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一夜没睡。
天还没亮他就睁着眼睛，听车轮 咣当、咣当 地碾过铁轨接缝，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替他数着还剩多少里路。 从山东泰安到上海，整整十九个小时。
硬座上坐得屁股发麻，他还是每隔一阵就伸手去摸一摸怀里那个帆布包。
包里装的东西不多：一套换洗衣裳、一双新买的解放鞋、母亲缝的蓝布枕套，还有半袋子炒得发香的地瓜干。
枕套上绣了四个字 ：好好念书，针脚歪歪扭扭，是母亲借了邻居家的顶针，在煤油灯底下熬了三个晚上绣的。
他把手伸进包里，摸到那层布，指腹在纸上一寸一寸地擦过去，忽然鼻子发酸。
窗外的天由黑转灰，再由灰转出一层淡青。
一九七七年二月，江南的冷和山东不一样。
山东的冷是刀，刮在脸上生疼，进屋烤烤火就活了。
上海的冷是水，慢慢渗进棉袄里，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戴伟把军大衣的领子往上翻了翻，还是冷，可心里是热的，热得他坐不住。
前面就是上海了。 有人在车厢里说了一句。
整节车厢
地一下醒过来。 有人爬起来扒窗户，有人手忙脚乱地捆行李，有人对着小镜子抹头发。
戴伟也站起来，膝盖
地响了一声。
他的喉咙发紧。 他不是没出过远门的人，他当过公社的报道员，跟着拖拉机去过县城，跟着地委的车去过地区。 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是去复旦。
火车进站，汽笛拉得又长又尖。
人潮从车厢里涌出去，又被站台上的人潮顶回来。
戴伟背着包，被人推着往前走，脚底下的解放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啪嗒、啪嗒。
他从来没听过这么密的脚步声。 几千个人同时走路，那声音像下大雨。
接新生的车停在外头。 戴伟刚把脚踩到车门踏板上，还没来得及往下看 —— 咚！咚！咚！ 锣鼓声劈头盖脸砸过来。
那声音不是敲出来的，是泼出来的。
一面大鼓，两面铜锣，还有几副小镲，敲得人耳朵嗡嗡响，胸口发麻。
戴伟一愣，脚就停在半空。 紧接着 哗啦啦 一群人扑上来，伸手就抢他背上的包。
同学！同学！哪儿的？行李给我，我给你扛！中文系的吧？中文系在这边！路上累不累？饿不饿？
戴伟被七八只手同时按着，愣是没敢动。
他后来一直记得那个瞬间：那些脸，一张一张全凑在他眼前，红扑扑的，冒着热气，笑起来连眼角的细纹都在抖。 那种红不是晒出来的，是血往上涌的红，是高兴得憋不住的红。 他一路憋着的那口气， 地散了。
他被裹着往前走。 锣鼓在前头开路，人在旁边挤。
我们的学校—— 一个梳麻花辫的女生拖着长腔喊，欢迎新同学—— 后头一群人跟着哈哈大笑。
戴伟只能偷眼打量。
校园里到处是红横幅。 热烈欢迎工农兵学员入学，一条一条挂在梧桐树杈上，风一吹，横幅鼓起来，像一串红色的帆。
满地都是蓝灰卡其布的中山装，上衣四个口袋，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那颗。
女生大多是齐耳短发，或者两条麻花辫，辫梢上扎着素色的橡皮筋。
没有一件花衣裳，没有一条裙子。 可就是这样，戴伟忽然觉得，这地方比过年还热闹。
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他早上还在火车上，心里凉得像块冻土。
这会儿，校园里那些笑脸、那些敲不完的锣鼓、那些 同学同学 的喊声，把他心里那个空落落的大窟窿，一点一点填上了。 异乡，也不过是远在异地的新家。
戴伟笑了。 他自己都没发现自己在笑。
后来他才慢慢明白，为什么这一届的接新生，搞得这么泼天。
那是上海粉碎 四人帮 之后的第一个春天。
当时的《文汇报》上有一句话，说那是一个战斗的、胜利的春天，说上海已经成为埋葬那一小撮人的汪洋大海，各条战线热气腾腾，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
报纸上的话，戴伟在公社的广播里听过。
他当时正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一把秧苗，听见大喇叭里念这一段，忽然手一抖，秧苗上的泥水滴到了裤腿上。 他没擦。 他站在田里，望着那个挂在电线杆上的黑喇叭，望着望着，眼睛就酸了。
春天同样来到了饱经劫难的复旦。 这是他在校园里才真切摸到的东西。 这里的春天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是从人脸上长出来的。
报到的地方在中文系。
中文系在一座青砖红窗黑瓦的两层小楼上，八角飞檐。
楼不高，藏在树阴里，走三步才看得见一角檐，走五步它又不见了。
楼前是一大片草坪，草还没绿透，黄一块青一块。
草坪对面隔着老远，是一座红瓦白墙、庄严肃穆的礼堂。 戴伟站在楼下，仰起脖子，看了很久。
后来他才知道，这小楼叫弈柱堂。 这名字听着就让人不敢乱踩。 再后来他还知道，这楼里走过的人，他都在课本上见过：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从这儿走过去。 刘大杰、贾植芳、蒋孔阳、王水照、王运熙，也从这儿走过去。
戴伟当时不知道。 他只觉得这楼里的空气不一样，比外头沉。 他站在台阶下面，手心里全是汗，忽然有点不敢上去。
他怕自己配不上这地方。
这个念头像一根细针，从那一刻起扎进了他脑子里。 很多年后，那根针还在。
宿舍在四号楼。 一栋灰白色的四层楼，靠着校园东侧的围墙。 楼梯是水磨石的，踩上去
响。 戴伟爬到三楼，头上已经出了汗。
他推开门。 屋里已经来了几个人。 屋里乱哄哄的，床上摊着被褥，地上摞着木箱，一个搪瓷缸搁在脸盆边上
一声。
见他进门，所有脑袋一起转过来。
来啦？哪儿的？路上几天？
戴伟把包放到床板上，笑着回话。 就在这时候，门又开了。 进来一个人。
四十来岁的长相，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挂着笑，那种笑很稳，很和气，很 。
他一进门就嘘寒问暖： 这位同学路上辛苦吧？被褥领了没有？有困难尽管提，不要客气。
戴伟心里一暖：这老师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 他赶紧站直了，恭恭敬敬叫了一声 。
那人笑眯眯地点了个头，没否认。
然后他拍了拍手，说了一通新生注意事项，条理清楚，口气老练。
戴伟听得认真，还在心里记：这位老师是老资格。
门外忽然有人探进半个脑袋，喊了一声： 黄有土，系里叫你——
满屋子的人
地笑了。
戴伟的脸
地一下烧起来。
那位 ，是上海本地同学黄有土。
他是他们班的临时班长。
黄有土也不恼。
他拍拍戴伟的肩膀，笑着说：别叫老师了，我比你大几岁，叫老黄。 戴伟红着脸点头。 一屋子的人都笑，笑里没有恶意，都是那种 我们才第一天认识 的松快。
戴伟后来跟人说，那天他最佩服黄有土一句话。
有人问黄有土：你装得那么像，怎么装得住？ 黄有土说：我要是不先热起来，这屋子三十几号人，谁先开口？
那一年，谁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 谁心里都揣着一点儿慌。 黄有土是第一个把屋子捂热的人。
激动劲没过，老乡就找上门了。
一个高个子从走廊里喊：山东来的有没？泰安的有没有？ 戴伟举手。 那人一步跨进屋，把他胳膊一搂：走走走，带你转转！
戴伟跟着他出了楼。 风一吹，脑子清醒了。
先到毛主席像前。 戴伟抬头。
老人家背着手站在那儿，目光望向远处。 广场上一片安静。
有个新生站在底下看，看着看着，抬手把帽子摘了。 戴伟也把帽子摘了。
再往前走，到了物理系楼前。
红砖房子，墙是红的，砖缝里长着青苔，稳稳地立在那儿，那种气派不是装饰出来的，是从骨头里出来的。 这楼盖了有些年头了。 老乡说。 戴伟点头。
再往前走，是一条主干道。 路两边全是大纸报。
长长的，一层糊一层，字写得又大又狠。
戴伟站住脚。
一边是揭批上海那个叫 孙悟空 的造反组织的。 紧挨着的是批判张春桥女儿的。 纸角被风吹得翻过来又贴回去，啪、啪 地响。
围在那里的人不少，指指点点。
有人读出声来。 有人读到一半就不读了，摇了摇头走开。
戴伟也跟着看。 看着看着，胃里忽然一沉。
他想起了三年前，公社食堂门口那一张大字报。
上面有他的名字。 名字上被人用红笔打了个叉。 打叉的人他认识，是和他一起放牛长大的一个后生。
那一年，他站在那张纸前面，站了整整两个钟头。
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背后走过，有人小声说一句，有人什么也不说。 他一直没敢回头。
发什么愣？ 老乡拍了他一下。
戴伟
了一声，把眼睛从纸上收回来。 没事，风大。 老乡信了，拉着他又往前走。
那一年复旦的校园里，这样的大字报到处都有。 揭批 四人帮 的斗争还在继续。 平反的消息也一条一条往外冒。 大批的冤假错案，一个一个地平反。 老舍的书可以讲了。 艾青的诗可以讲了。 很多在 四人帮 时期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一件一件地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这些事，戴伟是在后来的课堂上一件一件听来的。 他每听一件，心里就
一下。 整个社会像是一艘大得没边的巨轮，身上零件比星星还多。 它要掉头。 它掉头的时候特别慢，特别费劲，每一颗铆钉都在响。 船上的人能感觉到什么？
颠簸。眩晕。还有那种忍都忍不住的疼。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
四号楼灯火通明。 一个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桌子不够，许多人靠墙站着。
那个后来被叫做中文系 7611 班的 76 级文学评论专业，五十五个人，基本上到齐了。
五十五个人。
五湖四海。
江西来的李同学，披一件军大衣。
他一进门就被人让到中间坐。
他也不客气，坐下，两条腿一岔，大衣下摆往两边一甩。
举手投足，干部的姿态流露无遗。
他一开口：这个，那个，嗯…… 话说到一半要停一下，停的时候眼睛往两边扫一圈。 不到三天，全系都叫他 老干部。
戴伟后来说，老干部那三个
字，用得比标点还准。 一句话里加三个 ，事情就重了三分。
来的王同学，穿着军装，领子两边挂着两面红旗。
他是部队的文化干事，又是个诗人。
他很少说话，眼睛一直垂着，像在心里改稿子。
后来学校里办校刊，一期一期登他的诗。
他的诗里有一句，戴伟至今记得： 我们的手上有老茧，我们的心里有火。
贵州来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
那把小提琴用蓝布包着，背在身上，看着有点滑稽。
他进门的时候，一屋子人都盯着那个蓝布包。
有人好心提醒：同学，这楼里没人会拉。 曹顺庆说：我会。 后来他成了学界名人。 他的学生多得数不过来。
黄浦区图书馆的团支部书记姚国雄，是那天最风光的一个。
她是从一辆大卡车上下来的。
那天，全图书馆三十几个同事，开着一辆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她送到了复旦。
她坐在车斗中间，两边是同事，前面挂着红花。 一路开进校门。 那年复旦在黄浦区文化局系统，只有一个名额。
这个名额给她，是因为她文化底子好，也是因为她人缘好。
可她接这个名额之前，做过一件让全图书馆都炸了锅的事。
她放弃了同龄人当时相当高的工资。
那时候，图书馆一个月的钱，比大学助学金高出不少。
有人劝她：你图啥？ 姚国雄就说了一句：我想读书。
那天戴伟在教室里看着她，看她笑着跟人打招呼，看她眼睛里的光。
他心里想的是四个字——光荣与梦想。
那四个字，他从报纸上抄下来过，抄在一张草纸上，夹在笔记本里。
他带来的那个帆布包最底层，就是那张草纸。
丹巴也来了。
丹巴一进门就笑。
他个子不高，脸黑黑的，走路带点跳，肩膀一耸一耸，好像随时要翻个跟头。
他一坐下就开始跟旁边的人说话。
说他们那边的山，说他们那边的雪，说他一路上怎么晕车。
说得手舞足蹈，一屋子人都被他逗笑了。
丹巴知道自己能来读大学，太幸运了。
他心里明白，比谁都明白。
所以他笑。 他把笑挂在脸上，像挂一面旗。
可是，他高兴了没多久。
大家轮流介绍。
轮到戴伟，他站起来，先咳了一声。 我叫戴伟，山东泰安来的，在公社做过报道员。 一紧张，他把 报道员 三个字念成了 报道员儿。
山东口音太重，那个翘舌音一下就滑下去了。
屋里静了一秒。
然后有人笑出声。
笑声不大，是那种憋不住的笑。
戴伟的脸从脖子往上红，红到耳朵尖。
他坐下去，手放在膝盖上，捏得死紧。
黄有土站起来给他解围：山东话好听，以后让他念稿子。 又是哄堂大笑。
戴伟抬了下头，看见黄有土朝他眨了下眼。
那一晚他一直没说话。 他在心里骂自己：戴伟，你个土包子，你在这屋里有啥可说的？
可他没想到，半年之后，正是这口山东话，让他在大字报栏前站着念了一整篇文章，念得半条路上的人都停下来听。
开学典礼之后，第一堂课来了。
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
那天早上，有人比平时早起了半个钟头。
有人把衣领重新熨过。 有人趴在课桌上，用手掌一遍一遍把桌面擦干净。
第一次坐在大学的课堂里，同学们都有一种崭新的感觉。
戴伟也是。 他坐下来，把笔记本摊开，把笔帽用牙咬开。
他把每一件事都准备得妥妥当当。
只有丹巴紧张得不得了。 他坐在戴伟后头，一直在转手里的笔。 转着转着笔掉在地上， 一声。 他弯腰去捡，抬头的时候，老师已经开始讲了。
那天是一个老师讲写作。
老师讲得很好。
他一句废话不说，上去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词。
写完转身，一开口就往下接，像滚水冲出壶嘴，一点磕绊都没有。
他讲什么 抓细节，讲怎么 少形容词多动词，讲一个人扫地要从哪儿写起。
每讲一个道理，就举一个例子，例子一个接一个。
戴伟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停了。
他想起自己在公社写的那一篇通讯，写一个妇女队长，开头第一句就是 她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颗火热的心。 写完之后他还挺得意，交给县里的广播站，结果人家退回来了，说照报纸抄的。
他现在明白了。 人家退他，是因为他写的是空话。
戴伟低头看自己的笔记本。
上头的空白还在，白得刺眼。 他一页纸，只抄了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板书。 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抬头，看旁边的人。
人家的本子上密密麻麻，方格纸一格一格填满了。
前排那个女同学，写得太快，笔尖在纸上
地跑，跑得本子边都翘起来。
戴伟手里的笔，握得越来越紧。
跟不上老师的思路，他心里急得不得了。
他一边听一边想：我刚才想什么去了？怎么就到这儿了？ 他心里那根针，又往里扎了一寸。
下课铃响，他坐在那儿没动。 丹巴在他后头，也没有动。
戴伟回过头。
丹巴手里那支笔在纸上点着，点出一堆小黑点，可一句话也没写全。
丹巴看见他回头，笑了一下。
那个笑，比哭还难看。
戴伟， 丹巴小声说，他讲得太快了。是快。我一个字没记上。 戴伟咽了口唾沫：我记上七个字。
丹巴不是不用功的人。
他以前在老家，为了抄一本书，把一本旧字典抄了两遍。
可他坐在这一间教室里，忽然知道自己差在哪儿。
不是不用功。是差了整整一段路。
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一次文化摸底考试。
那一场考试，把一屋子人的底子全考出来了。
卷子发下去，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翻纸的声音。
有人下笔如飞。 有人从头到尾盯着第一道题。
考完出来，谁都没大声说话。
除了王和平等少数 老三届 显出不错的功底，不少同学学得吃力。
有人只得了二十五分。
二十五分。 这个书在班里传开的时候，声音都压着。
戴伟的分数他没敢当面问，是托人看的。
看完他把自己关进厕所，蹲了十几分钟，出来时脸上照样是笑。
工农兵学员的知识水平，本来就备受争议。
这一考，争议就摆在桌上了。
一九七七年的工农兵学员，尤其要面对更多更重的新挑战。
可是有一件事，也在悄悄改变。
还是工农兵学员，可 7611 班已经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
没有了学工学农。
取而代之的，是课。
一门一门的课，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
每一门课，都要进行正规的考试。
老师们也一个个出来了。 王水照教《唐代文学史》。 陈允吉开选修课《杜甫》。 秘燕生教《文学概论》。 吴德润教写作。 任秀兰教《现代文学》。
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一个比一个兴奋。 讲到得意处，粉笔在黑板上敲得
响。 话说快了，袖子就往上卷。 热情洋溢，口若悬河。
戴伟在底下听着，眼睛都舍不得眨。
摸底考试以后，班上的读书风气更浓了。 浓到什么程度？
成绩好的同学扬眉吐气，走路的时候步子都大一些。
成绩差的则非常自卑。
自卑到什么程度？ 有人白天不敢看书。
有人把书藏在枕头底下，晚上才摸出来。
有人一听见
两个字就手心出汗。
戴伟也自卑过。 他甚至想过一个荒唐的念头：反正也是工农兵学员，混到毕业算了。
他一口唾沫把这个念头吐了。
班上有个女同学，学习特别困难。
她一向瘦，瘦得脖子上的骨头都看得清。 上课的时候她坐得很直，可你从侧面看，就知道她的眼睛没跟上。
有一次，她在考试里作弊了。 被监考的看见了，报了班主任。 班主任找她谈话的时候，她一句话没说，先哭了。
哭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实话。 她说：我根本就不能读书。
班主任愣了。 她抽着气，把后面的话也说出来了： 我姐夫是县教育局局长。我姐姐生孩子那阵子，是我伺候的，伺候了两个月。后来姐夫说，给我一个上大学的名额，算是奖励。
教室里没有人接话。
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像两个桃： 我到这儿来，什么也听不懂。我坐在那间教室里，我知道人家在说我。我知道。
那天夜里，四号楼的走廊上有人小声议论。 有人说她不该来。 有人说她也不容易。 有人什么也没说。
戴伟回宿舍，坐在床沿上，鞋都没脱。 黄有土从门口进来，看见他，问：怎么了？ 戴伟说：老黄，要是一个人的名额，是别人给的，你说，这个人该不该来？
黄有土靠在门框上想了想。 他说：她已经来了。来了怎么样？来了就得念下去。 黄有土说，她自己心里过不去，比谁骂她都疼。
戴伟没说话。 他忽然想起三年前食堂门口那张大字报。 想起那个红叉。 那一刻他心里
地一下 ——他自己那个名额，也没有那么干净。
这个念头，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公社那一年，推荐名额本来定了另一个人。一个叫高满仓的会计。高满仓写得一手好字，算盘打得比谁都快，公社的干部都说，这是个念书的料。名单报上去之前，高满仓的爹出事了。老头子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发现少了半袋种子，追了一圈，最后被人扣了个帽子。高满仓的名额就撤了。戴伟补上去。
名单报上去那天，戴伟在公社大院里站了很久。他想去找高满仓说句话。走到他家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没敲。
后来高满仓在村口碰见他，还笑着叫他 大学生。戴伟当场差点哭出来。他到现在都记得高满仓那天笑的时候，牙缝里还塞着半片地瓜干。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 这句话是班里传出来的。 传得很快，传得人人会说。7611 班的同学，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争分夺秒，誓要把被 四人帮 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 他们成了那个野蛮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 他们开启了
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
后来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 被首批高考生的光芒掩盖。 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可是他们的学习热情，比 77 级的同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话不是空说。
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 四号楼的走廊里天还没亮，已经有声音了。 a—— 一声，隔着老远，b—— 又一声。 那声音生硬，舌头都在打结，可一个人也不肯停。
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躲在厕所里看书。 为什么是厕所？ 因为厕所有灯。 四号楼走廊的灯到点就灭，只有厕所顶上那一盏小黄灯，通夜亮着。
戴伟第一次推门进去，吓了一跳。里头蹲着两个，站着三个。一个人把书摊在膝盖上，就着那点光，一页一页翻。 谁也没抬头。只有翻纸的声音，唏、唏。
除了上课，同学们每天就是去图书馆、资料室。 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 图书馆早晨八点开门，不少同学八点五分就坐进去了。
八点半，八点五。这中间只有五分钟。五分钟，几百个座位就光了。
戴伟去过一次晚了。他八点十分到门口，往里一看，坐满了。他站在门口，看着一屋子低头的人，忽然笑得有点苦。 那天他在书架中间站了一下午。
最惨烈的一次是姚国雄。
那天早上，她比平时还早。她排在图书馆门口最前头，后头排了长长一队。八点整，门一开。
人流往前一涌。 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
碎玻璃落下来。她的脚被扎破了。
她
了一声，还是往里走。走进去，找到座位，坐下，把书摊开。过了十分钟，旁边的人看见地上有血，才喊起来： 你的脚！
姚国雄低头一看，白袜子上一片红。她说：不碍事。 然后拿手绢一裹，接着看书。
那本书是《诗经》。
夏天的时候最难。教室里没有风扇。上海七月的教室，闷得像蒸笼。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厚裤子裹着腿，汗顺着小腿往下淌，淌到鞋里， 一声。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有个同学实在受不了，把裤腿卷到膝盖上。不到半个钟头，两条腿上全是红包。他又放下来。放下来，继续写。
戴伟写过一篇短文，写的就是这个夏天的教室。他写 汗滴在纸上，把字化开了。这句话写得实在，被吴德润老师在课上念了。念完，吴老师抬头说： 你们看，这就叫细节。这不是形容词能写出来的。
戴伟坐在底下，脸又红了 这一回是热的红。
可是有两件事，一直在他们头上压着。
第一件是身份。 工农兵学员 这一层身份，似乎永远带着一股浓重的泥土气。那不是接地气的意思。那是土里土气。
第二件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随着时间推移和高考的恢复，主要来源于贫下中农的工农兵学员，直接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 甚至一度被认为 。 引得很多工农兵学员在就业岗位上通过读研进修来 。
戴伟第一次听到这话，是在食堂门口。
那天他端着一个搪瓷缸，缸里是两毛钱的青菜。 搪瓷缸上有 为人民服务 五个红字，掉了两块瓷。 他排着队往前走。 后头两个人在说话。
一个说：你们系那批工农兵学员怎么样？ 另一个笑了一声：能怎么样，白卷上来的呗。
两个字，像两颗石子，啪、啪 打在他后背上。
戴伟端着缸子，没回头。 他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起来。 搪瓷缸捏得
一声。
他往前走，走到窗口，把缸子递进去。 一份青菜。 声音很平。
那晚他没吃饭。他在操场边的石阶上坐着，一直坐到天全黑。 风把他裤腿吹得
响。他想了很多事。想高满仓。 像食堂门口那两个字。 想母亲绣的那四个字。 想自己在公社写的那一篇被退回来的通讯。
最后他想了一件事，我不能让他们把
两个字，钉在我脑门上。钉上去，我这一辈子就摘不下来了。
从那天起，戴伟开始 。 他补得笨，补得慢，但补得狠。
他从《现代汉语》开始。他不认识的字，抄十遍。他不会写的句子，抄二十遍。抄完了念，念完了他就拿去用，给校刊写稿。
他去找王水照老师。第一次敲门，手抖。王老师坐在桌边，桌上摊着一叠稿纸，纸角压着一块石头。 什么事？我想问，读唐诗，从哪儿下手？ 王老师抬头看了他一眼。 从《唐诗别裁》开始。 他说，一天一首。别贪多。
戴伟就一天一首。 从《唐诗别裁》第一首，抄到第一百首。 抄完了，他把本子拿去给王老师看。 王老师翻了两页，抬头说了一句： 你字写得丑，但你抄得对。
戴伟笑了半天。
校刊第一期出来的时候，王同学的诗登在上面。第二期，戴伟的一篇小文章登了。 写的是接新生的那天。 他把锣鼓、红横幅、蓝灰中山装、麻花辫，全写进去了。
那天下午，有人抱着一摞校刊站在主干道上发。戴伟站在人群外头，看着有人翻开，有人指着一行字念出来。 念的那一段，正是他写的。 他站在那儿，鼻子发酸。
这时候，有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去，回头看了他一眼，忽然说： 哎，这个 —— 那人指着校刊，又指着他：是不是你写的？ 戴伟点头。 那人说：写得不错。 说完就走了。
就四个字。 戴伟在主干道上站了半天，把那四个字翻来覆去嚼。
再说另一个人。
古亦忠，工农兵学员 这个身份，曾经让他郁闷了很久。
毕业后，他回到柳州群众艺术馆做文学编辑。 他想沉下心来搞创作。 有一阵子，他想考研。 他要一举摘掉 工农兵学员 这顶帽子。
他把书买齐了。 他把夜里十点到两点的这段时间，全给了书。 他把稿纸摊在桌上，写了一行字又划掉，划掉了又写。
有一天夜里，他忽然把笔放下。 桌上那盏灯，灯芯烧出了一个小舌头。 他坐在那儿，把这事想了一遍。
想通了。
他后来跟人讲，他想通了三件事。
第一，我问心无愧。推荐上大学，是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信任我，我没有走后门。 第二，那是一段历史，我用不着回避，也无法回避，一个连历史都不能正视的人，又会有谁看得起呢，又凭什么看得起呢。 第三，一个人在世上，最重要的不是大学文凭，只要你能做出成绩就行了。
想通了这三件事，古亦忠就再没翻过考研的书。 他把书收进箱子，扣上，塞到床底下。
这一扣，扣出了一个转机。
不久，广西日报来柳州招一个记者。 竞争的人很多。 古亦忠是唯一的工农兵学员。
他自己都不抱希望。 他去面试，坐在外头等。 前头出来的人一个个都精神抖擞。 他坐在那儿，把手里的一张纸折了又展开，展开了又折。
最后被选中的，就是他。
古亦忠当场没敢哭。 等走到外头，走到一棵树下，才蹲了下去。
他后来说： 只要你努力工作，别人就会接纳你。
在广西日报，古亦忠干活从来不谈条件，也从不讨价还价。 甚至在结婚前后，他都在艰苦的一线采访报道。 他不是硬撑。 他是真觉得，人家肯用他，他就该往最苦的地方去。
后来他调入人民日报华南分社。 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劲，一夜之间成了 。
无论在柳州市群众艺术馆，还是在广西日报，以及后来的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报社一直都非常赞赏他。 都是把当骨干来使用。 同事羡慕地说：复旦毕业的。 每次工作调动，原来的单位都极力挽留。
可大家都在努力，只不过境遇不同，感受自然不同。
戴伟看到这句话，是在自己笔记本的最后一行。 那一行字是他自己写的，写完他划了一道横线，又舍不得划，把线擦掉了。
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刚在图书馆熬了一个通宵。 外头的天已经亮了。 图书馆窗子上的玻璃有一块裂了，裂纹像一条细细的小河。
他把笔放下，趴在桌上。他想睡一下。 他想起一件事，陈尚君。
或许因为那份担忧，陈尚君毅然决然地开启了研究生备考之路。
戴伟看见过他。 在四号楼那条走廊的尽头。 那个人坐在地上，膝盖支着一本书，手旁边摊着稿纸。 他不抬头。 有人从他脚边走过去，他不动。
戴伟有一天从他旁边过，问了一句： 吃了吗？ 陈尚君
了一声，眼睛没离开书。 戴伟又走了两步，回头说：要不要我帮你带一个馒头？ 陈尚君这才抬头。
他又补了一句：两个。
戴伟笑了。 那天他从食堂打了两个馒头，用报纸包着，一手提着一个搪瓷缸，从操场边一直走到四号楼。 馒头还是热的。 纸上有一点点油印，印到了他的掌心。
戴伟没敢问陈尚君为什么考。 他大概猜得到。 那份担忧。 担忧的，不只是能不能读下去。 担忧的，是 工农兵学员 这四个字，会不会一辈子追在后头。
那年春天到现在，戴伟只给家里写过三封信。
第一封信 儿子到了，这儿的人都好。 第二封写 儿子书念得紧，晚上要看书。 第三封写 娘，那四个字，我看见了。
第三封信写到最后，他加了一句： 娘，我给你买个东西。 他想买什么？ 他想买一台缝纫机。 蝴蝶牌的，要用票。 他把这话写了，又划掉了。 他觉得太狂。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抹了抹胶水。 封口的时候，手一抖，把信封口封歪了。
那天夜里，戴伟睡得很浅。
宿舍里有人在打呼噜。 有人翻了个身，床板
一声。 外头走廊尽头的厕所灯还亮着。
他忽然醒了。不是因为做梦，是因为楼下有人说话。
两个人，声音压得低，但夜里太静，一字一句全往上飘。
这批工农兵学员怎么办？上面有精神了。什么精神？77 级的新生，下个礼拜报到。
戴伟的眼睛
地睁开了。
77 级？对，七百多个人。一月份考完的，二月底就到。来了以后，和这些 7611 班怎么办？ 听说……合班。合班？统一上基础课，统一考试。
底下的声音停了一下。
然后那第一个人低低地说了一句： 那就等于当面比了。
戴伟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比呗。 那个人又说了一句。 怎么比？你说怎么比。
脚步声在楼下走过，嗒、嗒、嗒，越来越远。 最后一句飘上来的时候，已经很轻了 —— 这回，是明着来。
戴伟在黑暗里睁着眼睛。 他慢慢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本书。《唐诗别裁》，第三册，抄到一百零八首了。 书角被翻得起了毛。
他把书贴在胸口。心跳隔着书页，一下一下打在手心上。
窗外，天还没亮。四号楼的走廊上，那盏通夜的厕所灯还亮着。在灯光底下，有几个人，正低着头读书。
戴伟把被子掀开。他坐起来。 他去找鞋。
他要下楼去抢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