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伏天。
内蒙古西北部，一个倚山的小村庄，仿佛被扣在了巨大的蒸笼底下。
黄土夯成的土坯房连成一片，墙体被烈日灼烤得滚烫。
手若贴上去，怕是能烙下一个印子。
山上的石头泛着灼人的白光，地表的土早已干裂起皮，一脚下去，烟尘腾起，混着燥热的空气，呛得人喉咙发干。
就在这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的上午。
我降生于其中一间土坯房里。
屋内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缕阳光顽强地穿透糊窗的麻纸，在泥土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接生婆抹了把额头的汗，用粗糙的手掌在我背上拍了好几下。
我才发出一声微弱的啼哭，像被厚重的暑气层层包裹着，使不上力气。
“又是个女娃！”接生婆的声音落下，让房间里本就沉闷的空气彻底凝固了。
我是这个家的第三个女儿。
我的到来，如同这漫无边际的酷暑，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煎熬。
生父在门外蹲了一夜，脚边散落着一地烟灰。
天蒙蒙亮时，他对着炕上虚弱的生母哑声说：“送人吧，老陈家愿意要。”
生父那年二十七，正逢“逢九”！
按民间说法，不宜丢弃孩子。
否则，可能我的命运或许将如同后山那些，被狼啃食的婴孩一般，悄然消逝。
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谁家都不缺孩子的年代！
一个不被期待的生命，其重量轻如草芥。
第八天，命运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出现了。
生父想着在秋收前把房顶修补好，谁知踩着梯子爬到一半，竟一阵眩晕摔了下来，右臂当场就断了。
对于一个靠天吃饭、凭力气挣工分的农民而言，这无异于塌天之祸。
他躺在土炕上动弹不得！
生母尚在月子中，两个年幼的姐姐只会啼哭。
家里的工分账本上，眼看就要一片空白。
“这女子克父，命里带煞。”
会算命姑奶奶的话语，成了我离开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正在此时，两公里外，另一个村庄里。
一座比别家齐整的青砖院落内，却弥漫着另一种悲伤。
我的奶奶——那位后来决定收养我的小脚老太太，正对着一个空荡荡的襁褓垂泪。
她刚失去出生仅四天的孙女。
这是一个村里少有的吃商品粮的人家。
爷爷是铁路工人，上五天休五天。
父亲在镇运输队开车；
二叔在首府的第二建筑公司；
三叔和小姑尚在念书！
家境殷实，奶奶作为“铁路家属”，无需下地挣工分。
也正因有这份底气，她在悲痛中萌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
“妈去找接生婆打问打问，”
奶奶对炕上以泪洗面的儿媳。
我后来的养母说，“看这几天谁家有出生，又不想要的娃儿。
咱抱一个回来，你也不用坐这空月子！”
小姑那年刚放了暑假，像出笼的鸟，总爱跑出去玩。
我们村有她一个要好的同学。
那天午后，日头毒得很，小姑照例去找同学，两人躲在同学家后院那棵大杏树的浓荫下，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吃着杏儿聊着天。
同学的妈妈，一个心直口快的婶子，正坐在门槛上摘豆角。
话头不知怎的，就扯到村里的新闻上。
婶子叹了口气，手里的豆角掰得“啪嗒”响：“这年头，生闺女就跟欠了债似的。
喏，隔壁王老大家，前几天又添了一个，还是个丫头片子！这都第三个了！”
小姑和同学对视一眼，没接话。
村里这样的事不稀奇。
婶子却打开了话匣子，压低了声音，“你是不知道，老王媳妇生下三闺女，整天愁眉苦脸的。
王老大更是蹲在门口抽烟，一蹲就是大半天。
想要个小子想疯了，可这接二连三的……
听说啊，”她声音更低了，“两口子正犯难呢。
养吧，实在拉扯不动；送人吧，老王今年‘逢九’，又忌讳这个，怕送了招灾。
正搁那儿煎熬着呢！”
“逢九？”
小姑当时并不太懂这些乡俗讲究。
婶子摇摇头，不再多说，继续摘她的豆角。
蝉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慢慢拉长。
小姑嘴里的杏儿，忽然就没了滋味。
那天，她没在同学家待太久。
推开自家院门时，奶奶正在大树下纳鞋底。
她急忙回家告诉了奶奶。
奶奶当即拜托了大舅妈，前去说和。
“柳子村铁路上班的老乔家想抱个孩子！”
生父对生母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她家不缺粮，一直盼着孙辈，娃娃给了人家，有人疼，饿不着。”
生母没有说话，只是将我紧紧搂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