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备用发电机的柴油只够再撑四个小时了。他还是说了。程雨桐听完，忽然笑了，说：“那你告诉我妈，如果我被困在岛上了，不是你的错。”
但电力在凌晨五点恢复的，比预计时间早了七个小时。当头顶的灯管重新亮起来的时候，办公舱里响起了一阵低低的欢呼。陆鸣从他的工位上站起来，伸了一个巨大的懒腰，说：“我不应该在停电的时候code review的，我那个同事写的代码在烛光下看起来更烂了。”
所有人都笑了。
六
但真正让林深意识到这份工作难度的，不是停电，不是网络故障，不是台风，而是一个人。
那个人叫何铭远，四十岁出头，是蓝屿的会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的履历在林深见过的数字游民里算是最体面的——前头部互联网公司的高级产品总监，年薪七位数，带过上百人的团队。他在入岛登记表上填的职业是“独立开发者”，但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在开发什么。
何铭远是在十月中旬来到青浜岛的。他没有选择共享办公舱，而是租了岛上一间独立的石屋，自己掏钱拉了专线网络。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登机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什么都没有。
林深在码头接他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何铭远的头发白了大半，不是那种沧桑的灰白，而是那种突然之间白了的白。他在互联网行业待了十几年，见过这种白——在那些突然被裁员、突然被架空、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年轻的高管脸上。
何铭远几乎没有跟任何人社交。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沿着岛上的环岛路走一圈，然后回到石屋里工作。中午他会到码头老李的面摊上吃一碗海鲜面，下午继续工作，晚上天黑了就睡觉。他不参加蓝屿的聚会，不跟其他游民交流，甚至不太跟林深说话。
林深一开始以为他只是性格孤僻。直到有一天傍晚，林深在环岛路上跑步的时候，看见何铭远坐在一处废弃的炮台遗址上，面朝着海，一动不动。
林深停下来，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坐到他旁边。海风很大，吹得何铭远的头发像一面灰白色的旗帜。
“何老师，您在这坐多久了？”林深问。
“不知道，”何铭远说，“可能两个小时吧。”
“您在看什么？”
“什么都没看。”何铭远顿了一下，“我就是坐在这里，脑子什么也不想。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奢侈吗？”
林深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问他的。
过了一会儿，何铭远忽然说了一句让林深至今都记得的话：“我在北京做了十七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知道今天要干什么——三个会，一个评审，两个对齐，然后假装快乐地回家。我的身体在会议室里，我的脑子在下一间会议室里，而我这个人不知道在哪里。”
“后来有一天，我站在公司楼下的十字路口，绿灯亮了，所有人都往前走，我发现自己迈不动腿。不是腿有问题，是我不想去任何地方。”
林深安静地听着。风从海面上卷过来，带着远处渔船马达的低沉轰鸣。
“医生说是焦虑症和中度抑郁，”何铭远的声音很平，像在讲一个别人的病历，“给我开了药，让我休息。我休息了三个月，每天都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情——我做的那些产品，那些日活、月活、留存率、转化率，它们加在一起，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来说，到底重不重要？”
“我们那个App，日活八千万。但有一天我在想，如果这个App明天消失了，会有多少人真正在意？不是那种‘哎呀好不方便’的在意，是那种‘我的生活里缺了什么’的在意。”
“答案是没有。”
何铭远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林深觉得那是他上岛以来第一次笑。
“所以我来了这里，”何铭远说，“我想找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即使我什么都不做，我也是被允许存在的。”
林深想说点什么，但所有的安慰在这一刻都显得很轻。他想起了培训时老周说的那句话——“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缓冲。”他现在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何老师，”林深最后说，“明天的日出是六点十二分，这个位置是岛上最适合看日出的角度。你要是起得来的话，我在这等你。不用说话，就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