承诺‘不直接参与违法活动’，而且……我需要钱。我对自己说，就干两年，赚够钱就收手。”
张帅帅接着出庭，他带来了技术演示。
大屏幕上，出现危暐设计的“智能诈骗管理系统”界面。复杂的数据流、算法模块、话术库、心理模型，组成一个精密而恐怖的犯罪机器。
“这是系统的核心模块：‘目标画像引擎’。”张帅帅操作演示，“它从互联网上搜集个人信息碎片——医疗记录、消费数据、社交动态、工作信息，然后拼凑出完整的人物画像。比如张坚先生，系统分析出他：五年高血压史、三个月后退休、儿子在北京、个人消费节俭、工作认真负责。”
屏幕上弹出张坚的“画像报告”，详尽得令人毛骨悚然。
“根据这个画像，系统推荐了最优诈骗方案。”张帅帅切换界面，“方案A：冒充上级+纪委测试。理由：此类目标对组织忠诚度高，对‘党性考验’敏感，可利用其责任感和退休焦虑。”
旁听席上，许多老人开始流泪——他们理解那种“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的心态。
程俊杰演示资金流转部分：“钱一旦进入指定账户，系统自动启动洗钱程序。通过加密货币、地下钱庄、虚假贸易等方式，最快九分钟可以出境。张坚先生的2300万，在1小时47分钟内完成全部转移和洗白。”
沈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个系统最可怕的地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它不利用人的贪婪——传统诈骗那样，而是利用人的责任感、爱心、恐惧感。张坚先生被骗，不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他太负责任；李秀娟女士被骗，不是因为她愚蠢，是因为她太爱女儿。”
曹荣荣补充：“更严重的是，系统设计了‘心理崩溃预警’机制。当受害人压力值超过阈值时，系统会提示操作员‘目标可能崩溃，建议缓解’。但在张坚案中，操作员无视了警告，继续施压。而危暐作为系统设计者，在后续优化建议中写的是‘优化阈值算法’，而不是‘增加强制终止机制’。”
法庭陷入死寂。技术证言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不是冲动犯罪，是精心设计、系统化执行的屠杀。
（四）死者家属陈述：九个破碎的世界
下午两点，庭审进入最残酷的环节：九名死者家属的陈述。
周正明法官特别允许他们坐着陈述，并安排了心理医生在场。
第一个是周老伯。他颤巍巍站起来，手里握着儿子的照片。
“我儿子是语文老师，二十八岁，准备国庆结婚。”老人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被骗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说‘爸，婚可能结不成了’。我问为什么，他说钱被骗了。我说钱没了再赚，人没事就好。他说‘可是小玲（未婚妻）家里不同意了’。”
老人停顿，努力控制情绪：“第二天，他照常去上课，给学生讲《背影》，讲父爱。下课回家，喝了农药。遗书上写：‘爸，我对不起你，把你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弄丢了。小玲走了，我也没脸活了。’”
他看向危暐：“我儿子教《背影》，教学生要感恩父母。可他死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这世道，怎么成了这样？”
第二个是李秀娟的妹妹，抱着姐姐留下的婴儿。
“我姐查出乳腺癌早期，本来可以治。但她把钱都留给女儿治病，自己放弃治疗。”年轻女子泣不成声，“外甥女的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她配型成功，但没钱做手术。诈骗集团冒充‘慈善基金会’，说可以资助五十万，但要先交五万保证金。那是她最后五万块钱。”
婴儿似乎感应到母亲的悲伤，开始大哭。法警拿来奶瓶，但婴儿拒绝，哭声在法庭里回荡。
“钱打过去，人就消失了。我姐去公安局报案，民警说钱很难追回。她回到家，给女儿喂了最后一次奶，写了遗书，跳了江。遗书上写：‘妈妈没用，救不了你。妹妹，孩子托付给你了。’”
她死死盯着危暐：“我外甥女现在三岁，每个月要花两万多医药费。我问你，你的系统优化了，赚钱了，我外甥女的命，谁优化？”
第三个是赵先生，他父亲是退伍军人，被“以房养老”骗局骗走房产。
“我爸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腿上还有弹片。”赵先生声音硬邦邦的，“他一辈子硬气，被骗后，不说自己被骗，说‘我蠢，我活该’。不让我们报警，说丢不起老兵的脸。他在大桥底下住了三天，说‘没脸回家’。第四天，清洁工发现他时，身体都僵了，手里还握着我的照片。”
他站起来，指着危暐：“我爸战场上没死，死在你们这些骗子手里！你们比敌人还狠，敌人要命，你们要命还要脸！”
九个家庭，九段陈述。当最后一个家属说完时，法庭里已经泪流成河。连法警都在偷偷抹眼泪。
危暐全程低着头，但监控显示，他的心率一度达到140，血压飙升到危险值。医生准备介入，但他摆手拒绝。
当家属陈述全部结束时，周正明法官问：“被告人，你有什么想对死者家属说的？”
危暐慢慢站起来，镣铐哗啦作响。他转向家属席，深深鞠躬，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一分钟。
直起身时，他满脸泪水。
“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我夺走了你们的亲人，毁掉了你们的生活，这种罪，用我的命也还不清。我只能说……对不起。虽然这三个字，轻得像灰尘。”
他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重判。不是表演，是真心话。我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只希望，在惩罚之后，给我一个机会，用我剩下的生命，去阻止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去保护更多可能受害的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让我的罪有点意义的方式。”
（五）张斌作证：从儿子到守护者
“传唤证人张斌。”
张斌站起身。他今天穿着深色西装，系着父亲留下的领带。走过通道时，几个死者家属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在这一刻，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宣誓后，张斌没有立即开始陈述。他看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将父亲的遗像放在证人席上。他不是证人，但他是这一切的起源。”
周正明法官沉吟片刻，点头允许。
张斌将父亲遗像端正放在桌上，然后才开始。
“我父亲张坚，如果活着，今年六十四岁。他应该已经退休四年，在小区里下棋、遛弯，和我母亲吵架又和好——虽然我母亲十年前就去世了。周末，他可能会来北京看我，抱怨房价太高，催我结婚生孩子。”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但他没有活到六十四岁。他死在五十九岁，死在还有五个月退休的时候，死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油料仓库。”
张斌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不是法律文件，是生活痕迹。
“这是他的工作笔记，从1978年参加工作到2019年，四十一本。每本扉页都写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这是他的体检报告，高血压、糖尿病，医生让他休息，他说‘站完最后一班岗’。”
“这是他给我寄钱的汇款单，从1998年我上大学到2019年，一共七十三张，总额二十八万六千元。他自己穿三十块钱的衬衫。”
“这是他最后发给我的短信：‘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发送时间：2019年8月22日晚上九点十七分。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还没决定自杀。”
法庭里只有张斌的声音和偶尔的抽泣声。
“很多人问我：你恨吗？恨。但不是恨一个人，是恨一个系统——一个能把好人逼死的系统。危暐设计的技术系统是硬件，但社会的漏洞、制度的缺陷、人性的弱点，是软件。硬件加软件，才组成那台杀人的机器。”
他转向危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周正明法官点头允许。
“在你优化的‘压力计算模型’里，有没有加入‘强制终止’功能？就是当受害人压力值超过阈值时，系统会自动切断诈骗进程，甚至反向提醒受害人‘你可能正在被骗’？”
危暐沉默了几秒：“没有。因为诈骗集团不会同意。”
“所以你知道这个功能该有，但没有做。”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那份工作，需要那份收入。”危暐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对自己说，我不做，别人也会做。我做了，至少能控制不做得太过分。但这只是自我欺骗。”
张斌点头：“我父亲被骗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冒充纪委的人说‘这是对你的测试’。他知道我父亲最怕什么——怕给组织添麻烦，怕晚节不保。你们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软肋。”
他看向全场：“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不只是作为受害者家属，也作为反诈项目的工作者。我父亲的死教会我一件事：仇恨只能毁灭，建设才能拯救。我恨危暐，这是真的。但我要用这种恨做燃料，去完善反诈系统，去教育更多人，去堵住制度漏洞。”
他最后说：“审判长，我不对量刑发表意见。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只想说：无论判决如何，我都将继续我的工作。因为每阻止一起诈骗，每保护一个家庭，都是对我父亲的一点告慰。而危暐的赎罪，如果真能帮助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至少他的余生有了正确的方向。”
他走回座位时，旁听席爆发出掌声。不是庆祝，是对一种超越仇恨的勇气的致敬。
（六）辩护与反驳：技术的“中立性”之辩
辩护律师起立，开始了艰难的抗辩。
“尊敬的合议庭，我们承认被告人罪行重大。但请允许我们指出几个关键事实：第一，被告人主动回国自首；第二，他提供了关键线索，协助破获多起重案，挽回数亿元损失，阻止上百起诈骗；第三，他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并愿意在服刑期间继续贡献技术能力。”
老律师推了推眼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技术本身是否具有犯罪属性？被告人设计的系统，理论上也可以用于正当目的——比如，同样的画像技术可以用于寻找走失老人，话术分析可以用于心理热线，压力模型可以用于危机干预。”
公诉人立即反驳：“但事实上，这些技术被专门设计用于诈骗。辩护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被告人不仅是设计者，是诈骗集团的正式成员，参与分成，参与决策。他设计系统是根据诈骗集团的‘需求反馈’不断迭代的。这好比一个人专门为杀人犯定制了一把更锋利的刀，然后说‘刀是中立的’。”
“但被告人后期有明显的转变。”辩护律师坚持，“他回国后，主动配合，积极赎罪。这在量刑时应当考虑。”
“赎罪不能抵消罪行。”公诉人声音严厉，“九条人命，五十多亿损失，两千多个破碎家庭——这些伤害是永久的。被告人的赎罪行为值得肯定，但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否则，每一个罪犯都可以在犯罪后‘做点好事’，然后要求轻判。”
辩论陷入僵局。周正明法官看向专家证人席：“技术专家有何意见？”
张帅帅起立：“从纯技术角度，危暐的能力确实独特。他对诈骗技术的理解深度，超过我们团队任何人。如果他能将这种‘深度’用于反诈，理论上可以大大提高防护效率。但风险也同样巨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绕过防护系统。”
曹荣荣补充：“从心理学看，危暐的悔罪是真实的，但他的心理状态极其复杂。他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希望通过拯救他人来拯救自己。这既是赎罪的动力，也可能导致新的问题：他可能为了‘证明自己有用’而冒险甚至违规。”
沈舟说：“所以关键不是‘用不用他的能力’，是‘怎么用’。需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确保他的能力被安全地转化为社会价值。”
（七）韦晖的远程证言：镜子里的倒影
下午四点，法庭接通了监狱视频系统。韦晖将在监狱内远程作证——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正在服刑的罪犯为另一个罪犯作证。
画面出现时，韦晖穿着囚服坐在监狱的审讯室，面部做了模糊处理，但声音清晰。
“我和危暐走的是相似的路，但方向不同。”韦晖的开场白简洁而深刻，“我们都曾是诈骗集团的技术核心，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区别在于，我是在被抓后才开始赎罪，而他是主动回国自首并协助破案。”
周正明法官问：“从你的角度看，危暐的悔罪是否真实？”
“真实。”韦晖肯定地说，“我能从他的技术选择中看出变化。他最近写的反诈算法，和他以前写的诈骗算法，在底层逻辑上是相反的——前者是保护，后者是伤害。这种转变需要巨大的心理突破。”
“你们在监狱里有交流吗？”
“通过监控下的书面交流。我们讨论技术问题，也讨论赎罪的意义。”韦晖停顿了一下，“危暐问我：如果一个人犯下重罪，还有没有资格做好事？我说：不是有没有资格，是必须做。因为做坏事欠下的债，只有通过做好事来还。还得清还不清是另一回事，但必须还。”
法庭里很安静，所有人都认真听着。
“关于他的技术能力，”韦晖继续说，“我认为可以在严格监控下利用。我在监狱里参与‘技术赎罪计划’，模式是：开发算法，但不接触实际数据；产出成果，但不影响减刑。这很艰难，但有效。因为你知道你在赎罪，但不是在交换自由。”
公诉人提问：“你不担心他会再次作恶吗？”
“担心。所以需要制度，而不是信任。”韦晖回答，“我在监狱里，所有操作都被监控，所有产出都被审查。危暐也需要同样的监管，甚至更严格。因为他的能力更强，风险也更大。”
辩护律师问：“这种‘技术赎罪’对社会有意义吗？”
“有。”韦晖肯定地说，“过去六个月，我参与开发的反诈算法，已经集成到‘坚飞守护系统’，拦截了三百多起诈骗。如果危暐的能力被安全地应用，这个数字可能翻几倍。这不能抵消我们的罪行，但能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视频结束前，韦晖最后说：“审判长，我还有一个观点：对危暐这样的高智商罪犯，单纯的监禁可能是一种浪费——不仅是浪费他的能力，更是浪费了社会从他罪行中学习、改进的机会。让他在监控下赎罪，既是对他的惩罚，也是对社会损失的某种补偿。”
这番证言引发了激烈讨论。休庭十五分钟期间，旁听席上人们交头接耳，媒体记者疯狂发稿。
（八）最终陈述：罪人的独白
重新开庭后，进入最终陈述环节。
危暐站起来，要求不拿稿子。
“四年三个月前，我离开中国时，对妻子说‘等我两年，赚够钱就回来’。对母亲说‘我去国外深造，回来更有出息’。对自己说‘只是做技术，不害人’。”
“四年三个月，我赚了很多钱，但失去了所有。母亲去世前没见到我，妻子带着孩子离开，父亲含恨而终。而我，从一个被组织培养的技术骨干，变成了害死九个人的罪人。”
他停顿，控制情绪。
“在缅甸的每一天，我都在自我欺骗。我说‘我只是做技术’，但我的技术让骗子骗了五十多亿。我说‘那些人自杀是他们脆弱’，但我知道是我的系统把他们逼到绝境。我说‘我赚了钱就收手’，但我越赚越多，越陷越深。”
“直到张坚先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我经手的案子，我看到他的照片——一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党员，一个认真工作一辈子的人。我的系统标记他‘心理承受能力强，可施加高压’，于是骗子们轮番上阵，把他逼死了。”
危暐的声音开始哽咽：“那天晚上，我梦见我父亲。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醒了，一身冷汗。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一天，有人用我设计的系统去骗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儿，我会怎么样？而我，正在做这样的事。”
“我开始整理罪证，准备自首。但集团发现了，他们威胁要杀我全家。我退缩了，又干了半年。直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我知道，我再不回头，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他看向审判席：“审判长，各位法官，我知道我的罪行该判死刑。我接受。但我恳请，如果给我活着的机会，让我用剩下的生命赎罪。不是在监狱里浑浑噩噩等死，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用我的技术去对抗我曾经助长的罪恶。”
“这不是为了减刑，是为了让我死的时候，能稍微心安一点。让我到了那边，见到张坚先生他们，能说一句‘对不起，我后来做了些好事’。”
说完，他深深鞠躬，久久不起。
接着是公诉人做最终陈述，请求依法严惩。
最后，周正明法官宣布：“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合议庭需要时间评议。现在休庭。宣判日期另行通知。”
法槌落下，声音在法庭里久久回荡。
（九）休庭之后：在走廊里的对峙与对话
人们陆续离开法庭。在走廊里，张斌被记者围住。
“张先生，你刚才的证词似乎暗示你某种程度上‘理解’危暐，这是否意味着原谅？”
张斌摇头：“理解不等于原谅。我理解他为什么走上那条路——压力、诱惑、自我欺骗。但这不能减轻他的罪。原谅是很遥远的事，也许需要一辈子。”
“你支持他在监狱里做技术赎罪吗？”
“从情感上，我不支持。从理性上，我认为可以谨慎尝试。”张斌斟酌用词，“但前提是：第一，必须最严格监管；第二，不能因此减刑；第三，受害者家属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另一边，陶成文也被追问。
“陶主任，作为危暐曾经的导师，你现在对他是什么感情？”
陶成文沉默良久：“痛心。愤怒。但还有一种……责任感。是我没有教好他，没有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到他。现在，我要确保他的能力被安全地用于正途，确保他不会造成更多伤害。这是对我当年失职的弥补。”
在法院地下车库，魏超和马强在警车边抽烟。
“你怎么看？”马强问。
魏超吐出一口烟：“我抓了一辈子罪犯，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想。按法律，他该死。按情理，他该死。但按‘以后’……他活着确实能救更多人。”
“你支持死缓？”
“我支持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魏超掐灭烟头，“但判完之后，如果他还活着，我申请去监督他的‘技术赎罪’。我不信任他，所以我要亲自盯着。”
这时，辩护律师王律师走过来。
“魏警官，张先生在吗？危暐想见他一面，在押解回看守所之前。就五分钟。”
魏超皱眉：“这不合规定。”
“看守所特批了，鉴于……情况特殊。”王律师说，“危暐说，如果张斌不愿意见，他完全理解。”
魏超看向远处的张斌。张斌正在和曹荣荣说话，似乎感觉到了目光，转过头来。
（十）最后五分钟：当仇恨遇见救赎
会见安排在法院的临时羁押室。防爆玻璃隔开两人，录音录像设备运转，两名法警在场。
张斌走进来时，危暐已经坐在对面。两人对视，谁也没先开口。
整整一分钟的沉默。
“我母亲今天也来了。”危暐突然说，“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戴着口罩。休庭时，她远远看了我一眼，就走了。”
张斌没想到是这个开场。
“她身体不好，不该来的。”危暐继续说，“但她还是来了。就像你父亲，明明可以报警、可以拖延，但他选择一个人承担。我们害的，都是最好的人。”
“你想说什么？”张斌问。
“我想说……谢谢你。”危暐的声音很轻，“谢谢你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不是为我说情，是为‘比恨更重要的事’而工作。这让我觉得，我的忏悔，至少有人听到了。”
张斌摇头：“我不是为你。我是为我父亲，为其他受害者，为未来可能受害的人。”
“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才值得感谢。”危暐看着张斌，“我害死了你父亲，毁了你的人生。但你选择站起来，做一件伟大的事。而我，在毁掉那么多人之后，才学会站起来。我比你，晚了太多，也差了太多。”
张斌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恨还在，但不再纯粹。
“判决下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在监狱里开始工作。”危暐说，“韦晖告诉我他们的‘双盲机制’，我觉得很好。我会开发反诈算法，但永远不知道用在哪儿。这样最安全。”
“你就不怕，那些算法又被滥用？”
“所以需要你们监督。”危暐说，“陶主任、魏警官、张帅帅……还有你。你们要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审查我的每一行代码。这是我的惩罚，也是我的救赎。”
会见时间快到了。
危暐最后说：“张斌，我不会请求你原谅。但我希望，很多年以后，当你想起你父亲时，除了痛苦，还能想到——他的死推动了反诈的进步，救了很多很多人。而我的罪，至少有一部分，转化成了保护他人的力量。这样想，也许能让痛苦……稍微轻一点。”
张斌没有回答。
法警示意时间到。危暐站起身，向张斌微微鞠躬，然后被带出羁押室。
张斌独自站在空荡的房间里。防爆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和四年前父亲葬礼上那张苍白、绝望的脸，已经不一样了。
他走出法院时，夕阳正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青铜大门上，洒在台阶上，洒在每一个走出法庭的人脸上。
陶成文在车边等他。
“怎么样？”陶成文问。
张斌看着夕阳：“他说，希望很多年以后，我想起父亲时，痛苦能轻一点。”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张斌诚实地说，“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要更努力地工作。因为无论是恨，还是原谅，都需要力量。而我选择，把力量用在建设，而不是毁灭上。”
陶成文拍拍他的肩膀：“上车吧。还有很多事要做。”
车驶离法院。后视镜里，法院大楼渐渐远去。
但审判还没有结束——法律的判决即将下达，而每个人心中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第九百一十六章完，字数统计：字】
【本章核心看点】
法庭审判的全景呈现：完整展现一桩重大科技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从程序正义到情感碰撞。
张斌的关键证词突破：从受害者家属到公共倡导者的蜕变，呈现个人创伤向社会行动转化的决定性时刻。
技术伦理的深度辩论：围绕“技术中立性”“罪责边界”“赎罪价值”的多方交锋，展现科技时代的司法困境。
九名死者家属的集体创伤：通过九个破碎家庭的故事，立体呈现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维度。
韦晖的镜面证言：通过“同类但不同路”的对比，探讨犯罪者改造的不同路径与风险控制。
危暐的自我剖析：罪人的深度忏悔与救赎请求，呈现复杂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矛盾与挣扎。
【下章预告：第九百一十七章《判决之后》】
危暐案判决结果公布：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社会舆论的激烈分裂。
“监狱技术赎罪计划”正式启动，魏超任监管组长，张斌等受害者家属组成监督委员会。
“坚飞守护系统”全国推广遇最大危机：某省发生误报导致医疗延误事件，舆论反弹。
境外诈骗集团针对修复中心的报复性攻击升级，首次出现物理破坏企图。
联合国反诈论坛发出正式邀请，张斌将代表中国民间反诈力量出席。
林薇（危暐前妻）带孩子移民加拿大前的告别，与张斌的第三次对话。
团队内部出现战略分歧：继续优化现有系统，还是基于危暐、韦晖的“黑暗知识”彻底重构？
判决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挑战的开始。当法律做出了裁决，社会如何消化？受害者如何继续生活？罪人如何真正赎罪？下一章，判决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