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强还坐在办公室里。
三点四十八分。
航班应该落地了。
从廊桥到到达大厅十分钟，接头、上车、离开机场，最快二十分钟。
四点一刻左右应该有消息。
他端起茶杯。
茶水碰到嘴唇，又放下了。
咽不下去。
窗外有人在院子里说话，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模模糊糊的。
什么都听不进去。
四点零三分。没有消息。
四点十一分。没有消息。
四点十九分。还是没有。
林国强的后背开始渗汗。
西装内衬贴在皮肤上，又湿又黏。
他拿起手机，翻到那个没有备注名字的号码。
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
三秒。
没有按。
不能打。
这个时间点打过去，万一对方正在作业，手机一响，功亏一篑。
手机放回桌面。
手指捏住钢笔帽，拧开，又拧上。
拧开。拧上。
四点三十一分。
他站起来。
在办公室里走了两个来回。
窗口走到门口，门口走到窗口。
皮鞋踩在地毯上，闷声闷气的。
走到第三圈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
手掌撑在窗台上，盯着楼下停车场。
一辆黑色轿车正在驶出大院。
心脏跳了一下。
然后认出来，是财政厅的公务车。
手从窗台上松开。
指尖留了一道汗印。
四点四十七分。
强迫自己坐回去。
翻开那份财政厅的材料。
第一行字看了三遍，一个词都没记住。
眼睛盯着纸面，瞳孔焦点却在手机屏幕上。
五点零二分。
手机亮了。
心脏猛地撞了一下肋骨。
手抓过去。
一条消息。
那个没有备注名字的号码。
四个字。
“货已收到。”
他盯着屏幕。
五秒。
十秒。
手指攥着手机壳边缘，指节泛白。
然后，一点一点松开了。
松开的不是手指。
李森的问题，解决了。
闭上眼睛。
脖子后面那块僵了两个星期的筋，忽然就软下来了。
六点半，下班铃响了。
他收拾了桌面，拿起公文包，步子比往常松快了不少。
秘书在走廊里碰到他。
愣了一下。
下午还一脸铁青的林省长，脸色居然缓过来了。
“明天上午廉政会议材料准备好了没有？”
“齐了，都在文件夹里。”
“行，早点下班吧。”
秘书看着他的背影拐进电梯。
心里犯嘀咕。
下午坐在办公室一个字没批，脸色难看得跟谁欠了他八百万似的。
临走的时候又跟没事人一样，还主动问了句早点回。
干了这么多年秘书，第一次看不懂领导的脸。
……
次日。
上午九点。
省政府第三会议室。
长条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桌签一字排开。
这是林国强分管领域的廉政教育专题会。
工信厅、国资委、应急管理厅、省属重点国企，四十多人坐得满满当当。
林国强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满场齐刷刷起立。
“请坐。”
他往主位上一坐，打开面前的文件夹，扫了一眼讲话稿。
这种稿子他闭着眼睛都能念。
每个季度走一遍形式，台下听的人昏昏欲睡，台上讲的人行云流水。
但今天不一样。
昨天那条消息像一颗速效丸，把他绷了大半个月的神经一下子松开了。
从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他睡了将近八个小时。
半个月来头一次没做梦。
今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气色好了不少。
审计厅在查？
让他查。
五年的账翻个底朝天又怎样？
关键证人已经不在了。
没有活人开口，再漂亮的数据也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游戏。
林国强翻开讲话稿第一页。
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很重要。”
声音沉稳有力。
目光从左扫到右。
“最近这段时间，省委省政府在抓改革、促转型。越是这种关键时刻，越要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
台下四十多双眼睛望着他。
有的在记笔记，有的低头翻材料，有的端着保温杯发呆。
和每次廉政会议一样。
“我说三点。”
林国强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守住底线。”
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前排。
“在座各位，手里都握着审批权、监管权。这些权力是组织给的，不是个人的。”
他停了一拍。
“谁要是把公权力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那就是在拿政治生命开玩笑。”
这种话他说了十几年。
以前每次说到这一段，后脊梁会微微发凉。
嗓子眼里总有什么东西卡着。
今天没有。
嗓子通畅得很。
“第二，管好身边人。”
林国强的手指轻轻叩在桌面上，声音抬高了半度。
“很多同志自己没问题，栽就栽在身边人身上。司机、秘书、亲属，这些人打着你的旗号在外面搞事情，你不知道？”
他的语气忽然凌厉起来。
“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知道。”
这句话落下来，前排有几个人的头低了低。
嗓子眼里那个卡了半个月的东西，忽然就顺下去了。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坑。
区别在于，他已经把坑填上了。
“有些干部，平时表面上规规矩矩。”
他往椅背上一靠。
“一查起来，什么亲属经商、股权代持、暗账流水，全冒出来了。”
语重心长的样子做得十足。
“组织不查你，不等于你没问题。”
停顿。
“只是时候没到。”
工信厅副厅长坐在第二排，偷偷抬头瞄了他一眼。
林省长今天状态不太一样。
以前讲廉政，照本宣科，语速均匀，像在完成指标。
今天字字带劲，眼神也亮。
仿佛真的在推心置腹。
“第三，主动交代问题。”
林国强翻到讲话稿最后一页。
但他没有低头念。
目光直视前方，脱稿了。
“我跟大家讲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他往前探了半个身子。
“一个干部，如果手脚确实不干净，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停了一拍。
四十多个人看着他。
“不是藏。不是跑。不是毁证据。”
“是主动找组织交代。”
“早交代，早解脱。组织会按政策从宽处理。”
“要是等到组织来找你……”
他加重了语气。
“那就不是从宽的问题了。”
他说得真诚。
说得动情。
台下有几个人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
他听着自己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
字正腔圆，义正词严。
说了十几年，今天是说得最顺的一次。
如果不是他自己，他几乎要被这番话感动。
“等到组织来找你的时候，什么都晚了。”
他重复了这句话。
语气沉重。
像是在给台下的人敲警钟。
又像是在替自己庆祝。
庆祝那根悬在头顶半个月的绳子，终于被他自己割断了。
“好，我就讲这么多。”
他合上文件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水是温的。
顺顺当当地咽了下去。
他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
“下面请工信厅……”
门被直接推开了。
四十多双眼睛同时转向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