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的枪声，像爆豆一样在栖霞城上空炸了一整夜。
不是断断续续地响，是连成一片地响，哒哒哒哒哒——像有人在城墙上撕一匹永远撕不完的布。每一声都撕在老百姓的心口上，撕得人睡不着，撕得人心里发慌。家家户户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男人攥着锄头守在门口，女人搂着孩子缩在炕角，老人跪在神龛前烧香磕头，嘴里念念有词，求菩萨保佑，求祖宗显灵，求那些不长眼的子弹别飞进自家的窗户。
没有人知道外面打成什么样。有人说是张大猛带人攻进来了，有人说不是张大猛是别的土匪，有人说是官兵剿匪，有人说是土匪内讧。说什么的都有，但谁也不敢开门去看。
一宿枪声不断，
全城无人入眠。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枪声停了。栖霞城在晨雾中慢慢苏醒，像一个人从噩梦里挣扎着醒来，浑身冷汗，心跳如鼓，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楚——自己还活着，家还在，屋顶没塌，窗户没破。
胆子大的男人扒着门缝往外看，街上没有土匪，只有穿美军军装的士兵在巡逻，步伐整齐，枪在肩上，和昨天没什么两样。再往城门口看，城门开着，一队民夫推着独轮车、扛着铁锹、挑着筐子，在几个当兵的带领下出了城。
张亚博安排王永贵去办这件事。干这种带民夫收尸的活儿，不用张亚博亲自出马。
王永贵带着三十个民夫，推着六辆板车，到了城门外那片空地上。空地上的血迹已经冻成了暗红色的冰碴子，踩上去嘎吱嘎吱响，鞋底粘了一层黑红色的泥。七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仰面朝天，有的趴在地上，有的蜷成一团，有的伸着胳膊腿，姿势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全都硬了。
腊月天，西北风，
一宿冻成冰疙瘩。
昨夜没死的，早上也死透了。有几个伤员昨晚还在哼哼唧唧地叫着，半夜里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到了后半夜就彻底没了动静。不是没人想救他们，是没人敢出城。等天亮了出去一看，人已经冻成了硬邦邦的一截木头，脸上的表情还保留着死前的痛苦和恐惧，像一幅幅凝固了的面具。
民夫们捂着鼻子干活，把尸体一具一具抬上板车。有的尸体冻在地上，撬都撬不动，得拿铁锹铲，铲起来的时候连土带草一起进了板车。一个年轻民夫没见过这种场面，干了一半就跑到路边吐去了，吐完了回来接着干，脸色白得像纸。
七十多具尸体，整整清理了一个上午。
板车来来回回跑了七八趟，把尸体运到城外的乱葬岗，一溜排开，等着家属来认领。没人认领的，就地挖坑埋了。
冯诺这个时候才刚刚起床。
他从县衙后院的厢房里出来，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军装，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半睁半闭，脸上还带着枕头印子。牛大力端着一盆温水候在门口，伺候他洗脸漱口，又端来一碗小米粥、两个馒头、一盘香肠。冯诺蹲在门槛上吃了，吃得慢吞吞的，像一只刚睡醒的猫，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
“长官，”牛大力小声汇报，“张排长说城外的尸体已经清理完了，一共七十三具。民夫工钱还没发，问您按什么标准给。”
冯诺咬了一口馒头，嚼了两下，含糊不清地说：“按市价。别抠门，也别大方。市价就行。”
牛大力记下了。
冯诺喝完了粥，把碗往牛大力手里一塞，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骨头噼里啪啦地响了一串。他整了整衣领，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迈步朝指挥部走去。
指挥部设在张财主原来的正堂。
冯诺一进门，愣了一下。
好家伙。
这才一天没来，里面全变了样。
正中间一张大沙盘，
东墙上挂着一幅胶东地图，
西墙上挂着一幅栖霞全县舆图，
靠窗一张长桌，几把椅子，
桌上摆着茶壶茶碗、笔墨纸砚，
角落里还立着一个武器架，
上头架着几支春田步枪和一挺bAR机枪。
除了没有电台，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沙盘是用泥巴、沙子、小木块堆出来的，把栖霞城周围的山川、河流、道路、村庄都标了出来，虽然粗糙，但一看就是用了心思的。地图是从县衙库房里翻出来的旧货，裱糊了一下，挂在墙上倒也像那么回事。桌椅是从各处搜罗来的，样式不一，但都擦得干干净净。
张亚博站在沙盘前，手里拿着一根细木棍，正在往上插小旗。李立蹲在一旁，用小刀削着更多的木棍。刘文杰不在——他在招兵站。
冯诺走到沙盘前，双手撑在桌沿上，低头看了一会儿。沙盘上，栖霞城的模型被一圈小旗围着，红色代表自己的兵力，蓝色代表可能的敌军方向。目前蓝色旗只有寥寥几面，插在城西的山路上——那是张大猛跑回去的方向。
冯诺点了点头，没发表意见。
刘文杰的招兵站，今天从一大早就开始忙。
昨天的枪战，不但没有吓住来当兵的人，反而成了最好的广告。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栖霞城内外传开了——新来的冯长官，一个连的兵力，打跑了张大猛三百个土匪，自己零伤亡。
零伤亡。
这三个字的含金量，比什么告示都管用。
老百姓不懂什么叫“重机枪火力压制”，不懂什么叫“交叉火力网”，不懂什么叫“战术配合”。但他们懂一件事：跟着这个冯长官当兵，不会随随便便就死了。张大猛三百人都打不过他一个连，这人的本事，比天还大。
招兵站门口排起了长龙。从县衙门口一直排到十字街口，拐了一个弯，又排出去几十米。队伍里有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有三四十岁的壮年汉子，有偷跑出来的，有被家里赶出来的，有自己走投无路来的，也有纯属凑热闹来了又不好意思走的。
人声鼎沸，摩肩接踵；
长龙蜿蜒，一眼望不到头。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穿着一件露了棉絮的破棉袄，被他爹死死拽着胳膊，两个人像拔河一样在队伍旁边拉拉扯扯。
“爹，你别拦我！我要跟着冯大帅当兵吃粮！你看看人家那兵，穿的啥？吃的啥？一个月二十五块大洋！”青年的嗓门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一边说一边往前挣，胳膊从棉袄袖子里滑出来一半，露出一截黑瘦的臂膀。
他爹是个做豆腐的，五十来岁，一脸老实巴交的皱纹，双手全是磨豆腐磨出来的老茧。他拽着儿子的袖子不撒手，声音比儿子小得多，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低声下气：“儿啊，听话，咱不去啊……今年给你找个媳妇，咱家的豆腐坊都是你的……啊？”
“扯淡！”青年一把甩开他爹的手，袖子彻底脱了出去，他只好停下来重新穿，“我不去当兵吃肉，在家吃豆腐？昨天我都看到了，冯大帅的士兵发饷，二等兵就是二十五块大洋，一等兵三十块！磨豆腐能挣几个钱？磨一辈子豆腐也娶不上媳妇！”
他爹急了，又伸手去拽，这回拽的是腰带：“磨豆腐咋了？磨豆腐饿不死你！当兵要死人的你知不知道？昨天死了七十多个你没看见？”
青年已经站到了队伍里，前后都是人，他爹插不进来，只能在队伍外面踮着脚喊。青年头也不回，朝身后摆了摆手：“爹你回去吧！等儿子发了饷给你捎回来！”
他爹站在队伍外面，嘴张着，手还伸在半空中，半晌没动。最后叹了口气，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走到家门口，他扶着门框，作势要关门，嘴里嘟囔了一句“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了”，但门没有关，人也没有进去。他就那么站在门槛上，望着长龙一样的队伍，望着队伍里儿子的后脑勺，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慢慢地退进了门里，把门掩上了。
这样的情景，在招兵站门口上演了不知多少遍。
有偷跑来的——趁家里人不注意，从后门溜出来，一路小跑到县衙门口，气喘吁吁地排上队，心里还在扑通扑通地跳，怕家里追来。
有烂命一条的——家里没人了，地也没了，房子也塌了，浑身上下就一身衣服，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来当兵，不是冲着二十五块大洋，是冲着那身军装和那碗饭。
有纯纯混口饭吃的——不想种地，不想做工，不想被地主欺负，不想被土匪绑票，想来想去只有当兵这条出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过够了。
队伍越排越长，越排越密。刘文杰坐在招兵站的桌子后面，脸上没什么表情，手上的动作却越来越快——问名字，问年龄，看体格，发号牌，一气呵成。旁边两个文吏负责登记造册，毛笔写得飞快，墨汁溅了一桌子。
中午的时候，一个文吏跑进指挥部，把一张纸条递到冯诺面前。
冯诺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眼角跳了一下。
半日，报名者已逾三百。照这个势头，到傍晚关门，五百人打不住。
刘文杰从招兵站赶回来汇报，摘下钢盔夹在腋下，额头上微微见汗，但说话的声音依然不紧不慢：“长官，今天征兵人数，预估可能超过五百。按照目前的报名速度，到傍晚关门，应该在五百二十到五百五十之间。”
冯诺正蹲在沙盘前面，手里拿着一根细木棍，在栖霞城周围插小旗。他听到这个数字，手里的木棍顿了一下，眼睛一亮，那亮光像一盏被点亮的油灯，忽地一下蹿上来，照得整个人都精神了几分。
“很好。”他把木棍往沙盘边上一搁，拍了拍手上的沙子，“到了五百就停。”
“为什么？”刘文杰难得地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还能招更多。以目前的报名热情，再招两三百也不成问题。”
冯诺站起身，走到沙盘边，低头看着那座泥巴堆成的栖霞城。他的手指在城北那片空地上点了点，那是正在修建的训练场的位置。
“等等，不急不急。等军营建好。”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刘文杰，“兵招来了，睡哪儿？吃什么？谁带？新兵连个像样的营房都没有，你让他们睡大街？五百人，一人一杆枪，光放枪的地方都不够。”
刘文杰沉默了，点了点头。
冯诺走到沙盘前，张亚博和李立已经站在那里了。三个人围着一张不大的沙盘，像三个下棋的人，盯着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
“制定一个十四天的新兵训练计划。”冯诺的语气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懒洋洋的调子，而是带着一种认真到近乎苛刻的味道，“要求：队列、战术基本掌握。三十发实弹用于射击训练，七十发子弹用于战术训练。”
他看着张亚博和李立，目光在他们脸上扫了一个来回。
“有问题吗？”
李立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笃定：“没有问题。”
他的表情和语气一样稳。十四天新兵训练，三十发实弹射击，七十发战术训练——这个强度放在正规军里也是高的，但李立觉得没问题。系统出身的兵，对于“可能”和“不可能”的判断，和普通人不太一样。
张亚博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点头的动作很小，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但冯诺看见了。张亚博点头，就意味着这件事一定能办成，不用再问第二遍。
冯诺转过身，对着刘文杰。
“征兵完成后，征兵站改名叫武装部。负责征兵和抚恤。”
“是。”刘文杰应得干脆利落。他没有问为什么叫武装部，也没有问抚恤怎么搞。冯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是系统兵的觉悟。
冯诺又转过身，面对沙盘，三个人都看着他。他看着沙盘上那些小旗，看着那些泥巴堆成的山川河流，看着那座小小的栖霞城模型，忽然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开口了，语气像是在宣布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还有就是部队番号的问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第一师。全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
他的表情有点贱贱的。不是那种阴险的贱，是那种“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我就是干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贱。眼里还有光，那种光不是野心，不是抱负，是一种恶作剧得逞时才有的、亮晶晶的、带着几分孩子气的光。
张亚博都愣了一下。
他平时面无表情，连土匪冲城的时候都没变过脸色。但听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这八个字的时候，他的嘴角抽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牙齿。
“碰瓷啊？”张亚博说。
三个字，声音不大，但意思到了。他的表情有点不好意思，不是为自己不好意思，是为冯诺不好意思——这个名字能瞎叫吗？国民革命军第一师，那是正经八百的番号，是有传承、有历史、有归属的部队，不是谁随便拉一支队伍就能叫的。
冯诺转过头看着张亚博，那副神经质的表情和语气再次显露出来——眼睛瞪大了一点，嘴角歪了一点，整个人的气质从“懒散的长官”切换到了“理直气壮的疯子”。
“怎么了？”他的声音拔高了一度，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胡搅蛮缠的底气，“我们是不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自行组建的第一个师，叫第一师，有问题吗？”
他环顾四周，看看张亚博，看看李立，看看刚从门口走进来的牛大力，再看看沙盘上那座小小的栖霞城。
“没有问题，”他自己替自己回答了，“反正那个第一师，也不可能来鲁东省。”
他说“不可能来”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赌徒下注时的笃定——赌的是时空错位，赌的是中央军找不到这儿来，赌的是这个破番号挂出去也不会有人来查。至于赌不赌得赢，那是以后的事。
张亚博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他看着冯诺那张理直气壮的脸，忽然觉得没必要说了。反正天高皇帝远，叫什么叫不是叫？第一师就第一师吧，总比叫“栖霞县保安团”好听。
刘文杰更干脆，连嘴都没张，直接点了点头。
冯诺走到沙盘前，又蹲了下来，继续插他的小旗。一边插一边嘴里念叨着什么，仔细听能听出几个字：“……步兵师……炮兵……先搞个炮营……机枪再多几挺……”
牛大力端着茶碗走进来，放在沙盘旁边的桌子上，又悄没声地退了出去。出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冯诺蹲在沙盘前的背影，觉得这个长官有时候像个疯子，有时候像个孩子，有时候像个老谋深算的狐狸。
但不管像什么，跟着他，好像总不会错。
县衙门口的征兵队伍还在延长，像一条不愿散去的长龙，在冬日的阳光下缓缓蠕动。有人在队伍里低声交谈，有人在踮着脚往前看，还有人在啃干粮——从家里带出来的，或者从路边摊买的，咬一口，嚼半天，舍不得咽下去。
冯诺蹲在沙盘前，把最后一面小红旗插在了栖霞城北的山口上。沙盘上，红蓝交错，旗子林立，像一幅还没有完成的棋局。
昨夜枪声惊破天，
今朝长龙挤满街。
不是栖霞人好战，
乱世活命最值钱。
他在心里念叨了几句，伸手端起桌边的茶碗，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他不在意，咕咚咕咚灌了两口，把碗放下，又继续盯着沙盘，像是在下着一盘没有对手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