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建安二十九年的这一段难得的和平，刘协开启了一轮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目标直指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顽疾——封建残余。
封建一词，整个中国总共也没有几个人理解。在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这个词被指向一个错误的概念。
封建，封邦建国的简称，意思是君主把土地分给宗室、功臣、亲信、吉祥物，由他们建立藩国。
而大多数人则把“封建”一词理解为秦、汉、唐、明等帝制的王朝，但这些王朝实际上和“封建”二字并不沾边。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解偏差，是因为中学历-史？课本进行了错误的描述。
历-史？课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呢？那是因为建国之初的个别权威历史学家文化水平太低的缘故。说法流传开了，深嵌进了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再去纠偏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就好比熊猫，其实是人们把“猫熊”读颠倒了，但已不再有人去纠正。
封邦建国的做法，起源是很早的。黄帝曾把自己的一些儿子分封到蜀地、漠南等地建国，帝舜曾把弟弟封到长沙当诸侯，都是具体的例子。
那么，黄帝、帝舜的时代算封建时代吗？
我觉得不算，因为封建仅仅是偶尔、局部出现的事例，并不能体现社会的整体面貌。就当时来说，天下同时存在着成千、上万个诸侯，绝大部分是自发形成的方国，而不是通过封建形成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朝初年，所以我认为夏朝和商朝依然不是封建时代。
武王翦商，周人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在灭商的过程中消灭了大量亲商的方国，使许多肥沃的土地成了无主之地。随后的周公东征，又一次灭掉大量方国。两次大战后空出来的土地，就成了周初分封诸侯的基础。
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等周朝早期的君主都曾分封过诸侯，灭商的首功之臣姜子牙被封到齐国，宗室兼功臣周公被封到鲁国，宗室兼功臣召公被封到燕国，功臣熊绎被封到楚国……周朝能够分封诸侯，显然也是因为周王的权威比前代提高了很多。
虽然前朝沿袭下来的方国还有不少，但这些新分封的诸侯占据了中国最好的土地，政治地位高，国力强盛，成为当时中国的主导力量。从这时起，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封建时代。
但封建制度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制度，一旦没有了足够的无主土地，或者周王的权威下降，那么封建制度将土崩瓦解。
个人认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分水岭——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余晖。魏、赵、韩、田齐这四家诸侯虽然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诸侯的权势，但仍然需要通过周王来获得诸侯的名义。
不过，在这之后，周王连名义上分封诸侯的权威都没有了。
在这之后，魏国、秦国、楚国、齐国等国家相继开展了制度改革，使国家由封建制国家转变为帝制国家。大臣们慢慢由掌握封地的世家转变为只领钱、不封地的流官。
当然，有些国家的改革并不彻底，但没关系，这些国家都被改革最彻底的秦国给灭掉了。
秦朝二世而亡，封建制度迎来了复辟，项羽大肆分封诸侯，却不料这种做法给自己掘了墓。汉朝初年施行封国和郡县并行的办法，结果却引来了七王之乱。事实证明，封建社会回不来了。
从秦朝开始（甚至可以从战国算起），封建残余逐渐消亡，帝制独裁成了主流。所以从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并不是封建时代，而是帝国时代。
而夏商时代，如果不那么苛求分封这个过程，你也可以将其归入封建时代。邦国的来源虽然不同，但毕竟社会形态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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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刘协这个时代，按理说封建制度已经消亡几百年了，但其流毒仍在。
这就好比现代社会里，依然有些重男轻女的老顽固。
虽说不再实行分封制了，但本质没有变。过去他们叫封建君主，现在他们叫豪门大族。豪门大族仍然像以前那样，占据了大量的财富、土地，甚至人口——没错，就是人口，很多豪门都有为数众多的依附人口，这些人根本不在朝廷的统计账册上，因此也不交任何赋税，只对所依附的豪族负责。
如果愿意，这些豪族随时可以拉起一支军队来。事实上，新莽乱世，东汉末年乱世，都有很多割据势力是通过私兵起家的。
豪族不光有钱，往往还会深度嵌入国家政权，再通过国家权力来巩固和发展家族的势力。大族之间，还会通过联姻来实现勾结，使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把控更加无解。
而且，汉朝这些世家大族和皇权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甚至可以说皇权也是以世家的支持而存在的。豪族往往会选出一个有才能的人充当“家主”，通过门荫和全家托举而步入政坛。当上一个家主退休或死亡后，家族便会很快选出下一任家主。
有时候，这些家主不一定是自己努力争取的，而是皇帝主动提拔的。皇帝不仅习惯于这种生态，甚至主动维护这种生态。例如，诸葛瑾死了之后，诸葛恪便基本取代了他的地位；陆逊死了之后，陆家还有陆抗。魏国的九品中正制，就是魏文帝曹丕弄出来的。
以东汉为例，耿家、窦家、马家、袁家……这些兴盛了二百年的豪族，有一些至今仍在政坛上非常活跃。包括对刘协有护佑之恩的耿纪，也只是耿家数百年来的其中一任家主。
大大小小的豪族，犹如林荫道两边种植的法桐，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使天下的阶级固化，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被他们完全阻断。在合适的环境下，他们随时都会转化成对抗朝廷的朋党和割据势力。
刘协太清楚豪族横行的危害了。这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公平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威胁皇权、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核心问题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社会“分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