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砸在挡风玻璃上，像无数只扑火的飞蛾。我紧紧握住方向盘，盯着前方被车灯照亮的蜿蜒山路。丈夫李伟在旁边嘟囔：“这鬼天气，早知道就该在县城住一晚。”
我没搭腔，注意力全在湿滑的路面上。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声，车灯在风雪中勉强撕开一片昏黄。我们是今天早上从市里出发回老家的，原本四个小时的车程，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已经开了快七个小时。
“前面好像有个人。”李伟忽然指着前方。
我眯起眼睛，透过飘舞的雪花，看见前方路边确实有个身影，肩上挑着什么东西，在风雪中缓慢移动。距离拉近后，我看清那是个六十岁左右的农村大妈，穿着一件深色棉袄，头发花白，肩上那根扁担两端各挂着一个鼓囊囊的编织袋。
我们的车从她身边驶过时，我瞥见她冻得通红的脸，脚步蹒跚，每一步都踩得很深。后视镜里，她的身影在风雪中越来越小，渐渐被飞舞的雪花吞没。
“这么大雪，一个老人家...”我喃喃道。
李伟不以为意：“可能是附近村里的，快到了吧。咱们自己都顾不过来，别多管闲事了。”
我点点头，但心里总有些不安。又往前开了大概一公里，那个在风雪中艰难前行的身影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到我母亲，如果她还活着，也是这般年纪。
“掉头。”我突然说。
“什么？”
“掉头回去，我们送送她。”
李伟皱眉：“你疯了？这路况掉头多危险，再说万一是骗子呢？”
“这种天气，这种地方，能有什么骗子？”我不由分说，已经开始寻找能掉头的地方。
李伟了解我的脾气，叹了口气不再反对。找到一处稍宽的路段，我小心翼翼地将车掉头，沿着来路返回。大约五分钟后，我们再次追上那位大妈。我将车缓缓停在她身旁，降下车窗。
“大妈，您去哪儿？我们捎您一段吧。”我喊道。
大妈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我们。她的脸冻得发紫，眉毛和鬓角都结了冰霜，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她打量了我们几秒钟，摇摇头：“不用了，我自己能走。”
“这雪太大了，路又滑，您上车吧，我们去前村，顺路的。”我坚持道。
大妈犹豫了一下，看看肩上的扁担，又看看漫天大雪，终于点了点头：“那谢谢你们了。”
李伟下车帮她打开后车门，将两个沉甸甸的编织袋放进后备箱。大妈上车时，一股冷风裹着雪花卷进车内，我打了个哆嗦。车里开了暖气，大妈坐下后搓着手，连声道谢。
“您去哪儿啊？”我重新发动汽车，慢慢往前开。
“前村，王家屯。”大妈的声音有些沙哑，“今天去镇上给我闺女送点东西，没想到回来时下这么大雪。”
“您闺女嫁到镇上了？”
“嗯，在镇小学当老师。”大妈语气里带着一丝骄傲，“本来让我住下，我惦记家里的鸡鸭，非要回来，这不服老不行啊。”
我从后视镜里观察她，她正用粗糙的手拍打身上的雪，动作缓慢但有条不紊。她穿着藏蓝色的棉袄，洗得发白，但很整洁。脸上皱纹很深，像被岁月用刀子一道道刻出来的，但眼睛很有神。
“就您一个人在家？”李伟问。
“老头子前年走了，就我一个。”大妈平静地说，目光转向窗外，“不过习惯了，一个人清净。”
车里一时沉默，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和雨刷规律的摆动声。雪越下越大，能见度越来越差，我不得不把车速降到二十码以下。大妈忽然开口：“姑娘，你心善，会有好报的。”
我笑了笑：“举手之劳。对了，大妈您贵姓？”
“姓赵，赵玉兰。”
“赵大妈，我们是去前村的李家庄，我舅舅家在那儿。”
大妈点点头，没再开口。车内恢复了安静，只有风雪敲打车窗的声音。山路蜿蜒，我开得格外小心，几次车轮打滑，都让我心跳加速。大约开了二十分钟，大妈忽然说：“前面路口往右拐。”
“右拐？”我疑惑道，“去王家屯不是直走吗？”
大妈沉默了几秒：“我家在王家屯靠山那头的独户，从右边小路进去近些。”
我从后视镜看向李伟，他微微皱眉，但没说话。前方的岔路口出现在车灯中，直走是相对宽些的主路，右边是条狭窄的上坡土路，积雪覆盖下几乎看不清路况。
“您确定是这条路？”我犹豫地问。
“确定，我走了几十年了，错不了。”大妈语气坚定。
我咬了咬嘴唇，打方向盘向右转。车开上土路，明显颠簸起来，两边是光秃秃的树木，在风雪中像鬼影般摇曳。这条路比主路窄得多，仅容一车通过，我紧张地握着方向盘，生怕车轮陷进路边的沟里。
开了大概十分钟，前方出现一点昏黄的灯光。
“那就是了。”大妈指着灯光说。
车灯照亮了一座孤零零的农舍，三间瓦房，院子里堆着些柴火，窗户透出微弱的光。我将车停在院门外，李伟下车帮大妈从后备箱取出那两个编织袋。大妈从车上下来，走到院门前，却没有立刻进去，而是转身对我说：
“姑娘，进来喝口热水再走吧，暖暖身子。”
我本想拒绝，但确实又冷又渴，而且车也需要检查一下。犹豫了一下，我点点头：“那就打扰了。”
院门是木制的，已经有些腐朽。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积雪被扫到两旁，露出青石板地面。大妈领着我们走向堂屋，推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堂屋正中是一个火塘，炭火烧得正旺，上面吊着一个铁壶，水已经烧开，咕嘟咕嘟冒着白气。屋里陈设简单，但整洁有序，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几张年画，颜色已经褪去。
“坐，坐。”大妈拉过两把椅子，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两个粗瓷碗，提起铁壶给我们倒热水。
我接过碗，暖意从手心传来，喝了一口，是普通的白开水，但在这寒冷的雪夜格外甘甜。李伟也喝了几口，打量着屋子。
“大妈，您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我问。
“孩子们都出去了，就我一个守着老屋。”大妈也在火塘边坐下，往火里添了几根柴，“你们是回李家庄探亲？”
“嗯，看我舅舅，他身体不好。”我说。
大妈点点头，目光在火光中显得深邃。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们今晚别走了。”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
“这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山路晚上结冰更危险。”大妈平静地说，声音在火塘噼啪声中显得有些飘忽，“我家有空房间，你们将就一晚，明天雪停了再走。”
我和李伟对视一眼。这提议来得突然，虽然合理，但让我们住在一个陌生人家中，总觉得有些不妥。
“不用麻烦了，我们慢点开，小心点应该没问题。”李伟礼貌地拒绝。
大妈没接话，起身走到窗边，望向外面。风雪拍打着窗户，发出簌簌的响声。她背对着我们，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拉得很长。
“二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夜。”大妈忽然开口，声音低沉，“有一对夫妻，开着一辆小轿车，从这条路经过。”
我和李伟交换了一个眼神，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
“那天雪很大，比今天还大。”大妈继续说，依然背对着我们，“那对夫妻车坏了，困在半路。他们敲开了我的门，我让他们进屋取暖，等雪停了再走。”
她转过身，火光在她脸上跳跃，表情难以捉摸：“你们猜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下意识握紧了手中的碗：“发生了什么？”
大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走回火塘边坐下，目光盯着跳动的火焰：“那对夫妻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雪停了，道谢后就离开了。看起来一切正常，对吗？”
李伟清了清嗓子：“大妈，我们还是不打扰了，这就......”
“等等。”大妈打断他，终于抬眼看向我们，眼神复杂，“你们不想知道后来吗？”
我心中警铃大作，忽然注意到一些刚才没留意的细节——屋角的柜子上，摆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年轻女孩，笑容灿烂；另一张是一个中年男人，神情严肃。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张，那是一对陌生男女的合影，装在相框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大妈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起身取来那个相框，递给我。照片中的男女大约三十多岁，穿着二十年前的服装风格，背景是某个旅游景点，两人笑得很开心。
“这就是那对夫妻。”大妈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们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离开时，偷走了我女儿。”
我手一抖，照片差点掉到地上：“什么？”
“我女儿当时八岁，很可爱，见了谁都笑。”大妈的声音开始颤抖，但很快又恢复平静，“那天早上，我起床做早饭，那对夫妻说要去院子里看看雪景，我女儿跟着出去了。等我做完饭出来，他们和我女儿都不见了。”
火塘里的炭火噼啪作响，屋外的风雪声似乎更大了。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大妈，又看看手中的照片，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我报了警，全镇的人都帮着找，找了整整一个月。”大妈的眼睛在火光中闪烁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最后在三十里外的河边，找到了我女儿的红围巾，那是她生日时我织给她的。”
李伟站起身，语气紧张：“大妈，这故事太悲惨了，我们很同情，但我们现在真的得走了。”
大妈没有阻止，只是缓缓地说：“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我会把陌生人的照片摆在家里二十多年？”
我拉着李伟准备离开，但大妈接下来的话让我停住了脚步：
“因为我一直在等他们回来。”
我转过身，看见大妈从怀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小本子，翻到其中一页，递到我面前。那是一页泛黄的日记，字迹工整但略显稚嫩：
“1999年12月15日，大雪。家里来了两个叔叔阿姨，他们对我很好，给了我巧克力，还说要带我去看城里的游乐园。妈妈不让我去，但我好想去......”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这是我女儿的日记本。”大妈的声音哽咽了，“她一直想去城里的游乐园，我跟她说等攒够了钱就带她去，可总是攒不够。”
我的心脏狂跳，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攫住了我。李伟显然也感觉到了不对劲，拉着我就往外走。我们刚走到门口，大妈忽然说：
“你们的车，后备箱里除了我的两个袋子，还有别的东西吧？”
我猛地转身：“您什么意思？”
大妈站起身，慢慢朝我们走来，火光将她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显得高大而扭曲：“那两个编织袋里，装的不是我闺女送的东西，而是你们这种人最喜欢要的‘土特产’——我们这儿的野生山参和灵芝，值不少钱。”
我完全糊涂了：“大妈，您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只是顺路捎您一段，根本不认识您，也不知道您袋子里装了什么。”
大妈停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仔细端详着我的脸，然后又看向李伟，眼神锐利得像刀子：“真像，真像啊。二十年了，你们变化不大，尤其是眼睛，一模一样。”
“您认错人了！”李伟大声说，但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认错人了？”大妈忽然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光线下令人毛骨悚然，“那为什么你们一听说我女儿的事，就急着要走？正常人不是应该多问几句，表示同情吗？”
我无法反驳。她说得对，我们的反应确实可疑，但那是因为这个故事太诡异，环境太压抑，让我们本能地想要逃离。
“我们只是觉得不方便打扰您。”我试图解释，但声音发虚。
大妈摇摇头，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向里屋。片刻后，她拿着一个木盒子走出来，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沓泛黄的文件，最上面是一张公安局的立案回执，日期是1999年12月16日。
“这是当年的报案记录。”大妈抽出另一张纸，“这是寻人启事，登在市报上的。”
我瞥见寻人启事上的照片，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天真无邪。照片已经模糊，但依然能看出女孩的轮廓。
“大妈，我们真的不是你要找的人。”我尽可能让声音保持平静，“我们是今天早上从市里出发的，有高速公路收费记录，有加油站的小票，可以证明我们的行程。”
大妈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长长叹了口气，整个人似乎突然老了十岁。她慢慢坐回椅子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
“对不起。”她的声音从指缝中传出，闷闷的，“我知道你们不是他们，二十年前那对夫妻，年龄比你们现在大。我只是......每次下大雪，看到有车经过，就会想起那天。二十年了，我每天都在等，等他们再次出现，等我女儿回来。”
我心中的恐惧逐渐被同情取代。我走到大妈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您女儿......后来一直没消息吗？”
大妈摇摇头，抬起脸，眼中泪光闪烁：“没有。警察说，那对夫妻可能是人贩子，专门在偏远地区拐骗孩子。他们用假身份证，车牌也是套牌的，查不到。我女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屋外风雪呼啸，屋内火光摇曳。这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大妈会让我们停车，为什么邀请我们进屋，为什么讲那个故事。她不是在怀疑我们，而是在寻找任何一个可能性，任何一个能帮她找回女儿或找到真相的线索。
“您为什么不搬去和女儿住？”李伟问，语气缓和了许多。
“哪个女儿？”大妈苦笑，“我就一个女儿，被拐走了。镇小学当老师的是我侄女，我常说是‘我闺女’，是我不想让人同情，不想一遍遍解释。”
真相大白，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沉重。这位母亲，二十年如一日地守着老屋，等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归来的女儿，每次风雪夜都盼着奇迹发生。
“今晚别走了。”大妈再次说，这次声音里充满恳求，“路太危险，而且......而且我已经二十年没留过客了。自从那件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晦气，不敢来我家。我一个人，太久了。”
我看着李伟，他犹豫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了赵大妈家。她给我们收拾了东厢房，被褥虽然旧，但干净，有阳光的味道。临睡前，大妈端来两碗热腾腾的姜汤：“驱驱寒，山里晚上冷。”
我接过碗，忍不住问：“大妈，这些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大妈在门槛上坐下，望着门外的风雪：“一天天过呗。头几年，整天以泪洗面，后来想开了。要是我女儿还活着，她一定希望我好好活着。要是我哭瞎了眼，哪天她回来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她说得平静，但我听出了其中无尽的悲伤和坚韧。这是一个母亲用二十年时间学会的生存哲学。
“您没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
大妈摇摇头：“没关系。我怀不上了，而且......我心里装不下别的孩子。有时候看见别人家的闺女，总会想，我女儿现在也该这么大了，该结婚生子了。”
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每年她生日，我都煮一碗长寿面，放在她以前常坐的位置。过年时，给她准备压岁钱，放在枕头下。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
我的眼眶湿润了，别过脸去。李伟也沉默着，低头喝姜汤。
那晚，我很久都没睡着。听着屋外的风雪声，想着赵大妈的故事，想着那个在风雪夜失踪的小女孩。如果她还在人世，现在应该二十八岁了，也许已经为人妻，为人母，过着平凡的生活。她还会记得这个风雪中的老屋吗？还记得那个每年为她煮长寿面的母亲吗？
第二天清晨，雪停了。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赵大妈早早起床，为我们做了热腾腾的早饭——小米粥，自家腌的咸菜，还有烙饼。
吃饭时，她递给我一个小布包：“这是我自己晒的蘑菇，带给你舅舅，对身体好。”
我推辞不过，只能收下。临别时，我从钱包里取出一张名片，写下我的手机号码：“大妈，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帮您留意，如果有您女儿的消息......”
大妈接过名片，仔细看了看，然后摇摇头：“不用了，孩子。你有这份心就够了。二十年了，要能找到，早找到了。我只是习惯了等待，等待本身，就是我和她之间最后的联系了。”
她送我们到院门口，看着我们上车。我发动汽车，缓缓驶出院子。后视镜里，赵大妈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变成雪地中的一个黑点。
回市里的路上，我和李伟一路无话。赵大妈的故事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上。那不仅仅是一个失踪儿童案件，更是一个母亲二十年如一日等待的故事，是一个被时间冻结的悲剧。
回到市里后，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继续在公司做我的管理工作，朝九晚五，忙于各种会议和报表。但赵大妈的身影，总会不时出现在我脑海里，尤其是在下雪天。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里面是一双手工缝制的棉鞋，附着一张字条：“天冷了，注意保暖。赵”
我捧着那双棉鞋，针脚细密，鞋底纳得厚实。可以想象，在某个夜晚，赵大妈就着昏黄的灯光，一针一线缝制这双鞋的情景。我按照包裹上的邮戳，查到寄出的邮局就在王家屯所在的镇上。
我给赵大妈打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又过了几天，我请了年假，开车再次前往那个山村。这次没有下雪，山路好走很多。当我到达赵大妈家时，院门紧闭，敲门无人应答。
邻居一位大爷告诉我，赵大妈半个月前搬走了。
“搬走了？搬去哪儿了？”我惊讶地问。
“不知道，没说。”大爷抽着旱烟，摇摇头，“突然就说要走了，把家里的东西能送的都送了人，房子托我照看。问她去哪儿，她只说‘去找答案’。”
“找什么答案？”
大爷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她女儿下落的答案。听说有人在外省见过一个长得像她闺女的姑娘，她就去了。这老太太，倔了一辈子。”
我站在赵大妈家紧闭的院门前，心中五味杂陈。二十年了，她终于决定不再等待，而是主动去寻找。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但我敬佩她的勇气。
离开前，我从门缝里塞进一封信，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告诉她如果需要帮助，随时可以找我。
回市里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赵大妈的故事。她像无数中国母亲的缩影，坚韧，执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等待光明。她的等待持续了二十年，但也许对她而言，等待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女儿保持联系的方式。
而那个风雪夜，我们的偶然相遇，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她心中沉寂已久的波澜。也许正是那次相遇，让她意识到，被动等待了二十年，是时候主动去寻找答案了。
我不知道赵大妈能否找到女儿，不知道那个在风雪夜失踪的小女孩是否还活着，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我知道，无论结果如何，这位母亲终于迈出了那一步，不再被那间老屋和漫长的等待所束缚。
雪会融化，春天会来。而一位母亲的寻找，才刚刚开始。
车驶出山路，上了高速公路。后视镜里，那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视野中。但我知道，有些故事，不会因为距离而结束；有些寻找，不会因为时间而停止。
就像赵大妈说的，等待本身，就是一种联系。而现在，她将这种联系，从静止的等待，变成了动态的寻找。
我握紧方向盘，看向前方的路。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积雪初融的公路上，反射出粼粼波光。春天，真的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