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队的十六毫米放映机一亮，殷创新就从人缝里钻到最前头，把下巴搁在冰凉的打谷场边沿上，看得忘了喘气。
银幕上，主角迎着枪林弹雨冲出掩体，一瘸一拐还在往前冲，他攥着拳头，后槽牙咬得咯咯响。
散场以后他钻回稻草垛，学着主角的样子低吼一声 ，惊得隔壁二蛋抱头就跑。
打那天起，他心里种下了一个念头 —— 有朝一日，他也要站到那道光里去。
后来他才知道，那道会动的光，叫电影，那一口冲出去的人，叫演员。
他守着露天幕布看了三年零五个月，把每部片子都看了不下五遍，连主角甩枪的动作都记住了几分。
每次看到结尾，字幕上缓缓飘过八一电影制片厂几个字，他心口就热腾腾的，像揣着一团火。
1975 年秋，他跟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到了湘南，成了一名插队知青。
地里刨食的日子糙得很，可他一有空还是忍不住比划，拿铁锹当长枪，在田埂上给自己加戏。
渐渐地，知青点的人都看出他这块料了。
为了配合公社宣传队搞革命宣传，殷创新拉上几个队友，自筹了一个话剧团。
没有现成剧本，他就照着白天看的样板戏和战斗故事片自己编，把老支书看得直抹眼泪。
锣鼓一响，台上台下都热乎起来，社员们说，这城里来的后生，演起戏来跟真的一样。
那是殷创新下乡以来最痛快的一段日子 —— 白天抡锄头，晚上过戏瘾，浑身是使不完的劲儿。
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那道光，惦记着那个
两个字。
1977 年 10 月 2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殷创新正在地里翻薯藤，手一哆嗦，锄头差点砸了脚。
消息传回村，整个知青点像炸了锅，有人蹲在灶前哭，有人连夜翻出蒙灰的课本。
殷创新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飘的不是课本，是银幕上那句 八一电影制片厂。
他想起下乡前，放映员曾随口问过他一句：想当演员？那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这句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整整两年，如今终于看见了拔出来的指望。
他连夜给家里写信，说他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当演员，上银幕。
回信是母亲写的，信纸很短，只说 也好，我们支持。
可等殷创新真把1977 年招生简章翻到手上，他整个人像被浇了盆冷水。
那一年，北京电影学院并没有恢复招生，他把厚厚一册招生目录从头翻到尾，一个表演专业都没有。
他攥着那本薄册子，在祠堂门口站了半宿，风把纸页吹得哗哗响，跟他的心一样乱。
演电影的路，断了。
他蹲在石阶上，盯着自己的手，那双手能锄地、能扛包、能比划动作，偏偏够不着那道幕布。
一连三天，他蔫得像霜打的茄子，话都不肯多说一句。
可高考的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就真的一辈子埋在土里了。
幸好，他手里还有另一张牌 —— 那把从中学就跟他的小提琴。
念中学那阵，他迷上了音乐，在开明的父母支持下，硬是把琴练得有模有样。
下乡这几年，除了劳动和话剧团隔三差五的排练，他几乎把所有的空闲都搭在了练琴上。
那阵子练的多是外国乐曲，村里人听不懂，免不了闹笑话。
有天傍晚，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趴在门框上问他：你锯拉的是么个歌，听不懂，整天夜里吵得我困眼闭。
殷创新笑着换了曲目，随手拉了一首彼时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好听！好听！ 大娘拍着大腿，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
那晚他躺在床上想：原来我这点手艺，还能讨乡亲们一个高兴。
他的父母都是中南林学院的教师，思想开明，听说他想走音乐这条路，回信只说了一个字 —— 考。
带队干部四处奔走，从县里的大学请来老师，给知青们轮流授课辅导。
大队部也松了口，给知青点腾出了学习时间，老祠堂成了临时的课堂。
白天干活，夜里听讲，殷创新把课本上的字一个个啃进肚子里，笔尖磨秃了三根。
那阵子战斗故事片看多了，他夜里给自己鼓劲，总在心底默念同一句话：准备战斗，总攻即将开始。
他报考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的音乐专业—— 这个专业自1962 年起便停止了招生，这次是恢复高考头一回重开。
谁也没想到，报考的人会多成那样。
全系的老师几乎全部出动，在全省撒开一张招生大网，绝大部分县城都设了初试考场，每个地市再设复试考场。
等殷创新站到考场门口，才真正懂了什么叫万人过独木桥，什么叫闯五关斩千将。
他深吸一口气，抱着琴走进去，指头还带着田里的老茧。
一曲《练习曲》下来，考官没喊停，又让他接着拉了一首《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
他拉得满身是汗，指头在琴弦上打滑，却硬是没断一个音。
出了考场，他才知道自己顺利通过了初试。
一周后，他接到通知，赶赴地区所在地参加专业复试。
殷创新的父母被下放到偏远的山区，离他的知青点并不远。
音乐初试一过，他就搬去跟爸妈一起住，白天爸妈轮着给他开小灶辅导，晚上他抱着琴练到掌灯。
临行前的那晚，母亲再三催他： 早点睡，明天还要赶六点多的火车呢！
他应了一声，翻个身就睡沉了。
迷迷糊糊里，他听见母亲窸窸窣窣地收拾东西，往他的行囊里塞了几个煮鸡蛋、一包炒面、一件厚棉袄。
那点动静很轻，却一直响到他梦里。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父亲把他从被窝里叫醒。
从家到小镇车站，足足有十八里山路，年近半百的父亲不放心，非要送他。
殷创新拗不过，只得披衣起来，跟着父亲出了门。
那是寒冷的初冬，天空飘着细雨，寒风顺着山坳
地往里灌，直往人骨头缝里钻。
父子俩一人打一把伞，父亲替他背着当时男生流行的桶袋行包，殷创新自己抱着小提琴，打着手电，在漆黑弯曲的山间公路上一步步往前赶。
一路上看不见一辆车，也看不见一个行人，耳边只有雨滴声、脚步声、雨打伞面的声响，和远处传来的零星狗吠。
两人谁也没说话，可心里翻着的是同一件事 —— 那场还没到来的高考，结果到底是吉是凶。
走到一半，父亲忽然放慢脚步，指了指地上：下雨天，看见路上反光发亮的地方，要跨过去，那是积水。
夏天看见地上黑乎乎一团，也别去踩，那可能是蛇。 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什么。
殷创新知道，这是父亲解放初在湘西剿匪时趟出来的夜路经验。
他跟在父亲身后，看那道被手电拉长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爷俩摸黑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天光微亮时分，终于到了火车站。
这时候雨也渐渐停了，可天色还是暗的，父亲却要沿着原路走回去了。
临转身，父亲只丢下一句：小心着凉生病，影响考试。
话说完，父亲转身就走，背影很快被夜色吞掉，连伞沿上的水珠都看不见了。
殷创新站在站台上，望着那道越来越小的背影，眼眶里翻着热泪，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他知道，父亲心里揣着满肚子的担心和牵挂，却一个字都不肯多说。
蒸汽机车拉响了粗犷的汽笛，白雾喷涌而出，殷创新背着琴上了车。
他在绿皮硬座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窗外是湘南灰蒙蒙的丘陵，从眼前一片片掠过。
到站的时候，他腿都坐麻了，可心口那团火，却烧得比任何时候都旺。
考场里，主考官是一位五十年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老教师。
他身材魁梧，面孔和蔼，笑起来让人心里踏实几分，可殷创新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
轮到他的时候，他握着琴弓的手心全是汗。
他闭了闭眼，脑子里掠过祠堂、田间、母亲塞进他包袱的煮鸡蛋，还有父亲那句 小心着凉生病。
琴弓落下去的那一刻，殷创新把所有的紧张都压进了指尖。
一曲奏完，寒冷的天气没把他冻着，反倒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他哆嗦着手，从口袋里慢慢抽出一方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这个笨拙又紧张的动作，反倒让考官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后生。
考场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主考官微笑着朝他点点头，那眼神仿佛在说 —— 还行。
殷创新这才把那口气，彻底呼了出来。
他艰难地闯过了音乐专业初试和复试，又惊心动魄地闯过了文化考试这一关。
当年艺术类考试偏重于专业成绩，文化科只需考语文、政治两科，过及格线就行。
文化考场设在县城，殷创新连考两场，语文卷子上那篇命题作文《心中有话对党说》，足足占了 40 分。
他写得又快又顺，满腹的话，顺着笔尖流到了卷面上。
考完最后一科，他走出考场，站在县城空荡荡的街道上，忽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
回到村里，殷创新又扛起锄头，回到生产队继续劳动，等着那颗迟迟不来的 。
接下来，就是体检和政审。
那天，大队部的人远远喊他：县招生办来电话了，让你去县里体检！
他撂下锄头就跑，连身上的土都没来得及拍。
当年体检严得出奇，说得客气点，像在招收飞行员；说得直白点，像一群医生在给病人会诊。
在 广阔天地 里滚打过几年，殷创新肩膀能扛一百九十斤重担，体重却只有一百一十斤，一身腱子肉，他从不担心身体。
他唯一不踏实的是视力。
去县城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背，硬是把视力表上最小的一行（1.5）整个刻进了脑子里。
他自认为万无一失，一进体检室，挺胸抬头，底气十足。
可万万没想到，医生拿着小棍从上往下指，还没指到 1.0 那一行，他就卡了壳。
医生板着脸，慢悠悠丢出一句：我早就料到你们会耍花招，所以要从上往下指。
体检室的人都笑了，殷创新涨红了脸，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据说那年还有人为了血压偏高，体检前猛灌一大缸自来水压指标，真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殷创新摸摸自己结实的胳膊，倒也不慌 —— 他这一身，是实打实滚出来的。
体检这关，他磕磕绊绊，总算也算过去了。
轮到政审，他反倒比别人多几分底气。
他在队里先后两次被大队和县里评为先进生产者，档案上干干净净。
他父亲是扛枪打
出身的老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湘西剿匪，历史清白，根正苗红。
殷创新很坦然地把一切交给了组织审查，心里头稳得像一潭水。
可他也知道，那一年，确实有一些人因为所谓家庭历史的原因，没能走进大学校门。
录取通知书一天不到，他心口那口气就一天不敢松。
他夜里翻来覆去，把初试、复试、文化课、体检、政审，一个个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半夜醒来，他盯着黑黢黢的房梁，恍惚觉得自己还站在那片幕布前。
那道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字样，在他梦里一遍遍地亮起，又一遍遍地熄灭。
他攥紧拳头，在黑暗里轻轻说了句 ——准备战斗，总攻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