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二点，亚尔镇办公楼楚君的办公室里还亮着一盏冷白的灯。楚君揉了揉发酸的后颈，指腹按压着僵硬的肌肉，又把屏幕上的最后一段文字逐字逐句过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和错误，才抬手点击了邮件发送键——这是《农村资讯》的王编辑催了好几次的约稿。最近镇上事务繁杂，手里的活儿堆成了山，这篇约稿一拖就是半个月，今天晚上他挤出来三个小时，一笔一划写完整，这会儿总算是交了差，心里也松了口气。
关机时，屏幕右下角的时间刚好跳成00:01，新的一天悄无声息地来了。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腰腹传来一阵轻微的酸痛，目光扫过桌面，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里，下午泡的菊花茶早就凉透了，杯底沉着几片干瘪发卷的花瓣，蔫头耷脑的，像极了那些藏在基层角落里、常常被人忽视的隐忧，不显眼，却实实在在存在着。
他拿起洗漱用品，刚要转身往办公室角落的休息室走，办公桌上的座机突然“叮铃铃”地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在深夜的寂静里炸开，打破了周遭的安宁。楚君心里咯噔一下，浑身的疲惫瞬间散了大半——这个点打电话，绝不会是小事，基层的深夜来电，要么是突发事故，要么是缠手的麻烦，没有例外。
他快步走回办公桌前，一把抓起听筒，听筒里传来县委组织部丁副部长压低的声音，能听出几分谨慎：“楚书记，这个点还没休息，我就知道你又在忙工作、写东西。刚刚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你这边得提前做准备，这事千万不能声张，一旦传出去，肯定会出大乱子。”
楚君瞬间清醒，半点睡意都没有了，下意识地压低声音，攥着听筒的手不自觉用了力，指节微微泛白：“丁部长，您放心，您说的话，到我这儿就断了，绝不会再传出去第二句。”他知道，丁副部长深夜来电，还特意强调保密，事情一定不简单。
“我有个同学在北京市政府金融办工作，他刚从酒局上回来，没顾上休息就给我打了电话，语气特别严肃，说这次国务院是动真格的——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缔县、乡两级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基金会。”丁副部长的声音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现在这还只是小道消息，正式文件还在走流程，但这个消息绝对可靠。关键是，这项工作要先在咱们自治区率先推开，先搞试点，等摸索出成熟经验，再往全国铺开。”
丁副部长喝了口气，继续说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各地的基金会财务状况都很糟糕，估计你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不管情况多糟，你首先得自查，把基金会的底子彻底摸清楚，做到心里有谱。现在上面还没发正式通知，你只能悄悄做，不能搞出任何动静。要是让储户们知道消息，人心惶惶之下提前去挤兑，那就是捅了天大的娄子，谁都兜不住，咱们俩也不例外。”
楚君握着听筒的手越绷越紧，沉默了足足几秒，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口时声音已经平稳了许多：“丁部长，我明白了。亚尔镇的基金会，我平时没具体管过，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现在心里确实没底。但我能保证一点，我在基金会从来没签过一个字、批过一张条子，更没拿过一分钱好处。不管怎么样，我明天一早就开始，趁着消息没传开，悄悄把基金会的所有账目都捋一遍，一定把底子摸清楚。”
话说得干脆利落，但挂了电话，楚君手里的毛巾“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连弯腰去捡毛巾的力气都没有。他主政亚尔镇刚满一年，虽说主要精力都放在党务工作和全镇经济发展的大局上，但基金会对亚尔镇的重要性，他比谁都清楚。那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说它是亚尔镇经济的“毛细血管”，一点都不夸张——它连着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撑着镇上的小产业，是很多农户、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生命线”，没了它，不少人的日子都会难以为继。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飘到了开春的时候，镇里的蔬菜大棚种植户买和木提，因为想扩种大棚，急需一笔钱买秧苗和肥料，去信用社贷款跑了三趟，都被拒了，理由是缺少抵押物，审批流程也繁琐得很。买和木提急得满嘴起泡，找到楚君求助，楚君了解情况后，当即批示农经办的工作人员上门核实他的大棚规模和种植情况，确认无误后，基金会当天就给贷了两万块。靠着这笔钱，买和木提及时买了秧苗和肥料，精心照料下，大棚里的蔬菜很快就上市了，卖了好几茬，没多久就还清了贷款。后来每次在镇上碰到楚君，买和木提都要拉着他的手反复道谢，嘴里不停说着“多亏了楚书记，多亏了基金会”。
还有场镇的个体户肉孜汗，开了家小超市，每到旺季，需要大量囤货，常常会遇到资金周转不开的情况。有一次，她因为囤货的钱凑不齐，急得满嘴上火，四处借钱都没借到，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基金会，没想到当天就放了款，解了她的燃眉之急。现在她的超市越开越大，生意越来越好，还雇了两个村民帮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镇上的老百姓也愿意把钱存在基金会，一来比信用社的利息高一点，二来存取方便，不用跑老远的路，省时又省力。逢年过节，基金会还会给存款户发点米、面、油，还有春联、福字，贴心又实在，深得老百姓信任。就连镇政府自己，遇到突发情况，也离不开基金会的支持——去年夏天，一场暴雨冲毁了镇上的乡村公路，路面坑坑洼洼，根本无法通行，急需资金抢修。可信用社的贷款要等半个月才能审批下来，耽误不起工期，最后还是基金会先垫付了五万块，才及时开工抢修，没影响村民出行，也没耽误镇上的物资运输。在楚君眼里，这基金会就是亚尔镇的“钱袋子”，更是老百姓的“定心丸”，怎么说取缔就要取缔？
混乱的思绪里，以前工作期间亲眼见过、听同事聊起的那些关于乡镇基金会的纷争，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闪过，一幕比一幕清晰。那时候亚尔镇还叫亚尔乡，时任乡党委书记于江涛和乡长尕依提，就因为基金会的监管权，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反目成仇，成了全县乡镇党政一把手内斗的典型，当时在县政府各个部门都成了笑谈。
于江涛刚上任的时候，意气风发，野心勃勃，一心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想让亚尔乡摆脱贫困。可干事创业离不开钱，亚尔乡是个穷乡僻壤，乡财政十分困难，有时候连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没过多久，他就盯上了基金会这块“肥肉”——虽说基金会是集体性质，名义上是为农户服务，但谁掌握了放款审批权，就等于掌握了乡里的经济命脉，就能拉拢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可乡财政的审批权一直握在乡长尕依提手里，基金会自然也成了尕依提的势力范围。更关键的是，尕依提背后有副县长吾守尔撑腰，两人是儿女亲家，关系非同一般，在县里说话很有分量。
尕依提根本不惧怕于江涛，他是名正言顺的乡长，分管政府经济事务，在财务签字权上寸步不让。于江涛有很多好的想法和规划，因为没有资金支持，根本推不动，久而久之，两人的矛盾就越来越深，慢慢摆到了台面上。开会的时候，两人常常因为意见不合拍桌子、吵红脸，私下里更是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原本好好的工作局面，硬生生被搅成了一滩浑水，很多工作都陷入了停滞。
于江涛在办公室琢磨了好几天，想出了一个“高招”。在一次乡党委会上，他以“财务审批要公开、公平、公正”“加强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由，提出成立所谓的“财经领导小组”，自己担任组长，让尕依提和其他副乡长担任副组长。明面上说的是集体决策、规范管理，实际上就是想把财务审批权攥在自己手里，架空尕依提。会上还明确规定，凡是基金会放款超过五千块的，必须经过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可谁都知道，领导小组讨论不过是走个过场，最终还是于江涛说了算，尕依提实际上被剥夺了签字权，在基金会的事情上，再也没有了实际的话语权。
尕依提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觉得自己是乡长，政府的经济事务本就该由他分管，于江涛这是越权抢功，分明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两人先是在乡党委会上吵得面红耳赤，拍着桌子互不相让，后来干脆撕破了脸，再也不顾及同事情分。尕依提直接带着基金会的部分审批记录，一趟又一趟地往县政府跑，找县领导告状，整整闹了小半年，把县领导缠得没办法。最后，县领导出面调解，让两人各让一步，定下规矩：基金会的大额放款，必须两人共同签字才能生效，监管权由两人共同负责。
可两人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平日里在单位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形同陌路。乡里的工作也被拆得支离破碎，很多事情因为两人意见不合、互相推诿，迟迟无法推进。有好几次，村里的灌溉工程因为两人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硬生生拖了三个月才开工，耽误了农时，不少村民因为浇不上水，庄稼长势受到影响，心里满是怨气，四处抱怨。
更可笑的是邻乡策达乡，时任乡党委书记耿多雨看到于江涛这么做，也有样学样，照搬着在策达乡成立了“财经领导小组”，把基金会的审批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把乡长多来提放在眼里。多来提是个暴脾气，哪里忍得了这种气，直接把基金会的公章锁在了自己办公室，说什么都不肯交出来。两人为了盖章、签字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基金会差点停摆——有个村民家里孩子得了重病，急需钱做手术，跑了十好几趟基金会，都因为书记和乡长互相推诿、谁也不肯让步，拿不到贷款，最后还是村民托了好多关系，四处借钱，才勉强凑够钱，把孩子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县里，县领导把耿多雨和多来提叫到办公室，狠狠训了一顿，两人迫于压力，才不情不愿地定下规矩，勉强配合工作。可策达乡的人都知道，这两人心里的疙瘩，这辈子恐怕都解不开了，平日里工作还是互相拆台，很难配合到一起。
以前楚君听到这些事情，还觉得于江涛、耿多雨他们太过于争权夺利，为了一个基金会，把上下级关系、同事情谊都抛在了脑后，格局太小，太不值得。可现在想来，他们争来争去，费尽心机，争的不过是一个即将被取缔的“空壳”，就像农村老话里说的，狗撵猪尿泡，空欢喜一场，想想都觉得荒唐又可悲。可可悲的背后，更让他揪心的是，这些争权夺利的闹剧，会不会留下一堆烂账、一堆麻烦，最后要由他和现在的镇班子来收拾烂摊子？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头皮发麻。
他定了定神，用力眨了眨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梳理自己对基金会的了解——其实他对基金会的具体运作，并不深入。虽说他是镇党委书记兼镇长，手握大权，但他向来信奉“抓大放小”，把具体的政府事务，都交给了拜尔、齐博、热哈提三位副镇长，其中，行政和财务大权，更是全权交给了常务副镇长拜尔。在他的印象里，拜尔做事干练、心思缜密，又是少数民族女干部，考虑事情周全，做事格外谨慎，凡事都按规矩来，从不越雷池一步，由她管着基金会，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而且，他刚上任的时候，就专门针对基金会的规范运作，召开了专题会议，反复强调纪律。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记事本，翻到了那天的会议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三条纪律：放款必须实地核查贷款人的资质，确保专款专用；不准给空壳乡镇企业放贷，杜绝资金浪费；不准碰房地产、证券这些投机领域，要真正服务于亚尔镇的实体经济，服务于村民的生产生活。当时参会的所有人都表了态，会严格遵守这三条纪律，他也一直记在心里。
他一直以为，亚尔镇的基金会是良性发展的典范，和那些被地方政府乱干预、乱象丛生的基金会不一样，就算上面要整顿，也能顺利过渡，不至于出大问题，更不至于走到被取缔的地步。可现在，丁副部长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所有的侥幸。
他再次拿起座机，拨通了丁副部长的电话，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还有一丝没彻底熄灭的侥幸：“丁部长，亚尔镇的基金会，对咱们镇的经济太重要了，老百姓也离不开它，为什么非要取缔？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先整顿规范，非要一刀切？这样一来，老百姓的日子怎么办，镇上的小产业怎么办？”
听筒里传来丁副部长一声无奈的苦笑，语气里满是疲惫，还有几分无能为力：“楚书记，你太理想化了。不是所有乡镇的基金会，都像你们亚尔镇这样，能规范经营、良性运转。全国范围内，大部分乡镇的基金会，早就乱成一锅粥了，根本没法整顿规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基金会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却干着金融机构的活儿，这就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系统性风险积累得太多了，再不取缔，社会稳定的局面就要出大问题，到时候就真的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