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将一只黑色皮包放在招待所的桌子上，拉链拉开，露出一沓沓码得整整齐齐的大团结。他拍了拍皮包，推到何怀安面前：“这是本次的余款，十四万。你先清点一下。另外，一百五十顶的货款，事出意外，我没提前准备。那三万元我明天专程派人送过来。”
何怀安摆了摆手：“不用不用，这次是我唐突，冒昧多带了货。等下次再结就行。”
“这次一定要结清。”张琦把皮包又往他面前推了推，“你们那边要备货，还要付人工，资金压力不小。这笔钱早一天拿到，你们就早一天踏实。”
推让了一番，何怀安没有再坚持，把皮包接过来放在自己椅子旁边：“那就按您说的办。”
张琦站起身，伸出手跟何怀安握了一下，又跟陈大年和刘宏伟挨个握了手，转身上了那辆卡车。车尾灯在招待所门口亮了片刻，拐过街角就看不见了。何怀安拎着那只皮包回了房间，把它放在床头柜上，拉链拉好，又在上面压了一本杂志。
“宏伟叔，货送完了，任务圆满完成。”何怀安在床边坐下来，“接下来你们怎么安排？”
刘宏伟正靠在床头抽烟，吐了一口烟才说：“肯定不能空车回去。明天我联系几个朋友，看看有没有货能捎回去。你们俩也不用干等着，高第街那边值得转转，好多东西咱那边买不着，你们可以去开开眼界。”
“高地街？”
“广州最热闹的街，卖什么的都有。”刘宏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服装、小百货、电子表、计算器，全是新鲜玩意儿。来了羊城不去看看，那就白跑了这一趟。”
何怀安坐在床边想了一下。他空间里确实存着不少东西，但很多都没法解释来源。如果能摸清这个时代市面上常见的东西，以后拿东西出来也好编个出处。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透，房间门就被人敲响了。何怀安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灰衬衫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一只帆布包，问了一句“是何怀安先生吗”，确认身份之后把包递过来就走了。何怀安打开看了一眼——三沓崭新的大团结，正好三万。
他关上房门，把三万元和昨天那十四万放在一起，锁进了皮箱里。至此，这一趟送货收尾的活儿算是彻底清了。
吃过早饭，刘宏伟出门去联系拉货的事。陈大年和何怀安在招待所门口等了一阵子，坐公交去了高第街。
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何怀安站在路口看着眼前的景象，停了一下。
街道不宽，六七米的样子，两边的铺面一间接一间地挨着，招牌密密麻麻地从墙根一直挂到二楼窗台。街上人挤着人，肩蹭着肩，步子迈不开，走起来慢得像在挪。有人挎着帆布包蹲在路边跟摊主比划价钱，有人把一堆衬衫摊在一张铁架床上翻来覆去地看。空气中混杂着汗味、布料味和路边摊上蒸腾出来的水汽。
“姑父，这高地街也太热闹了。”
“听宏伟说，这还只是平时。要是赶上节假日，人更多。”陈大年侧身让过一辆推着铁架车的小贩，“说是全国各地的倒爷都来这儿进货，中东那边也有过来拿货的。”
何怀安没有着急往里挤，先站在路口看了一会儿。街道两边塞满了摊位，连中间都摆了一长溜四轮售货车，一辆挨着一辆，只留出一人宽的过道。两侧的横街小巷也塞满了档口，有的小到只有一扇门那么宽，两个人同时站进去就转不开身。他往前走了一段，在一家卖衬衫的摊位前停下来，拿起一件翻领短袖看了看，又翻了一下领口的标牌——广东本地产的，做工不差。他放下衬衫，又走到旁边一个卖电子表的摊子前蹲下来，拿起一只手表看了看表盘和表带的做工，又轻轻放回原处。
“姑父，你看那些喇叭裤，”何怀安指了指不远处一家铺面，“搁咱那边，一条能卖多少钱？”
“咱许州那边，这种裤型刚从南方传过去。”陈大年走过去看了看，又跟摊主搭了两句话，“这边拿货才这个数，”他伸了两根手指，又比了个手势，“拿回去至少翻三倍。”
“那以后咱们也可以带些货回去。”何怀安直起腰来，“不用多，每次带一点，就当是路上油钱的补贴。”
陈大年看了他一眼：“你还要经常跑？”
“以后假发这块量会越来越大，要不了几个月就得再跑一趟。”何怀安侧身避开一辆推车，“我看这一趟摸一下门路，下次来就知道该带什么回去了。”
两人在高地街逛了大半天，从这条巷口拐进那条巷子，每一排摊位都走了个遍。何怀安空着手走出来的，脑子里装着几路信息——哪些东西好卖、哪些款式缺货、哪家的进货价更公道。他在路边一家文具店门口停了一下，进去买了一本英汉词典和一盒录音磁带，付了钱，用旧报纸包好夹在胳膊底下。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刘宏伟已经回来了，正在院子里用抹布擦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他直起腰来看了看两人：“转完了？有啥收获没？”
“转完了。”何怀安把夹着词典的报纸卷往腋下紧了紧，“下次多带点货回去，够油钱了。”
刘宏伟把抹布往水桶里一丢，拍了拍手上的水：“那就行了。明天一早装车，回去的货我联系好了，不空跑。”
晚上回到招待所，何怀安坐在床边，把白天在高第街逛过的那几条巷子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临走的时候看了一眼角落里的东西——一件绣花的确良衬衫，一块电子表，一沓花色好看的布头，还有一辆巴掌大的铁皮玩具车。当时觉得不急，以后有的是机会，可这会儿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反而觉得这一趟两手空空地回去，终究有点说不过去。
“姑父，”他把床头那本词典拿起来又放下，“我想明早再去一趟高地街，买点东西，给大家带点礼物。”
陈大年正在泡脚，把脚从热水里提出来在床边晾着：“我也想买点啥带回去，可我身上带的钱不多。”
“没关系，我这趟带得多。”何怀安从床头柜里拿出那只皮包拍了拍，“你只管挑，回来再说。”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刘宏伟就出发去装返程的货了。陈大年和何怀安在招待所门口吃了早饭——一碗皮蛋瘦肉粥加两根油条，放下碗就坐上了去高地街的早班公交。七点刚过，街上的铺面已经开了一大半，比昨天来得早，人还没挤成水泄不通的样子，早市的气氛更从容一些。
何怀安放慢了脚步。他先在昨天看上的那家卖衬衫的铺子前停下来，挑了三件不同颜色的的确良衬衫——一件浅蓝色给爸爸，一件碎花的给妈妈，一件暗红色的给奶奶。老板报了个价，他没还，付了钱把衬衫叠好用纸袋装好。
往前走了一小段，一家卖电子表的摊位吸引了他的目光。摊主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面前一张旧桌子，上面摆了十几只电子表，有黑色表带银色表盘的，也有细链带金色表壳的女款。何怀安蹲下来挑了两只女款的，又挑了一只看款式比较厚实的男款，问好价格，老板熟练地把手表包进小纸盒里。“要多拿几只吗？这边还有没摆出来的。”摊主从桌下的纸箱里又端出几排表，何怀安又挑了几只不同颜色的，打算回去送给姑姑和几个姨。
布料摊也在不远处开着，案板上的布头花色鲜亮，有杏黄的、藕粉的，也有蓝底白花的。何怀安蹲下来用手捻了几块布的厚度，挑了两米碎花布和两米素色的棉布，让老板裁开卷好，塞进他随身带的大编织袋里。陈大年也在旁边的摊子前挑了几块深色的布料，说打算回去做两件工装。
路过一家卖玩具的小摊位时，何怀安停下来，弯腰拿起一辆红色铁皮小汽车，车门还能打开，后视镜是铆上去的，做工不错，看着扎实。“这个怎么卖？”老板报了价，他买了三辆，又看到旁边有铁皮青蛙和塑料手枪，也一并捎上了几件，打包好塞进编织袋下层。
快到中午的时候，陈大年手里已经提了两个纸袋，何怀安那个大编织袋也快要装满了。两人在路边一家凉茶铺子坐下来，要了两碗龟苓膏，坐在高脚凳上歇脚。何怀安把编织袋的开口拉了拉，往里看了一眼——衬衫、布料、电子表、玩具、几双塑料凉鞋、一包腊肠、两罐生抽酱油，挤挤挨挨地堆在一起，像一个小型杂货摊。
“够了。”他把袋口扎紧，放在脚边，“再多就拿不动了。”
陈大年把最后一勺龟苓膏送进嘴里：“这趟回去，家里老小都有礼物了。”
何怀安没接话，把碗放在桌上，掏出几毛钱结了账，弯腰拎起编织袋，和陈大年一起挤上了回招待所的公交。车厢里人多，两人找了个靠后门的位置站定，何怀安把编织袋搁在脚面上，随着车身的摇晃微微晃动着，袋子里的东西不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陈大年和何怀安背着大包小包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刘宏伟已经把回程的货装好了。卡车的后斗里码着几摞用草绳捆紧的纸箱，帆布已经蒙好，边角用绳子扎得严严实实。他正蹲在车头旁边抽烟，看见两人从街口走过来，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装好了，就等你们了。”
何怀安把手里的编织袋递给陈大年，自己先爬上车斗，把几个袋子在纸箱之间的缝隙里安顿好，又拿一块旧帆布盖上，然后跳下来拉开了副驾的门。
“满载而归，出发！回家！”
回程的路比来时轻松了不少。不用赶时间，不用掐着点算油表。三个人按着正常节奏走，白天赶路，傍晚提前找招待所住下，洗个热水澡，在附近找个国营饭店吃顿热乎的。陈大年和刘宏伟轮流开着，何怀安坐在副驾上翻那本新买的英汉词典，窗外的田野从南方的水田慢慢变成北方的旱地，天色从湿润的灰蓝变成干燥的亮白，路边的树也从棕榈换成了白杨。
两天后的下午，解放卡车开进了南湖县运输公司的大门。刘宏伟先把顺路带的货卸到了仓库，然后开着空车回到公司院里停好，熄了火，把钥匙从方向盘下面取下来。三个人下了车，站在车头前面伸了伸腰，刘宏伟把钥匙串上的铁丝扣拧开，把手伸到何怀安面前：“这一趟跑完了，运费结一下吧。”
何怀安递给他一千块：“宏伟叔，这一趟辛苦了。”
刘宏伟接过钱数也没数，直接折好塞进工装裤的口袋里：“不辛苦。这趟跑得顺，货也送到了，人也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何怀安站在运输公司院子里，看着陪他们一圈这辆陪他们跑了三千多公里的车，又在心里过了一遍账——运费花了一千块，但收回了十七万的货款，买了满满一大袋羊城的物件。这一趟，值了。
从羊城带回来的那些东西，衬衫、布料、电子表、塑料凉鞋、铁皮小汽车、腊肠和酱油，在何家庄、柳树屯工程机械厂家属院这些地方，是没人见过的稀罕物。谁能拿出一件，人家只会感叹一句“南方回来的就是不一样”，然后认真打听那到底是个啥，值不值得也托人带一件。那些物件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它们来自羊城，来自一个大多数人都没去过的地方。以后有些东西，就算从空间里拿出来，也能有个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