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完，四九城的风还是冷的。
正月开工那天，厂门口贴着一张新的标语，除了红底白字写着“抓革命，促生产”，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标语。
林墨进厂时，门岗的民兵递给他一摞当天的报纸。他接过来，靠在车架上翻了翻。头版是社论，措辞严厉，谈的还是批这个批那个的老调子；第二版是各地工业生产的报道，数字漂亮，形势大好；第三版有一篇关于纪念的文章，占了半个版面，字里行间带着一种克制的哀思。
现在外面的形势跟厂里是两重天。
二月中旬开始，街上的标语和横幅越来越多。那些热闹的地方，每隔几十米就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大标语，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措辞一个比一个严厉，看得人眼花缭乱。
但与此同时，另一股暗流也在涌动。
胡同口的宣传栏里，除了那些红彤彤的标语，还贴着几张手写的悼念文章。纸张粗糙，字迹工整，有的还配了手绘的画像。
那些文章措辞含蓄，但意思很明白——怀念去年逝世的那位老人。
林墨骑车经过那些宣传栏的时候，会放慢速度看一眼，但从不停留。他看得懂那些字里行间的东西，他知道那些文字背后，是普通人对一个时代的记忆。
但它们跟那些标语摆在一起，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一边是黑纱和白花，一边是最新指示。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同时出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谁也不搭理谁，谁也没法说服谁。
这种矛盾，在工厂里也能感觉到。
开工后的第一周，雷振江的保卫科连着报了几件事。三分厂有两个工人上班时聊报纸上的新闻被当班组长警告了；一分厂有个老工人在车间里贴了一张手写的悼念诗词，被纠察队让人撕了，但没有追究。
工厂管理层的态度很明确上班时间不许谈论与生产无关的话题，不许在车间里张贴任何未经审批的文字材料。谁违反规定，按厂规处理。
林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看人造板厂二月份的能耗报表。
赵启明站在他办公桌前，把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加了一句：“林厂长，这件事陈厂长处理得挺妥当的。那几个人都是厂里的老工人，平时表现不错，就是下了班在外面看了些东西，上班的时候忍不住议论了几句。陈厂长让人把东西撤了，找他们谈了话，写了检查，没有给处分。”
“工人们什么反应？”
“大部分人觉得陈厂长处理得公道。”赵启明想了想，“就是有人说，外面贴得满大街都是，为什么车间里不能贴。”
林墨放下报表，看着赵启明。
“你跟陈厂长说，规矩是规矩。上班就是上班，把心思放在生产上。”
赵启明应了一声，转身走了。
相似的苗头，在其他分厂也有，但都被按住了。林墨知道这种事靠“按”是按不住的。该来的总会来，该爆的总会爆。他只是希望在可控的阶段里，能把生产稳住。
好在，厂里的基本盘还算稳固，生产一线的人基本都非常信服他这个厂长，很多甚至是崇拜。
外面很多工厂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要糟。开春之后，原材料供应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木材是家具厂最主要的原料。煤炭和钢材是人造板厂硬性消耗的能源和耗材，汽油是运输的命脉。
现在，统筹协调的部门这些物资的调拨权在相关部门手里，他们说要优先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供应；到了下面落实的时候，这条线就乱了，关系硬的厂能多拿，关系软的厂就只能少拿甚至拿不到。
很多兄弟厂的老熟人来找林墨喝酒的时候，都在抱怨这些事。
二月底的一天，部里打来电话，语气比平时沉重不少。
“小林，你们厂的原材料供应，有没有受影响？”
林墨想了想，说：“木材和供应煤炭我们有自己的渠道，钢材我们自己有一定的储备，汽油的配额还没完全落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要有准备。部里正在协调，但形势不太好说。你的任务就是把生产稳住，不管外面怎么变，你们的创汇不能掉。”
林墨握着话筒，说了一句让对方沉默了很久的话。
“王局长，生产这块你放心。煤、钢、油，这些我会想办法。只要这些东西不断，生产就不会停。但如果连电都保不住，那我也没办法了。”
电话那头的沉默又持续了几秒。
“能稳住生产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会尽力维持。”
林墨应了一声，挂了电话。
三月初，原材料供应的问题开始波及北方家具厂。
人造板厂那边，韩海峰打来电话，说煤炭的库存只够用半个月了。钢材的配额也减了，五金厂那边孙厂长急得团团转，说再没有钢材，有几条冲压线就要停了。汽油更紧张，运输科的车已经有一半趴窝了，跑长途的卡车加不到油，成品运不出去，原料拉不进来，整个物流链条都在收紧。
林墨接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没有慌。
他用了两天时间，把各分厂的原材料库存、消耗、供应渠道梳理了一遍，列了一张详细的清单。木材这块，红星公社及周边几个签了协议的公社的速生试验林已经陆续进入采伐期，虽然规模还不足以完全满足生产需求，但能不至于停机。
到三月中旬，各分厂的原材料库存都稳住了，虽然比年前紧张，但至少不会断供。
最让林墨意外的，是工人们的态度。
三月初的那几天，原材料供应最紧张的时候，厂里一度有了停工待料的苗头。韩海峰和孙厂长分别来找他，都说如果再没有原材料，生产线就要停了。
林墨让他们先把现有的料用好，能维持多久是多久，他来想办法。
消息传出去之后，工人们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要积极得多。
备料车间的人自己组织了回收队，把废料堆里能用的边角料全部拣了出来，分类堆放，重新投入使用。板材裁切剩下的边条，以前都是当废料处理，现在被收集起来，切成小块，用作小规格板材的原料。
热压车间的人主动优化了生产工艺，调整了热压参数，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把板材的厚度控制得更精确一些，这样单位原料的出板率提高了不少。
家具生产车间的人更实在，他们把那些以前觉得“不够完美”但还能用的零部件，重新检验、修整、组装，做成了一批等外品。
林墨知道这些事的时候，正在韩海峰的办公室里看生产报表。韩海峰把这些事一件件说给他听，说完了看着他，等着他表态。
林墨沉默了很久。
“韩厂长，工人为什么愿意干这些吗？”
韩海峰想了想，说了三条原因，每一条都算在点子上。
“第一，咱们厂的福利待遇好，工人社区、百货商店、学校、医院，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工人们看在眼里。第二，这几年咱们厂的发展，工人们都参与了，有感情。第三，工人们对您、对陈书记、对厂里的管理层，信任。”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外面有些厂，停工待料的时候，工人巴不得多歇几天，反正工资照发。咱们厂的工人不一样，他们怕厂里垮了，怕好日子没了。”
工人怕好日子没了，所以拼命想把好日子留住。
林墨点点头：“你知道就好，以后如果你独挡一面了，这些也是你需要去做的事。”
三月下旬开始，陈枋安的身影在厂里越来越少见。
陈枋安带了哪些人走，林墨心里有数。宣传科的人，那是他的笔杆子，写材料、出简报、发通知，样样离不开；工会的几个干部，组织能力强，善于动员群众，搞活动是一把好手；各分厂抽调的年轻工人以及纠察队的人，能写能说，上了街能喊口号、能贴标语。
这些人一走，厂里的空缺就出来了。宣传科的事没人干了，工会的活动没人组织了。最关键的是，生产线上的岗位出现了空缺。那些被抽调走的工人，有不少是在关键岗位上的，他们一走，生产线的运转就受了影响。
林墨没有去找陈枋安，也没有试图阻止他。
他知道陈枋安在做他该做的事——作为样板和旗帜，他被推到了那个位置上，有些事他身不由己必须去做。林墨能做的，就是把厂里的事稳住。
他跟赵启明交代了几句。宣传科的事先放一放，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的人事关系转移的事情，让赵启明帮忙顶一下。工会的活动转到线上，形式上过得去就行了，别搞太复杂。
生产线上的空缺，他从其他分厂调剂。备料车间少了几个人，从五金厂临时调了几个工人过来顶班，活儿不复杂，学两天就能上手。热压车间缺了一个技术员，刘志军自己顶上，他在安装调试的时候跟着外方工程师学了不少东西，技术上完全没问题。
组装车间缺的人最多，他把一分厂几个快退休的老工人请回来帮忙。老工人们二话没说就来了，手里拿着刨子、凿子往工位上一站，腰板挺得笔直。
这一次，陈枋安没有来找他。
林墨也没有去找陈枋安。
陈枋安在上面为家具厂顶了那么久，现在他需要拿着家具厂去做站队，林墨也不能阻止他，哪怕他真的带着那部分愿意跟着他的人去殉道，也是他的选择。
三月下旬到四月初，林墨进入了蛰伏的状态。
现在的他不是懒，不是懈怠，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退”。他把该做的事做了，把能做的事做了，然后就不急了。
每天早上七点到厂，先花一个小时处理日常事务——签文件、批报告、看报表、接电话。九点之后就去各分厂转一圈。备料车间看看原料库存，热压车间看看当天的生产数据，组装车间看看工人干活的状态，五金厂看看钢材的使用情况，皮件厂看看皮革的质量。
中午在食堂吃饭，跟工人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聊天。工人们在他面前不太放得开，说话会斟酌，但他走后他们聊什么他心里有数。无非是那些事——街上的标语，宣传栏里的文章，谁家孩子在乡下待了几年还没回来，谁家亲戚在别的厂已经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
下午继续转，或者回办公室看书。他最近在看一本从梁先生那里借来的《中国建筑史》手稿，梁先生在扉页上用毛笔写了一行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字写得很好，笔锋遒劲，收笔干净，像他的人一样。
林墨读到第六章的时候，在书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批注——“音乐会停，建筑会倒，只有人还在。”写完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擦掉了。
擦掉，不是因为写得不对，是因为这种话不该出现在梁先生的手稿上。
下班后，他准时走。现在四点五十，他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把文件归拢好，铅笔插回笔筒，笔记本锁进抽屉。五点整，他拎着帆布包下楼，推着自行车出厂门。
陈敏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岳母一直住在这里，白天照顾她，晚上陪她。林墨下班后负责做饭。他做饭的手艺比陈敏差远了，只会做几个简单的家常菜——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土豆丝、白菜炖豆腐、偶尔炖个排骨汤。
他把菜端上桌的时候，陈敏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些菜的卖相，忍不住笑了：“你这个土豆丝切得粗细不匀，有的跟筷子似的，有的跟头发丝似的。”
林墨在她对面坐下，给自己盛了碗饭。
“能吃就行。”
陈敏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进嘴里，嚼了嚼，点了点头。
“味道还行。”
两个孩子还是住在军区大院。周末接回来，周一一早送回去。岳父说让孩子多接触大院的环境，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林墨没有反对，他知道岳父说的有道理。
饭吃到一半，陈敏放下筷子，看着林墨。
“你今天没出去？”
林墨知道她问的是什么，摇了摇头。
“没去。”
“陈书记呢？”
“去了。”
陈敏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再问。她端起碗继续吃饭，吃得比平时慢，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林墨也没有说话。他把碗里的饭吃完，起身去厨房盛汤。排骨汤炖了两个多小时，骨头都炖酥了，汤是奶白色的，飘着几颗红枣和枸杞。他盛了两碗端出来，一碗放在陈敏面前，一碗自己端着，小口小口地喝。
“你不去看看？”陈敏忽然又问了一句。
林墨放下汤碗，看着她。
“看什么？”
陈敏没有回答。
林墨端起汤碗继续喝，喝完了把碗放下，用纸巾擦了擦嘴。
“我跟陈书记分工不同。他在外面，我在里面。他管厂外的事，我管厂里的事。他把外面的事处理好了，我在里面才能安心。我把里面的事处理好了，他在外面才能放心。我去找他，能说什么？让他别去？他说服不了我。我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反而让他分心。”
陈敏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了。
吃完饭，林墨洗了碗，把厨房收拾干净。陈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坐在她旁边，也看。电视里播的是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念的是长篇大论的社论。
他把电视关了，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上翻。陈敏靠在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在听什么还是在想什么。他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能感觉到里面的小生命在动，一下一下的，轻轻的，像小鱼在吐泡泡。
“又动了。”他说。
“嗯。”陈敏闭着眼睛，嘴角微微翘着，“这几天动得厉害。王大夫说，可能是个男孩，男孩动得多。”
林墨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感受着那些若有若无的胎动。
“男孩女孩都好。”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外面的风浪再大，到了林墨这里就变成了一池静水。不是他装出来的，是他真的不急了。
陈枋安带着人上街去了，那是他该做的事。他林墨在厂里守着，这是他该做的事。有些人该出头的时候就得让他出头，不该出头的时候就得把他摁住。现在，是陈枋安该出头的时候。
至于后果，那是以后的事。
林墨唯一做了的准备，是跟赵启明交代了一句话——“工人下班之后的事，不要管。只要不带着厂里的名头，不穿着工装，不在厂门口聚集，就行。”
赵启明有些不解。
“林厂长，这不是……”
“这不是放任自流。”林墨打断他，“如果他们打着厂里的旗号出去，那性质就变了。你跟保卫科说清楚，厂门口不能聚集，工装不能穿出厂，厂里的标语不能带到街上去。其他的，随他们去。”
赵启明想了想，明白了林墨的意思，应了一声，转身去安排了。
林墨站在窗前，看着厂门口陆续下班的工人。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往家赶，有人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有人低着头快步走过。出了厂门之后，有人骑上了长安街的方向，有人拐进了胡同，有人在路边停下来，跟等在那里的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一起走了。
他没有多看，转身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那本《中国建筑史》，翻到第七章，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