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深秋，法租界的梧桐树叶染上金黄，飘落在静谧的街道上。博济医院“女科”的日常工作，在既定的体系下平稳运行，如同精密的钟表，规律而有效。然而，一则来自院办公室的特殊转诊通知，打破了这份按部就班的宁静，将一个前所未有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病例，送到了陈婉如的面前。
患者是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一位高级外交官的夫人，艾米丽·哈灵顿女士。通知附有简单的病情简介：患者近两年来饱受严重的下腹疼痛、反复泌尿系感染和极度疲劳困扰，疼痛发作时甚至无法正常参与社交活动。在沪期间，她已求诊过数位知名的外国医生和两家设备精良的西式医院，诊断为“慢性盆腔炎”、“间质性膀胱炎”或“盆底肌肉紧张综合征”，尝试了多种抗生素、镇痛药、物理治疗乃至心理治疗，症状时好时坏，始终无法根除，且有加重趋势。领事馆医官在无奈之下，经人推荐（或许是那位曾在“女科”治愈顽固痛经的某国领事夫人私下介绍），向博济医院发出了会诊请求，特别提到了“中西医结合”的特色。
这无疑是一个敏感而棘手的任务。患者身份特殊，病情迁延反复，对西医常规治疗反应不佳，且必然带着较高的期望和审视的目光。若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女科”声誉，甚至可能牵扯到微妙的国际观感。
林怀仁副院长亲自找陈婉如谈话：“婉如，此病例颇为特殊。西医名家束手，转至我处，既是压力，也是机遇。务必慎之又慎，依你们既定规范，充分发挥所长。需知，外籍人士，尤其上层人士，对中医往往疑信参半。疗效是唯一能让他们信服的语言。”
陈婉如感到了肩上的重量，但内心更多是一种沉静的斗志。数年来体系的打磨，不正是为了应对此类复杂疑难吗？她与团队立即进入“重点病例”应对模式。
首次接诊安排在“女科”最安静、布置也最雅致的一号诊室。艾米丽·哈灵顿夫人在女秘书和领事馆医官陪同下来到。她约四十岁，金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剪裁合体的米色套装，面容姣好却掩不住深深的疲惫与眉宇间长期被病痛折磨留下的痕迹，碧蓝的眼睛里既有礼貌的疏离，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绝望与最后尝试的微光。
陈婉如和周小玉（担任翻译兼助手，露西也在场以提供西医视角支持）以不卑不亢、专业温和的态度接待了她。领事馆医官，一位名叫安德森的英国医生，礼貌但直接地表示：“哈灵顿夫人已经接受了我们认为所有合理的西医检查与治疗，效果令人失望。我们了解到贵科室有独特的…结合方法，希望这能带来转机。我们需要详细的过程记录和解释。”
“我们理解。”陈婉如用清晰的英语回答（她的英文在露西帮助下已有长足进步），“我们将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将每一步诊疗思路与您沟通。”
检查室里，在充分尊重隐私和征得同意后，陈婉如亲自为哈灵顿夫人进行了细致的中医四诊和妇科检查。脉象沉细弦涩，重按乏力，尤以左关（肝）脉弦象明显；舌质偏淡，舌体微胖，边有齿痕，苔白微腻。下腹触诊时，在少腹两侧均有明显压痛，肌卫感强，但未及明确包块。窥镜检查未见明显器质性病变，符合之前西医检查结果。
问诊环节，陈婉如通过周小玉的翻译，问得极其详尽，不仅关注疼痛的性质（胀痛、刺痛、牵拉痛）、发作规律（与月经、情绪、劳累的关系），更深入询问了她的生活环境、工作压力、睡眠质量、饮食偏好（发现她嗜好冷饮和甜食）、情绪状态（长期处于高度社交压力下，常有焦虑和压抑感），甚至追溯了疼痛初起时有无特殊事件（两年前一次严重的流感后，疼痛开始出现并逐渐加重）。
综合所有信息，陈婉如的脑海中逐渐勾勒出清晰的病机图景。在随后的小型内部讨论会上，她向团队分析：
“此证西医诊断‘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成立，但单纯消炎镇痛无效，提示并非单纯感染或局部器质性问题。从中医角度看，病机复杂交织：其一，久病耗伤，脾肾两虚。脉沉细乏力，舌淡齿痕，疲劳严重，此其本。长期疾病消耗，加之可能素体不足，导致气血生化乏源，阳气不振，无力驱邪，亦不能濡养筋脉，故疼痛缠绵。其二，肝郁气滞，湿浊内阻。左关脉弦，情志不畅，压力巨大，导致肝气不舒，气机郁滞。肝经循行少腹，气滞则痛。加之患者喜冷饮甜食，易伤脾胃，助湿生痰。苔白腻，提示湿浊内蕴。湿性黏滞，与郁气交织，阻滞下焦，故疼痛固定而顽固。其三，久病入络，寒凝血瘀。疼痛日久，局部气血运行长期不畅，‘久病必瘀’，‘久痛入络’。患者疼痛遇冷或劳累加重，提示兼有寒凝因素。湿、郁、寒、瘀互相胶结，痹阻于下焦胞宫经络，形成复杂难解的‘痼结’。”
她顿了顿，总结道：“因此，治疗绝不能见痛止痛，亦不能单纯清热利湿。必须攻补兼施，标本同治，身心兼顾。以温补脾肾、益气养血固其本，提升正气；以疏肝解郁、散寒除湿、活血通络祛其邪，疏通痼结；同时，必须配合情志疏导和生活方式调整，打破肝郁气滞的恶性循环。”
治疗方案随即制定，并详细向安德森医官和哈灵顿夫人解释：
1. 内服中药：以附子理中汤合当归芍药散为基础加减。方中附子、干姜、党参、白术温补脾肾阳气；当归、白芍、川芎养血柔肝，兼能活血；茯苓、泽泻利湿；柴胡、香附疏肝理气；少佐桃仁、红花活血通络。全方重在温通补益，而非苦寒清利，旨在“扶正以祛邪”，“温通以化瘀”。
2. 针灸治疗：每周三次。选取关元、气海、中极温补肾元、益气培本；三阴交、血海、足三里调和肝脾、养血活血；太冲、行间疏肝解郁；局部选取子宫、归来等穴，加以温针灸法（艾条点燃置于针尾），借助艾火热力深透，增强温经散寒、活血通络之效。
3. 外敷疗法：配制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的中药药膏，每晚热敷于小腹疼痛区域，加强局部温通效果。
4. 心理与生活方式干预：由周小玉主导，定期与哈灵顿夫人进行放松谈话，教授简易的冥想呼吸法以缓解焦虑；明确建议减少冷饮甜食，增加温和易消化食物；制定循序渐进的温和运动计划（如散步、太极基础动作）；并鼓励她适当调整过于密集的社交安排，保障休息。
安德森医官对中药方剂中的附子和针灸的安全性提出了专业性质疑。陈婉如从容出示了相关中药炮制减毒方法的资料，解释了辨证使用附子的指征和配伍监制之理，并详细说明了针灸的无菌操作规范和温灸的注意事项。她的专业与坦诚，部分打消了对方的疑虑。哈灵顿夫人在听取了全面解释后，决定尝试这一为期至少三个月的综合治疗方案。
治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两周，哈灵顿夫人反馈疼痛似乎有所加剧，疲劳感也未见明显改善，甚至出现了几次短暂的腹泻（陈婉如判断为阳气振奋、寒湿外排的“瞑眩”反应，提前已有告知）。安德森医官再次表示关切。陈婉如坚持原方案，仅对中药做了微调以顾护脾胃，并加强了与患者的沟通，解释这是身体深层调整的可能反应，鼓励她坚持。
转机出现在第四周。哈灵顿夫人忽然在一次复诊时提到，虽然疼痛仍在，但发作时的剧烈程度似乎减轻了，持续时间也缩短了。更明显的是，她感觉精力“好了一点点”，夜间睡眠稍沉。第六周，她兴奋地告知，在最近一次领事馆举办的晚宴上，她居然能坚持到结束而未因剧痛提前退场。疼痛的频率和强度，开始呈现稳定下降趋势。
陈婉如根据她的变化，适时调整方案：减少温补药物的剂量，增加了一些疏肝柔肝、活血化瘀的药材；针灸也逐渐减少了温灸的频率，增加了通调气血的普通针法。
三个月疗程结束时，哈灵顿夫人的改变是惊人的。持续两年的顽固性腹痛基本消失，仅在极度劳累或情绪波动时有轻微不适；精力体力恢复大半，已能正常处理领事馆的社交事务和部分慈善工作；困扰已久的泌尿系刺激症状也大为缓解。复查各项指标虽无特殊变化（本来也无特异指标），但其生活质量的飞跃式提升，毋庸置疑。
安德森医官在详细的治疗报告上签字时，感慨地写道：“……尽管其作用机制仍待现代科学进一步阐明，但不可否认，哈灵顿夫人在接受了博济医院女科这套综合治疗后，临床症状获得了显着而持久的改善，这是此前纯粹的西医治疗未能达到的。这种结合了草药、针灸、热疗、饮食调整和心理支持的个体化整体医疗模式，值得深入研究和关注。”
哈灵顿夫人更是感激不尽。她不仅亲自向陈婉如和团队致谢，赠送了精致的礼物，更在自己活跃的外交官夫人社交圈中，由衷地称赞“博济女科”的“神奇”疗效。她甚至邀请陈婉如，在领事馆一次小型的、面向外籍人士的健康沙龙上，做了一次关于“中医视角下的女性健康与慢性疼痛管理”的简短分享。
此事经由外交官夫人圈的私下传播，以及安德森医官向其医学界同侪的客观汇报，逐渐引起了沪上乃至更广阔范围内国际医学社群的注意。起初是好奇，继而是审视，最后化为不可忽视的关注。
首先是在沪发行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医疗健康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古老智慧与现代困扰：一位外交官夫人在中国女医处的康复之旅》的报道。文章相对客观地描述了病例和治疗概况，虽未深入医学原理，但标题中的“中国女医”一词，已足够吸引眼球。
随后，影响力更大的《远东医学杂志》（一份主要面向在华外籍医生和东南亚医学界的英文期刊），通过安德森医官的引荐，派记者对陈婉如和“博济女科”进行了专访。这次采访深入得多，不仅了解了哈灵顿夫人的病例，更系统地探讨了“女科”的中西医结合理念、诊疗体系、在预防医学和身心同治方面的实践。记者显然做了功课，提问涉及中药药理、针灸研究、疗效评估等专业层面。陈婉如的沉稳、专业以及对中西医优劣的坦诚剖析，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数月后，《远东医学杂志》以显着版面刊登了长篇报道《超越分歧：上海博济医院“中西医结合女科”的整合医学实践》。文章详细介绍了“女科”的成立背景、诊疗模式、典型案例（包括哈灵顿夫人案和王夫人症瘕案），并配发了诊室环境、治疗场景（已获患者同意）以及陈婉如与团队讨论病例的照片。文章评论道：“……在东西方医学思潮激烈碰撞的今天，博济女科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思路：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而是基于临床疗效的务实整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作是由一群年轻的中国女性医者主导完成，她们对女性患者心理社会的深刻理解，以及将预防保健置于重要地位的眼光，或许是其取得独特效果的关键之一。这或许标志着，在中国医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种融合本土智慧与全球科学、并带有鲜明人文关怀的新范式正在孕育。”
这篇报道，如同投入国际医学界池塘的一块巨石。杂志发行网络覆盖东亚、东南亚乃至欧美部分机构，很快引起了反响。一些在华的外国医生开始饶有兴致地讨论这种“结合医学”；个别海外医学刊物转载了报道摘要；陈婉如陆续收到了几封来自香港、新加坡甚至欧洲的医学信件，有的是询问细节，有的是表达兴趣，有一封甚至是英国某医学研究机构发出的、邀请她提交相关论文参加一个关于“传统医学与现代医疗整合”的国际研讨会的通知函。
“女科”团队内部，也因这意外的国际关注而倍感振奋，但陈婉如保持着清醒。在科室会议上，她说：“国际关注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方向有价值。但这更是一种鞭策。我们必须更加严谨，每一例病案，每一份数据，都要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我们的体系还在成长，远未完善。要借这股‘东风’，更踏实地深化研究，优化流程，尤其是要加强疗效的客观化、标准化评估，让我们的经验，不止于‘故事’，更能成为可交流、可验证的‘科学话语’。”
来自国际的回声，如同黄浦江上传来的遥远汽笛，既昭示着“博济女科”这艘小船已驶入更广阔的水域，也提醒着掌舵者，前方既有乘风破浪的机遇，也需面对更深不可测的风浪与更严格的航行规则。陈婉如知道，她们的故事，正在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