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大我十岁的老实人时，我以为找到了避风港。
直到发现他把工资卡锁在保险箱，我才明白——
他防我像防贼。
直到那天，我在他手机里看到一条短信：「妈，钱已转到你卡上，别让田颖知道。」
我默默截了图，开始往村口老槐树的树洞里藏私房钱。
他以为我认命了，却不知道我每晚都在数离自由还差多少天。
直到那个暴雨夜，树洞里的钱不翼而飞——
而监控里，拿走钱的竟是他搂着的另一个女人。
嫁给陈建国那年，我二十五，他三十五。介绍人是我妈一个远房表姐，拍着胸脯保证：“小颖啊，建国这人，没得挑！老实，本分，会疼人，工作也稳当，在国企当着个小领导。年纪是大点，可年纪大会照顾人啊！你这孩子性子软，就得找个这样的，不受欺负。”
我妈抹着眼泪，拉着我的手：“妈就盼着你找个靠得住的人，安安稳稳的。你爸去得早，妈这辈子……唉，建国看着是个厚道人。”
厚道，老实，靠得住。这些词像一层金粉，糊在陈建国沉默甚至有些木讷的外表上。他相亲时确实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眼睛不怎么敢直视我，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缝。一顿饭下来，我知道他在市里一家老牌国企做设备科副科长，父母早逝，老家在离城两小时车程的李家坳，有个姐姐嫁在外省，来往不多。房子是单位早年分的福利房，不大，但够住。存款有一些，具体多少他没说，我也没问。那时候觉得，问钱，俗气，也伤人“老实人”的面子。
我只觉得，他看我时，目光沉沉的，像一口深井，望进去，看不见底，但也瞧不见什么危险的波澜。或许，这就是踏实吧。我累了，在私企人事部做了五年，看够了口蜜腹剑、锱铢必较，只想有个简单的怀抱，一个不用我时时揣摩、处处设防的家。
婚礼简单，在他老家李家坳办的。村里人挤满了院子，吵吵嚷嚷，酒气混着土腥气。几个喝红了脸的汉子拍着陈建国的肩：“建国有福气！娶了个城里俏姑娘！”女人们则拉着我，上下打量，嘴里啧啧：“模样真俊，就是太瘦了，得好生养养，给建国生个大胖小子！”她们的手粗糙，力气大，攥得我手腕生疼。陈建国只是在一旁笑，给众人递烟，那笑容嵌在他黝黑、已有细纹的脸上，像是刻上去的，标准，但没什么温度。鞭炮碎屑落了满地，红得刺眼，像泼出去的血。
回城后的日子，起初是平静的，甚至称得上“好”。他早出晚归，我也按时上下班。家务他提出来分工，他负责买菜和修理家里物件，我做饭、收拾房间。开销是AA，他提出来的，说这样清楚，没矛盾。我有点意外，但也没反对，甚至觉得他或许只是不擅长表达，方式直接了些。
第一个裂痕，出现在第三个月。我手机摔坏了，想换一部，看中一款三千多的。工资还没发，手上的钱凑了凑还差几百。晚上，我试着跟他开口：“建国，我手机实在不能用了，想换个新的，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五百？发了工资就还你。”
他正在看新闻联播，头都没转，手指在膝盖上敲了敲：“手机能用就行，讲究那些虚的干什么。我那个旧手机，卡是卡点，不也一样用？”
我脸有点热：“不是讲究……是真的开不了机了，影响工作。”
他这才慢慢转过头，看着我，那眼神不再是井，而像蒙了层塑料布，隔着一层什么：“小颖，咱们既然说好了各管各的钱，就要有个规矩。今天你借五百，明天他借一千，这账就乱了。你们年轻人，就是存不住钱。要不，你先用我的旧手机顶几天？”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那“顶几天”的旧手机，是他淘汰下来的，屏幕碎成蛛网，电池撑不过两小时。我没接话，转身回了房。最终是我找同事临时挪了钱。他没再问起手机的事，好像那短短的对话从未发生。
这之后，类似的“规矩”越来越多。水电煤气费，严格按他七我三的比例分摊，因为他“在家时间少”。家里添置任何超过两百块的东西，都需要“协商”，而协商的结果通常是不必要、浪费、以后再说。我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他会盯着价签看很久，然后状似无意地说：“这件衣服，好像不怎么衬你肤色。”我给娘家买点水果营养品，他会算着日子，过几天必定给他老家的亲戚也寄点东西，价值只能高不能低。若是他买的，那便是“这是进口的，对你好”，若是我买的，便是“又乱花钱，这东西不值”。
一年后的冬天，我妈生病住院，需要一笔手术押金。我哥手头紧，我急得嘴上起泡。晚上，我坐在沙发上，双手紧握，指甲掐进掌心，才让自己能平静地开口：“建国，我妈的情况你知道，手术不能拖。我……我手里的钱不够，你能不能……先拿点出来？算我借的，我一定还，写借条都行。”
他坐在他对面的老位置，捧着保温杯，吹开浮沫，喝了一口。屋里暖气很足，我却觉得寒气从脚底往上冒。他沉默的时间长得让我心脏快要停跳。
“小颖，”他终于放下杯子，声音四平八稳，“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我老家虽然没什么直系亲眷了，但族里老人多，人情往来重。我的钱，每一分都有打算。你妈那边，不是还有你哥吗？他是儿子，理应多承担。再说，病了有医保，自己再凑凑，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看着他开开合合的嘴，耳朵里嗡嗡作响，后面的话都模糊了。只有“我的钱”三个字，像淬了冰的针，扎进我耳膜里。那一刻，我忽然看清了，这栋房子，这个家，从来不是我的避风港。我只是一个租客，一个需要严格遵守他制定的一切规则的租客，而他，是那个牢牢把着钥匙、锁着粮仓的主人。
“你的钱……都有打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忽忽的，不像自己的，“什么打算？打算给你李家坳的族里老人，打算给你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打算给你自己养老，就是没打算给你的老婆，给你的家人应急，是吗？”
他脸色沉了下来，塑料布一样的眼神变得硬冷：“田颖，你这话就没意思了。什么叫我的家人？结婚了，你妈当然也是妈。但凡事有个主次，有个规矩。我辛苦挣来的钱，怎么花，我有我的考虑。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怎么就不明白量入为出的道理？你妈生病，我也难过，但我们可以用更理性的方式解决，比如，问问你哥单位能不能预支，或者，有没有什么互助金……”
“够了！”我猛地站起来，浑身都在抖，“陈建国，你真让我恶心。”
我冲进卧室，反锁了门。那一晚，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眼泪流干了，心里那片曾对“踏实”抱有幻想的废墟，彻底被寒风吹透，露出底下冰冷坚硬的岩石。他还是他，那个外人眼里老实本分、勤俭持家的陈建国。只是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以为婚姻是港湾的田颖。期待一寸寸死掉，剩下的，只有一片荒芜的无所谓。离吗？谈何容易。小城不大，流言蜚语能压死人。我妈刚手术，受不得刺激。工作也才刚有起色。更重要的是，我身无分文，离了这里，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恨意和绝望，像藤蔓一样缠住心脏，越收越紧。但也就在那令人窒息的缠绕中，生出了一点别的什么东西——一种冰冷的、求生的清醒。我得有钱，有自己的钱。不是他施舍的，不是需要报备的，是完全属于我田颖的。
我开始悄悄地攒钱。公司发的购物卡，以前会跟他商量着买家里共用的东西，现在直接找可靠的同事折价换成现金。偶尔有额外的加班费、一点微薄的年终奖分成，我死死捂住。报销回来的差旅补助，以前觉得零碎，现在一分一毛都存起来。给自己买衣服化妆品的预算压缩到极限，能淘便宜的绝不看贵的。这个过程缓慢得像蚂蚁搬家，屈辱感时时啃噬着我，但看着那个旧信封里渐渐有了厚度，心里那口堵着的气，才仿佛找到了一丝缝隙。
这笔钱，我不能放在家里任何地方。陈建国虽然不至于翻我钱包，但他那种精于计算的眼神，扫过家里每个角落时，都让我不安。我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机会来得出乎意料。那个周末，陈建国他们科里组织去邻市学习，要两天。我松了口气，回了趟我妈家。回城时，鬼使神差地，我没直接上回市里的大路，而是拐进了通往李家坳的那条坑洼土路。我不想回那个“家”，又无处可去。李家坳，那个我婚礼后只匆匆来过两次的地方，此刻竟成了我唯一能想到的、可以暂时逃离的场所。
把车停在村口，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午后村庄很安静，偶尔有狗叫，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目光浑浊地追着我这个陌生的城里媳妇。我走到村东头，看到了那棵老槐树。它真老啊，树干恐怕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冠如云，遮天蔽日。树身上有个巨大的疤痕，像是雷击过后的痕迹，形成一个黑黝黝的树洞，洞口被茂密的草丛半掩着。
我走过去，拨开草，树洞很深，里面积着枯叶，散发出泥土和腐烂植物特有的气息。我伸出手，指尖触到洞壁，潮湿，粗糙。一个念头，毫无预兆地、清晰地跳了出来：就是这里。
几天后，我借口看项目，绕路又去了一次李家坳。这次，我带了那个装着“私房钱”的信封，用好几层防水塑料袋裹好，还塞了一小包防潮的石灰干燥剂。趁四周无人，我迅速将那个小包裹塞进树洞最深处，用枯叶和一块随手捡的石头堵好洞口。做完这一切，我靠在粗糙的树干上，大口喘气，心怦怦直跳，不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而是因为一种奇异的、叛逆的快感。陈建国，你锁着你的保险箱，防我像防贼。可我也有了你不知道的秘密，有了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小小的“金库”。老槐树沉默地站着，像个缄默的共犯。
从那以后，每个月，我总会找机会去一两次李家坳。有时是说去周边村镇做人力资源调研，有时是周末借口去郊外散心。每次，我都小心地观察，确认无人注意，才靠近老槐树。我会把新攒下的钱放进去，有时也会拿出一点应急。我把每一次的“存入”和“取出”都记在一个只有我自己能看懂的、藏在手机加密备忘录的小账本上。我看着那个虚拟的数字缓慢增长，像看着一颗被深埋地底的种子，虽然不知道何时能破土，但知道它还在顽强地活着。夜深人静，躺在陈建国均匀的鼾声旁边，我常常在脑子里数，离一个能让我挺直腰杆走出这里的数字，还差多少。这个念头，成了我晦暗生活里唯一的光。
我和陈建国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古怪的“平静”。我不再试图跟他商量任何涉及钱、甚至涉及家庭未来的事。他说什么，我听着，不反驳，不接话，实在需要回应，就“嗯”、“哦”、“知道了”。他大概以为我终于“认命”了，接受了“他的规矩”，甚至偶尔会流露出一种满意的神色，晚餐时多夹一筷子菜给我，虽然还是会说“这个肉贵，多吃点”。我看着他，心里冰冷一片。他永远不知道，眼前这个温顺的、沉默的妻子，心里正在一点点积攒离开他的力量，而力量的源头，就藏在几十公里外那棵老槐树的肚子里。
我以为我能一直这样，像只工蚁，沉默而坚韧地搬运，直到攒够我的“自由”。直到那个周末。
那天早上，陈建国起床就说科里临时有急事，要去单位加班。他神色如常，甚至比平时出门前多照了两下镜子。我没在意，他加班是常事，真真假假，我也懒得分辨。中午，我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紧急电话，有份文件需要我立刻回公司处理一下。想着他加班，我正好去公司，处理完还能去趟李家坳——又到了我该去“存钱”的日子了。
开车路过市中心时，等一个漫长的红灯，我无意识地望向车窗外。斜对面是一家新开的、颇为高档的西餐厅，巨大的落地窗擦得锃亮。然后，我就像被施了定身法，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呼地褪得干干净净。
透过那扇明亮的玻璃窗，我看到陈建国。他穿着那件我上个月才帮他熨好的灰蓝色衬衫，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他对面，坐着一个女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三十，卷发，穿着鹅黄色的连衣裙，正笑着说什么，眼睛弯成月牙。陈建国也笑着，那笑容不是我熟悉的刻板或敷衍，而是放松的，甚至带着点……宠溺？他伸出手，很自然地用纸巾擦了擦那女人的嘴角。女人娇嗔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他笑得更开了。
绿灯亮了，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猛地惊醒，手忙脚乱地踩下油门，车子冲了出去。开过两个路口，我把车猛地拐进一条小巷，熄了火。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趴在方向盘上，手脚冰凉，胃里一阵阵翻搅。
原来如此。什么加班，什么规矩，什么钱都要有计划。他的计划里，从来就没有我，只有他自己，和他的“新人”。那些防我像防贼一样的精明算计，那些在话语里贬低我的斤斤计较，不是为了这个家，只是为了确保他的资源，能最大化地用在别处。我以为我只是个不被信任的租客，原来，我连租客都不是，我像个可笑的障眼法，一块他维持“老实人”体面门面的背景板。
恶心，愤怒，屈辱，还有一丝早就预料到的荒诞的平静，混杂在一起，几乎将我撕裂。不知在车里僵坐了多久，直到手机再次响起，是客户的催促。我深吸了几口气，用力擦了把脸，启动车子。去公司的路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无比清晰：李家坳，老槐树。我得去看看我的“种子”，那是我现在唯一的，实实在在的指望。
处理完工作，已是下午三点多。天色不知何时阴沉下来，乌云低垂，空气闷热潮湿，预示着一场大雨。我顾不得许多，驱车直奔李家坳。进村的路比往常更颠簸，我的心也像这路一样，七上八下。
刚到村口，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顷刻间连成雨线，又织成密不透风的雨幕。视野变得模糊，雨刷疯狂摆动也刮不净倾泻的雨水。我把车停在老槐树附近一处勉强能避雨的屋檐下，等了几分钟，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雷声隆隆，天色暗得像傍晚。
不能再等了。我咬咬牙，从车里翻出一把备用的小伞，冲进雨里。伞在狂风暴雨中几乎毫无用处，短短几十米，我浑身就湿透了。雨水顺着头发、脸颊往下淌，模糊了视线。我跌跌撞撞跑到老槐树下，巨大的树冠也挡不住这样猛烈的雨，树下积水横流。
我顾不上那么多，跪在泥水里，扒开洞口掩盖的枯草和那块我熟悉的石头，急切地把手伸进树洞深处，摸索我的那个塑料包裹。
摸到的，只有潮湿滑腻的树洞内壁，和几片黏糊糊的烂叶子。
我心脏一停，不死心，又往里探，整个手臂几乎都伸了进去，在可能藏匿的每一个缝隙里抠挖。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个包裹了几层塑料袋、应该有一定体积的东西，不见了。树洞深处空无一物，只有雨水灌进去，在底部积起小小的水洼。
不……不可能！我一定是摸错了地方！我哆嗦着缩回手，就着微弱的天光，仔细辨认。没错，是这个树洞，这块我做记号的石头……可我的钱呢？我这一年多，像做贼一样，一分一毛攒下来的血汗钱，我全部的希望，不见了！
雨水冰冷地浇在我头上、身上，我却觉得一股更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被偷了？被野兽拖走了？还是……被陈建国发现了？最后一个念头让我浑身一颤。不，他不知道这里，我从来没透露过。可如果不是他，谁会发现这个偏僻村口老树洞里的秘密？
我失魂落魄地跪在泥水里，大脑一片空白。直到一声炸雷在头顶爆开，我才猛地惊醒。不能待在这里。我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跑回车上。车内狭小的空间让我稍微找回一点神智，但恐惧和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缠得我几乎窒息。钱没了，我的退路，我的希望，没了。是谁干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具行尸走肉。陈建国依旧早出晚归，身上偶尔沾染一丝陌生的香水味，我闻到，只觉得反胃。我试探着，用最不经意的口吻提起李家坳，提起那棵老槐树。他只是掀了掀眼皮：“哦，那棵树啊，有些年头了。怎么突然问这个？” 神情没有任何异常。
不是他？那会是谁？村里人？路过的人？这个念头折磨得我几乎发疯。我必须知道答案。
周末，我又去了李家坳。这次，我没直接进村，而是把车停在更远的地方，徒步绕着村子外围走。我假装拍照，仔细观察。老槐树附近没有人家，只有一条通往后面山林的小路，平时很少有人走。树本身很显眼，但那个树洞位置隐蔽，不特意去找，很难发现。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并拿走钱的概率，有，但不大。
我在村里慢慢踱步，跟几个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搭话，问起村里的近况，有没有生人来。老人耳朵背，问东答西，只说前阵子下雨塌了段田埂，又说谁家的狗丢了。没问出什么有用的。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心灰意冷地走回停车的地方时，路过村口小卖部。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胖胖的、一脸精明的女人，正靠在柜台边嗑瓜子。看见我，她眼睛转了转，露出笑容：“哟，这不是建国媳妇吗？有些日子没见你回来了。”
我勉强笑笑，点点头，心里一动，走了进去，买了瓶水。付钱时，我装作闲聊：“嫂子，最近村里挺平静的吧？我上次来，好像看见有生面孔在村口转悠。”
老板娘接过钱，找零，瓜子皮随口吐在地上：“生面孔？咱们这穷乡僻壤，哪来什么生面孔。”她想了想，忽然压低声音，带着点八卦的兴奋，“不过你要说外人……前些天，就下暴雨那阵子，我倒是看见一个人，眼生，不像咱村的。”
我心头一跳，握紧了水瓶：“什么人？”
“一个女的，开着小车来的，就停在那边。”她指了指村外大路的方向，“穿得挺时髦，打把花伞。雨那么大，她也不怕，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站了好一会儿，左看右看的，不知道干啥。后来雨小了点，她就开车走了。啧，那车，亮锃锃的，一看就不便宜。”
女人？时髦的女人？在老槐树下？就在我丢钱的那天下午？
“她……长什么样？您看清了吗？”我的声音有些发干。
“离得远，雨又大，模样看不太真，就知道挺年轻，头发是卷的，穿个黄裙子……对，黄裙子，在灰蒙蒙的雨里头，还挺扎眼。”老板娘咂咂嘴，“我还寻思呢，是不是哪个城里人闲着没事，跑来看古树了。那老槐树有啥好看的……”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只有几个词在盘旋：女人，年轻，卷发，黄裙子，暴雨天，老槐树下。
黄裙子……卷发……
西餐厅落地窗里，那个鹅黄色的身影，弯弯的笑眼，和陈建国之间亲昵的动作，猛地撞进我的脑海。
是她？！陈建国的那个女人？她怎么会来这里？她怎么知道老槐树？她怎么知道树洞？她拿了我的钱？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像冰锥一样扎着我。是陈建国告诉她的？他发现了我的秘密，然后让她来取走，作为对我的羞辱和警告？不，不像。如果陈建国知道，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只是偷偷拿走钱那么简单，他一定会用最“讲规矩”的方式，逼问我，羞辱我，让我彻底屈服。而且，他怎么会让他的“新人”来干这种事？
除非……那个女人，是自己来的。她是怎么知道的？跟踪我？还是……陈建国无意中透露过什么，被她猜到了？
混乱的思绪几乎将我吞没。我浑浑噩噩地开车回城。路上，一个更加尖锐的念头刺了进来：如果真是那个女人拿的，她会告诉陈建国吗？如果陈建国知道了，他会是什么反应？暴怒？还是冷笑？无论哪种，我都无法承受。
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钱，或许找不回来了。但真相，我必须知道。否则，我永远无法安宁。
我手里没有任何证据。但老板娘的话，那个“黄裙子、卷发、开好车的年轻女人”的形象，和我那天在餐厅惊鸿一瞥看到的女人，重叠在一起。这绝对不是巧合。
我需要看到她，确认是她。我需要知道，她和陈建国，到底到了哪一步，我的钱，是不是真的落入了她的口袋。
我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跟踪陈建国。我知道这很冒险，但如果这是唯一能找到答案的途径，我别无选择。我变得格外留意他的行踪，他的电话，他短信的提示音。我甚至在他又一次“加班”的晚上，偷偷打车跟到他单位楼下，亲眼看到他开车出来，驶向另一个方向。
但跟了几次，都失败了。他警惕性很高，或者，是那个女人足够谨慎。他们似乎没有固定的约会地点。
直到一周后。陈建国说晚上有接待，不回来吃饭。我平静地应了。等他出门，我迅速换了一身不起眼的深色衣服，戴上帽子和口罩，打车跟了上去。这次，他的车没有在城里绕，而是径直开向了市郊一个新开发的高档住宅区——“云栖苑”。这里的房价，以陈建国的工资，不吃不喝二十年也未必买得起。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原来，不只是吃饭逛街，他们已经有了“家”。
他的车在小区门口停下，电动门缓缓打开。我的出租车进不去。我急忙付钱下车，跑到小区侧面一处施工围挡的缝隙边，死死盯着里面。我看到他的车停在一栋楼下的车位，然后，一个穿着浅色套装、挽着发的纤细身影从单元门里快步走了出来，笑着迎向他。距离有点远，我看不清脸，但那身形，那走路的姿态，和餐厅里那个黄裙子女人，极其相似。
陈建国下车，很自然地搂住了她的腰，两人低声说笑着，一起进了单元门。那亲昵的姿态，是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未给过我的。
我靠在冰冷粗糙的围挡上，浑身发冷，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不是愤怒，不是伤心，而是一种深切的荒谬感。我像个蹩脚的小丑，在自以为是的戏台子上演着苦情独角戏，而观众席上，早已空无一人，主角早已带着他的新欢，在更华丽的剧场，开始了另一场演出。我的隐忍，我的算计，我藏在树洞里的那点可怜巴巴的希望，在他眼里，恐怕连笑话都算不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那个冰冷的家的。屋子里一片漆黑，死寂。我打开灯，刺眼的光线让我眩晕。我走到客厅，坐在陈建国常坐的那张沙发上，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气息。我拿起他的保温杯，又放下。目光扫过电视柜，扫过茶几，最后，落在墙角那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快递盒上。
那是一个几天前送到的快递，陈建国拆了，里面是他买的一对无线门铃，说楼上楼下方便。包装盒还没扔。鬼使神差地，我走过去，拿起了那个盒子。里面除了泡沫填充物，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被随手揉皱的说明书。我抖开说明书，刚想扔，指尖却触到里面似乎夹着什么硬东西。
抽出来，是一张小小的、折叠起来的收据，打印纸质地，皱巴巴的。大概是顺手和说明书塞在了一起，被遗忘在盒子里。我本要随手扔掉，但“云栖苑物业服务中心”几个字，猛地撞入眼帘。
收据上，缴费单位是“8栋302”，缴费项目是“物业费及车位管理费”，金额不小，缴费人签名处，是一个娟秀的名字：苏婉。
时间是两个月前。
8栋302。云栖苑。苏婉。
陈建国搂着那个女人进去的单元，如果我当时看得没错，就是8栋。
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串成了一条冰冷刺骨的链条。暴雨天出现在李家坳老槐树下的黄裙子女人，和陈建国在“云栖苑”筑巢的苏婉，是同一个人。她不仅拿走了我藏在树洞里的、赖以逃生的钱，还用这笔钱——或者，连同陈建国“有计划”的钱——供养着他们的“家”。
而我，田颖，这个法律上是他妻子的女人，住在他单位分配的旧房子里，和他AA着水电费，被他防贼一样防着每一分钱，像个小丑一样，每天计算着如何从牙缝里抠出一点“私房钱”，藏在一个荒村野外的树洞里，还为此沾沾自喜，以为抓住了自由的绳索。
绳索的另一头，早就被他，或者他的“婉婉”，轻轻一刀，剪断了。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收据，纸张的边缘几乎要割破我的指尖。我没有哭，甚至感觉不到难过。胸腔里那块压了我很多年的、叫做“婚姻”的石头，突然碎了，碎成了齑粉，被一股从深渊底部吹上来的、冰冷刺骨的风，吹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茫的、死寂的废墟，以及废墟之上，缓缓燃起的、幽蓝色的火焰。
那火焰不热，甚至有些冷，但它安静地、固执地燃烧着，照亮了我眼前逼仄的道路。
我慢慢地把收据抚平，折好，放回快递盒的夹层，再把一切恢复原状。然后，我走到卫生间，看着镜子里那个女人。脸色苍白，眼下有着浓重的阴影，嘴唇因为用力抿着而失去血色。但眼睛，那双曾经充满疲惫、无奈甚至麻木的眼睛里，此刻却映着那簇幽蓝的火苗。
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狠狠洗了把脸。冰凉的水刺激着皮肤，让我更加清醒。
苏婉。我默念着这个名字。
然后，我回到卧室，拿出手机，打开那个加密的备忘录。那个记录着我树洞存款的小账本，最后一笔的日期，永远停留在了暴雨那天之前。我看了几秒钟，手指悬在删除键上，最终，没有按下去。
我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悬停片刻，然后，缓慢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下了两个字。
苏婉。
幽蓝的火焰，在眼底无声地跳动。游戏规则，似乎该变一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