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挂在堂屋的木板墙上，枣红色的烟杆被摩挲得发亮，铜制的烟锅包浆温润，像一块浸了岁月的玉。每次家里打扫卫生，我想把它取下来擦擦，父亲总说“不用，就这么挂着好”。后来我才懂，那不是普通的烟具，是他藏着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匣子”——每当暮色漫进窗棂，父亲取下烟斗，填上烟丝，打火机“咔嗒”一声响，火星在烟锅里明明灭灭时，他就会打开话匣子，讲起半个多世纪前“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那些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满是一代人用锄头、汗水和信念写就的激情，听得我仿佛也站在了当年的田埂上，看见风里飘着麦香，听见乡亲们的号子声穿过时光，依然响亮。
父亲出生在六十年代初的鲁西南小村，村后是光秃秃的土坡，村前有条季节性的小河，遇上旱年，地里的玉米能旱得叶子卷成筒，遇上涝年，又能淹得颗粒无收。他常说：“那时候最愁的就是老天爷，靠天吃饭的日子，心里没底。”直到收音机里开始反复播大寨的故事，村里的大喇叭每天清晨准时响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平静的小村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第一次听说大寨，父亲才十五岁，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公社开会。公社书记站在土台上，手里攥着一张印着大寨梯田的报纸，声音洪亮得能传到二里地外：“同志们！看看人家大寨！在石头缝里刨粮食，把荒山坡改成高产田，人家能做到，咱们为啥不能？”台下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盯着报纸上那一层层像楼梯似的梯田，有人小声议论：“那得费多少劲啊？”书记听见了，拍着桌子说：“劲是省出来的吗？是干出来的！人家大寨人白天凿石头、修梯田，晚上在煤油灯下学技术，没有机器就靠手挖肩扛，没有水源就修蓄水池，这股子劲，咱们得学！”父亲站在人群后面，攥着衣角的手越攥越紧，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烧着了——他想起自家那几亩薄田，想起每到秋收时母亲看着瘪谷穗叹气的样子，突然觉得，也许真的能像大寨那样，把日子过出个新模样。
从公社回来后，村里立刻成立了“学大寨领导小组”，村长任组长，父亲因为年轻、识字，被选进了“青年突击队”。突击队的任务是先平整村东头的那片乱石坡，计划把它改成三亩水浇地。开工那天，天还没亮，村里的铜锣就“哐哐”响了，父亲揣着两个玉米面窝头，扛着家里唯一的一把洋镐就往坡上跑。到了地方才发现，坡上已经站满了人，男人们扛着锄头、铁锹，女人们提着竹篮、拿着镰刀，就连村里的老党员王大爷，也拄着拐杖来了，说要给大家“搭把手递个工具”。
村长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喊着号子：“同志们，咱们今天就跟这乱石坡较劲！大寨人能凿开石板山，咱们就能刨平这乱石岗！”话音刚落，人群里就响起一片响应声，洋镐砸在石头上的“叮叮当当”声、铁锹铲土的“沙沙”声、人们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在清晨的山谷里回荡。父亲的任务是用洋镐凿开石头缝，再把碎石块搬到坡下。洋镐比他想象中重，没凿几下，手心就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渗出血来，沾在洋镐把上，又黏又疼。他想歇会儿，抬头看见旁边的李婶正背着一筐碎石往坡下走，筐子比她人还高，压得她腰都弯了，可她脸上却笑着，还跟身边的人说：“这点累算啥？等咱们把地种上，明年就能收玉米，娃们就能吃上白面馒头了！”
父亲咬了咬牙，又举起了洋镐。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村长喊大家歇会儿，女人们拿出带来的水壶，给男人们递水，男人们则把自己的窝头分给孩子和老人。父亲啃着干硬的窝头，看着坡上已经开出的一小块平地，心里突然觉得特别踏实——那是他们一镐一锹凿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下午接着干的时候，有人提议“比一比”，看哪个小组凿的石头多、平的地广。父亲所在的小组立刻响应，几个人分工合作，有人凿石头，有人搬碎石，有人平整土地，干劲更足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村长用脚步量了量，他们居然平整出了半亩地！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倒头就睡，梦里都在凿石头，可第二天清晨，铜锣一响，他还是第一个爬起来，扛着洋镐往坡上跑。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多月，从春末到夏末，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天天泡在乱石坡上。手上的水泡磨成了茧，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又晒干，晒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可没人叫苦，没人退缩。有一次下大雨，坡上泥泞难行，村长说“今天歇一天”，可父亲和几个青年突击队的队员还是偷偷去了坡上——他们怕雨水冲坏刚平整好的土地，就冒雨用塑料布把地盖起来，又在旁边挖了排水沟。雨停的时候，他们浑身都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可看着完好无损的土地，却笑得特别开心。
秋天的时候，乱石坡终于变成了三亩平整的土地，村里又组织大家修水渠，把村后的河水引到地里。水渠开工那天，公社书记特地来了，还带来了一台抽水机，说“这是给咱们村的奖励，好好干，争取明年多打粮食！”父亲记得，那天村里杀了一头猪，全村人聚在一起吃了顿“庆功饭”，虽然只有白菜炖肉，可大家吃得比过年还香。饭桌上，有人说：“咱们这才刚开始，以后还要学大寨，把村后的土坡都改成梯田，再建个水库，让咱们村年年都丰收！”父亲端着粗瓷碗，看着身边满脸笑容的乡亲们，突然觉得，“农业学大寨”不是一句口号，是大家心里共同的目标，是让日子越过越好的盼头。
除了改地修渠，村里还经常组织“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每次都要请去过大寨的人来讲课。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公社的农技员张叔，他去过大寨两次，每次回来都要给大家讲大寨人的“三不伸手”——不向国家伸手要粮、不向国家伸手要钱、不向国家伸手要物。张叔说：“大寨人靠自己的双手，把穷山恶水变成了好地方，咱们也要靠自己，不能总想着靠国家。”他还教大家大寨的“耕作法”，怎么选种、怎么施肥、怎么防治病虫害，父亲每次都听得特别认真，还把要点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后再教给父母。
有一年春天，村里种的玉米得了病虫害，叶子上都是黄斑，眼看就要枯死，大家都急得团团转。父亲想起张叔讲的“大寨防治法”，提议用石灰和草木灰混合起来撒在地里，再把病叶摘下来烧掉。村长半信半疑，可实在没别的办法，就让父亲带着几个人试试。父亲和队员们每天天不亮就下地，背着石灰和草木灰，一棵一棵地撒，一棵一棵地摘病叶，手上、衣服上都沾满了灰，可他们不敢歇。过了几天，奇迹真的出现了——玉米的病叶慢慢变少了，新长出来的叶子绿油油的，特别精神。村长高兴得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好小子，没白学大寨经验！”后来，这种防治方法在周围的村子推广开来，帮不少乡亲保住了庄稼。
父亲说，那时候的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就想把日子过好。农忙的时候，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就一起修水利、建校舍，谁家有困难，全村人都来帮忙。他十七岁那年，邻居家的王奶奶儿子去当兵了，家里没人种地，父亲就主动帮王奶奶种玉米、收小麦，还动员突击队的队员一起去。王奶奶每次都要留他们吃饭，他们总是婉拒，说“这是应该的，学大寨就是要互帮互助”。
后来，父亲去了县城的工厂上班，临走那天，他特意去了村东头的那片地——地里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沙沙作响，像在跟他告别。他摸了摸地里的土，又看了看远处的梯田，心里满是不舍。村长把一把新的洋镐递给父亲，说：“到了工厂，也要学大庆，好好干，别给咱们村丢人！”父亲接过洋镐，用力点了点头。
在工厂里，父亲确实没忘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他所在的车间是生产机床的，条件很艰苦，夏天车间里像个蒸笼，冬天又冷得像冰窖，可他从不抱怨。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故事，他听了一遍又一遍，“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成了他的动力。他跟着老师傅学技术，别人下班了，他还在车间里琢磨图纸，遇到难题，就去图书馆查资料，或者向老师傅请教。有一次，车间里的一台机床出了故障，几个老师傅修了半天都没修好，父亲主动请缨，对照图纸一点一点排查，熬了一个通宵，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把机床修好了。厂长在大会上表扬他，说他“有大庆人的劲头”，父亲听了，心里特别自豪。
如今，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早就从工厂退休回了村。村东头的那片地还在，只是现在种的不是玉米，而是果树，春天花开的时候，满坡都是粉色的桃花、白色的梨花，特别好看。父亲没事的时候，就会去坡上走走，摸摸果树的树干，像在跟老朋友打招呼。他的老烟斗还是挂在堂屋的墙上，只是不常抽了，偶尔想起来，才会取下烟斗，填上烟丝，慢慢抽着，回忆当年的日子。
有一次，我问父亲：“爸，那时候那么苦，你现在想起来，觉得值吗？”父亲抽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圈，说：“值啊，怎么不值？那时候虽然苦，可心里亮堂，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干了能有啥结果。你看现在村里的路修好了，房子盖起来了，娃们能上学，老人们能看病，这些不都是当年咱们一点点干出来的基础吗？”他顿了顿，又说：“大寨的精神，不是说要像当年那样凿石头、修梯田，是那种不服输、不放弃，靠自己双手改变生活的劲。不管到啥时候，这种劲都不能丢。”
我看着父亲手里的烟斗，烟锅里的火星慢慢暗了下去，可他眼里的光，却像当年田埂上的朝阳，明亮又温暖。原来，父亲的烟斗里藏着的，不只是烟丝，是那段激情昂扬的岁月，是一代人的青春与信念，是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永远滚烫的初心。那些日子或许已经远去，可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执着，早已化作了岁月里的养分，滋养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知道，只要心里有盼头，手上有干劲，就没有迈不过的坎，没有过不好的日子。
如今，每次回老家，我都会陪父亲去村东头的坡上走走，听他讲那些关于大寨的故事。风穿过果树的枝叶，带来阵阵清香，仿佛又听见了当年乡亲们的号子声，看见了父亲和突击队队员们扛着洋镐、挥着铁锹的身影。那些故事，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平凡日子里的不平凡。而父亲的老烟斗，就像一座小小的纪念碑，静静矗立在时光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也守护着那段永远值得铭记的滚烫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