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儿川端上来的时候，热气扑了柯依柳一脸。
她摘掉眼镜，用袖口擦了一下镜片上的雾气，重新戴上之后看见白三生正把一勺辣椒酱往碗里舀。他舀了三勺，动作很轻，像是给画上色，一层一层地叠，绝不一次给足。
“你这么能吃辣？”
“云南人。”白三生把辣椒酱的瓶子放回桌角，“我祖父说，辣是一种痛觉。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痛，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柯依柳拿起筷子，把面汤里浮着的雪菜拨到一边。面馆很小，开在运河边一条叫吉祥寺弄的巷子里，门面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里面倒是别有洞天，沿着河岸搭了一溜临水的露台，摆着四五张木桌。他们坐在最靠水的那张桌子，低头能看见运河水在脚下流，水面上漂着几片黄叶子，是从岸边那棵老梧桐上掉下来的，叶子边缘卷着，中间积着浅浅一汪水，像一只只被遗弃的小船。
“你刚才在走廊里，收到谁的微信？”白三生没抬头，筷子在碗里慢慢地搅。
柯依柳犹豫了一下，把手机掏出来，点开师父那条微信，推到桌子中间。
白三生低头看。他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是在读碑文。看完之后他把手机推回来，筷子搁在碗沿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他这个姿态让柯依柳想到了寺庙里听经的居士，脊背挺直，肩头下沉，呼吸匀而浅。
“半壶。”他说，“原来是一个人。”
“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白三生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河面上漂着的梧桐叶，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意味着我十八岁在敦煌画的那个僧人，很可能就是柳问本人。我在画他，而他自己在六百多年前画了一幅《青花瓷片图》，在瓷片里又画了一个僧人。”
“僧人中还有僧人。画中还有画。”柯依柳说。
“无限倒退。”白三生说，“佛经里有一个词叫‘因陀罗网’，帝释天的宝网，网上每一个结扣处都镶着一颗明珠，每一颗明珠里都映照着所有其他明珠的影子，影中有影，重重无尽。我现在觉得，《青花瓷片图》就是一颗明珠。”
柯依柳把面碗里最后一片笋夹起来吃了。笋很嫩，咬下去有清甜的味道，和雪菜的咸鲜混在一起，层次分明。她慢慢地嚼着，脑子里飞速地把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发生的一切串了一遍——僧人的背影、白三生的敦煌旧画、“半”字盏、“壶”字墨、至正十年龙泉窑的烧造记录、画师柳问出家为僧法号半壶。信息很大，但中间缺一环，而且是最关键的一环。
“柳问为什么要在青花瓷片上画一个僧人？”
这是她问出来的问题。
她没有问出来的是——为什么这个僧人的背影会让六百多年后的她哭？为什么白三生十八岁在敦煌画出的画和元代古画一模一样？为什么他们的祖父分别留下一个“半”和一个“壶”？这些问题的答案，她隐约觉得不在今生的范畴之内。而她的理智还在死守着“今生”的边界，不肯轻易退让。
白三生把筷子拿起来，在桌面上轻轻顿了两下，对齐了筷尖。“柳问出家是在画完《青花瓷片图》之后。也就是说，他画这幅画的时候还是一个窑工的儿子，一个在瓷器上画纹饰的匠人。他不是僧人，但他画了一个僧人。”
“他画的是他想要成为的人。”
“也可能是他想要追随的人。”白三生说，“画里那个僧人不是随便画的，他往西走，手里拿着袈裟。西行取经，披上袈裟，这是佛教里最经典的意象之一。柳问可能是在画他师父。”
“那个云游僧。”
“嗯。”
白三生从布袋里取出速写本，翻到新的一页，用铅笔飞快地画了几条线。柯依柳侧头看，他画的是一个人形轮廓，旁边标注了一些关键信息：柳问，至正十年，龙泉窑，青花瓷片图，出家，半壶。他又在这个人形旁边画了另一个人形，打了一个问号。
“云游僧是谁？”他用铅笔尖戳着那个问号。
“你祖父说的那个在法门寺地宫出土袈裟上绣的字——‘青’、‘花’、‘渡’。会不会和这个云游僧有关？”
“有可能。但那件袈裟是唐代的，比柳问的时代早了五六百年。”
“袈裟可以传。很多高僧的袈裟会一代一代传下来，作为传法的信物。”
白三生抬起眼睛看着她。那种眼神又出现了——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过了几秒钟，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磨得发亮，看得出来被反复打开过很多次。
“我在法门寺看到的袈裟上，除了那几个金线绣的字之外，还有一个图案。当时展柜的光线很暗，袈裟被放在恒温恒湿的玻璃罩里，隔着罩子我看不太清楚，只能凭记忆画了一个大概。你看看。”
他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对折的纸，展开铺在桌上。
纸上画的是一个图案的临摹稿。图案不大，大约巴掌大小，绣在袈裟的下摆内侧。因为是凭记忆画的，线条有些犹豫和重复，但主体结构很清楚——一朵莲花，莲花上端坐着一个人像。人像的线条很简练，只有轮廓，没有五官和衣纹细节，但姿态是跏趺坐，左手横放在腹前，右手垂下来指尖触地。
“降魔印。”柯依柳脱口而出。
白三生点点头。“右手下垂触地，是释迦牟尼成道时的降魔印。但这个人像不是释迦牟尼——它戴着一顶发冠。”
柯依柳凑近了看。果然，人像的头顶有一个微微隆起的轮廓，像是戴着某种冠饰，不是佛陀的螺髻，更像是菩萨或者天人戴的宝冠。她的专业知识告诉她，这种头戴宝冠、结跏趺坐、手结降魔印的形象，在佛教图像学里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宝冠释迦。”她说，“或者叫宝冠佛。唐代密宗盛行之后出现的一种图像，释迦牟尼以菩萨的形象示现，头戴宝冠，身披璎珞。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很多唐代文物都是密宗法器，有一件宝冠佛的袈裟并不奇怪。”
白三生把那张临摹稿翻过来，背面还有画。
画的是一行小字。
不是用铅笔临摹的，是用钢笔抄写的，笔迹和白三生的铅笔字完全不同，更粗犷、更有力，像是用很大的力气写下来的，笔尖几乎要把纸戳破。那行字是——
“青花渡尽见如来。”
柯依柳把这句话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七个字，很直白，但直白里藏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这是你抄的？”
“是我祖父抄的。”白三生说，“我祖父年轻的时候也去过法门寺。那是八十年代初，他还在家，没出家，是云南一家工艺美术厂的画工。厂里派他去陕西参观学习，他偷偷跑去法门寺，那时候地宫还没正式发掘，只有一些零散的文物被清理出来放在一间偏殿里展览。他看到了那件袈裟，也看到了那行字。他说那行字不是绣上去的，是用指血写的。”
“指血？”
“用手指蘸着血写的。袈裟的颜色本来就是紫红，血干透了之后变成暗褐色，和袈裟的底色几乎融为一体，不凑到跟前根本看不出来。”
柯依柳觉得一阵凉意从后背升起来。她做古画修复九年，见过太多文物上留下的痕迹——画师的落款、藏家的鉴藏印、装裱匠的工号，甚至有时候会看到几百年前某个人不小心滴上去的墨点或茶水渍。但指血写字，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工艺和收藏的范畴。这不是留下痕迹，这是留下命。
“你祖父有没有说，那件袈裟的主人是谁？”
白三生摇头。“他只说袈裟的标签上写着‘唐绫紫衣袈裟一件，地宫前室出土，疑为供奉之物’。没有更多信息。”
远处运河上传来一阵马达声，一艘环卫船突突突地开过来，船头的铁网兜捞起水面上的落叶和垃圾。船上的工人戴着草帽，叼着一根烟，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白三生把桌上的纸收起来，重新装进信封里。
“我祖父从法门寺回来之后，整个人变了。原来他只是一个工艺美术厂的画工，每天在瓷器上画牡丹和鲤鱼，下班之后和工友喝酒打牌，过着最普通的日子。从陕西回来之后，他把工作辞了，跑到大理苍山脚下的观音院出了家。”
“就因为在袈裟上看到七个字？”
“不止七个字。”白三生说，“他看到了一个人。”
“人？”
“我祖父说，他在法门寺的偏殿里看那件袈裟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很老了，眉毛全白了，垂到颧骨下面。老和尚问他：你看到什么了？我祖父说看到了七个字。老和尚说，你再看看。我祖父又看了一遍，还是七个字。老和尚说——”
白三生停顿了一下，模仿着那个老和尚的语气，声音压得很低很慢。
“你还没看到该看的。等你看到的那一天，你就知道该去哪里了。”
“然后呢？”
“然后老和尚就不见了。偏殿很小，只有一扇门，我祖父站在门口附近，老和尚如果要出去必须经过他身边。但他没有。他消失了。”
柯依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龙井的豆香在凉了之后变得很淡，反而显出一种微微的苦。她把茶杯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
“你信吗？”
“信不信不重要。”白三生说，“我祖父信了。他信了五十年，到最后也没告诉我他到底看到了没有。他圆寂的头一天晚上，把那个‘壶’字墨交给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找了六十年，没找到。你不用找，等就行了。”
柯依柳沉默了。
运河上的环卫船已经开远了，马达声渐渐消失，水面重新恢复了平静。阳光比刚才更亮了一些，照在对岸的老房子上，把白墙黑瓦的颜色洗得干干净净。一只橘猫从巷子口溜进来，沿着河边的石栏走，走到他们桌子底下蹭了一圈，什么都没蹭到，甩甩尾巴走了。
“等。”柯依柳重复了一遍，“等什么？”
“等一个人。”白三生说，“我祖父等了一辈子没等到。我以为我要等更久。但我好像不用等了。”
他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但他的眼睛在说。
柯依柳把视线移开，移到河面上。那些梧桐叶已经漂远了，只剩下一片还在水面上打转，被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困住，一圈一圈地转，怎么都漂不走。
“我祖父也留了一句话给我。”她说，“他说，盒子里的小盏是至正十年龙泉窑烧的，盏心的‘半’字是画《青花瓷片图》的画师亲手写的。‘半’和‘壶’，一个在盏上，一个在墨上。它们应该是一对。”
“一对什么？”
“我祖父没说。他只说‘有缘自会遇合’。”
白三生把那个信封重新掏出来，从里面抽出最后一样东西——一张照片。照片很旧了，是那种八十年代国产相纸特有的偏黄色调，边角已经翘起来，背面有粘过胶水的痕迹。照片上拍的是一个老式木柜，柜门打开着，里面放着一摞旧书和几个盒子。
“我祖父出家之后，他之前在工艺美术厂的私人物品被送了回来。大部分都处理掉了，只剩下这一柜子东西。后来我从大理搬去法国之前，把这一柜子东西整理了一遍，找到了那方‘壶’字墨。但当时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只是觉得是老东西，就收着了。直到三个月前收到那封关于《青花瓷片图》的邮件，我又重新把这张照片翻出来看。”
他用手指点着照片上木柜的最底下一层。
“你看这里。”
柯依柳接过照片，眯着眼睛仔细看。木柜的底格放着一个扁长的木盒子，盒盖半开着，露出里面一截泛黄的绢。绢上隐隐约约能看出一些墨色。
“这是什么？”
“我放大过了。”白三生把手机掏出来，点开一张图片。是那张老照片的局部放大图，画面经过了增强处理，噪点很多，但勉强能看清。木盒里的绢面上画着一个人——不，是半个人。画面只到胸口的位置就断了，上面那一半被盒盖遮住了。
但从露出来的部分能看到那人的左手。
左手上，戴着一只玉镯。
柯依柳把手机拿近，几乎贴到了鼻尖。玉镯的线条很简练，就是一个椭圆形的圈，但在圈的内侧，有一道纤细的弧线，像是镯子上刻了花纹。花纹太模糊了，放大之后变成了一团像素点，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但她不需要分辨。她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摸上了自己的左手手腕。
那道她从小摸到大的痕迹。
白三生注意到了她的动作。他的目光落在她的左手腕上，停了很短的一瞬，然后迅速移开了，像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他没有追问，什么也没说。这反而让柯依柳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了。
“这幅画在你祖父的柜子里？”
“对。但我从来没见过实物。我整理遗物的时候翻遍了所有盒子和箱子，没有找到这个木盒。问过我父亲，他说大概是在祖父出家之后几次搬家中弄丢了。”
“弄丢了。”柯依柳喃喃地重复。
他们目前遇到的所有线索都遵循同一个模式：先给你看足够让你确信的证据，然后告诉你——这东西没了。元代原画破损了，藏在了不为人知的私人收藏中。法门寺唐代袈裟上的字大半脱落了，只能辨出三五个。观音院老柜子里的绢画连盒子都丢了，只剩一张模糊的照片。一切都不完整，一切都只露出冰山一角，剩下的部分统统沉在水面之下。
像是有人故意把所有东西都打碎，然后把碎片撒在六百年的时间里，撒在相隔千里万里的地方，让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片一片去捡。
“白三生。”
“你画《渡》的时候，想画的是什么？”
白三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击中了。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柯依柳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然后他开口，声音比之前所有的对话都低沉，低到几乎是气声。
“我画的是一个我看不清的东西。”
“看不清为什么要画？”
“就是因为看不清，才要画。画画的人有时候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知道的东西，而是为了弄清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我在画布上铺了很多层墨色，一层干了再上一层，上了大概二十多层。每一层都是一种猜测，每一层都被下一层覆盖了。最后那一池青花不是画在表面上的，是从二十多层墨色底下透上来的，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我只是把遮住它的东西一层一层揭掉了。”
他停了一下。
“我画完之后站在画前面看了很久。墨色还在流动，还没干透，那一池青花在未干的墨色里显得格外亮，像是有光从画布背后打过来。我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那池青花不是青花，是——纱。”
柯依柳的心跳漏了一拍。
“纱？”
“半透明的，被水浸透了的，裹在什么东西外面的纱。墨色是水，青花是纱，纱下面是——我画不出来。我试了很多次，画不出来。”
“为什么不画了？”
“因为我发现那纱下面的东西，不在画里。在画外。”
白三生看着她，目光这一次没有移开。
“这些年来我每次看这幅画，都觉得那层纱下面应该有一个人的脸。不是观音的脸，是一个凡人的脸。眉目清晰，嘴角含嗔，戴着一只玉镯，站在一棵柳树下面。但我画不出来那张脸，因为我没有见过她。我只是觉得她存在。”
柯依柳握着茶杯的手指收紧了，指节被热茶烫得微微发红，她没有感觉。她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响，是她自己的声音，昨天下午在修复室里说出的那六个字。
墨已入水，却渡不了一池青花。
白三生昨天在画展上说，这是他十八岁在敦煌发下的宏愿，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她为什么会知道？
她从没见过《渡》那幅画。昨天在手机上是第一次看。那句话是她在画展上看到原画的那一瞬间脱口而出的，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不是赏析，不是评论，不是任何理性加工后的产物。那句话就像是从她嘴里自己跑出来的，像是她说这句话已经说过了千百遍，只是这一次又被重新说了一遍。
“你在想什么？”白三生问。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白三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桌上的信封、照片、速写本一件一件收回布袋里，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整理一场长谈之后的余绪。最后他把那碗已经凉透了的片儿川端起来，把剩下的面汤一口一口喝干净，放下来，碗底轻轻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你没有见过我。”他说，“我也没有见过你。但我们见过什么东西。”
他站起来，把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拿起来穿上。
“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我租了一间画室，在拱宸桥西边。里面有一件东西，你应该看看。”
柯依柳站起来，把包背上，跟在他身后走出面馆。巷子里那只橘猫还没走，卧在一家杂货店门口的纸箱子上晒太阳，眯着眼睛，尾巴一甩一甩。白三生走过去的时候低头看了它一眼，它回看了他一眼，喵了一声，懒洋洋的，像是在打招呼。
“你认识这只猫？”
“不认识。但我喜欢猫。猫走路没有声音，来的时候不告诉你，走的时候也不告诉你，像禅机。”
柯依柳笑了一下，没有接话。
两个人沿着运河往西走。这一段运河叫小河直街，两岸都是民国时期的老房子，青砖灰瓦，木门木窗，沿河的廊棚下面零零星星挂着几盏红灯笼，白天不亮灯，灯笼在风里晃，像是一串被遗忘的叹息。路上人不多，偶尔有一两个遛狗的、骑自行车的、端着洗衣盆去河边浣洗的——最后这个场景让柯依柳有些恍惚，浣衣这个行为在杭州的运河边几乎绝迹了，但她今天确实看到了一个老妇人蹲在河边的石阶上，用棒槌捶打着一件白衣服，动作很慢，像是捶的不是衣服，是时间。
白三生的画室在拱宸桥西边一条叫桥西直街的巷子里。这条巷子比刚才的吉祥寺弄更窄，窄到两个人不能并排走。白三生走在前面，后背几乎堵住了整条巷子的宽度，柯依柳跟在后面，看他外套的下摆在风里微微摆动，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这个背影，她见过。
不是昨天傍晚在修复中心门口那个穿灰风衣的背影。
是更早。
是她每天坐在修复室的工作台前，盯着古画看得足够久足够深的时候，在那些笔墨的缝隙里、在颜色的底层下、在线条的纹理中，偶尔闪现过的一个轮廓。那个轮廓从来没有清晰过，总是在她即将看清楚的前一秒消散，像晨雾在日出之前的最后一阵翻滚。但此刻，她看着白三生的后背，忽然觉得那个轮廓找到了一个可以附着的实体，稳稳地落在了前面这个人的身上。
她想叫他的名字，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到了。”白三生在一扇黑色木门前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门开了。
画室不大，三四十个平方，层高很高，有四米多，顶上开了一排天窗，秋日的阳光从天窗倾泻下来，在水泥地面上切出几道整齐的光带。画室里面很简单，一张大画案，上面铺着毡子，毡子上墨迹斑斑，深浅不一，像是一张抽象画。画案上搁着几支秃笔、一方砚台、一叠宣纸。靠墙立着几幅未完成的画，用白布蒙着，看不出内容。墙角有一个电炉，炉上坐着一把铁壶，壶嘴冒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白汽。
柯依柳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间画室的气味和她的修复室完全不同。修复室里的气味是化学清洗液混合着古画绢本陈旧纤维的酸味，是那种让人神经紧绷的专业气味。而这间画室的气味是松烟墨、煮沸的水、干燥的宣纸和从老木头窗框里渗进来的植物清香混在一起的味道，像是走进了深山里的某座小庙。
白三生走到画室最里面，从墙角取出一件东西，放在画案上。
那是一个很旧的木盒子，扁长方形，和刚才照片里看到的那个盒子形状相似，但不是同一个。这个盒子更旧，木头表面的漆已经全部剥落了，露出下面被虫蛀过又被修补过的原木，木纹粗犷，像是用一整块老榆木挖出来的。盒子上没有锁，只有一个铜扣，铜扣上长满了绿色的铜锈。
“这是什么？”
“我前天收到的快递。寄件人没有留姓名，地址写的是‘浙江龙泉大窑村’。里面只有这个盒子，没有信，没有纸条，什么都没有。”
“前天？你怎么知道寄给你是对的不是寄错了？”
“收件人写的是我的名字。不是白砚行，是白三生。”
柯依柳心里一紧。白三生这个名字，据她所知，是他在法国办画展之后才开始用的艺名。在国内的公开资料里，他的正式姓名还是白砚行。知道“白三生”这个名字的人，要么是艺术圈内的同行，要么是——别的什么人。
“你打开了吗？”
“还没有。我在等你。”
“等我？”
“这个盒子上的铜扣，我试过，掰不动，像是被什么卡住了。我想，它应该是由两个人一起打开的。一个‘半’，一个‘壶’。”
白三生往后退了一步，把画案前的位置让给柯依柳。
柯依柳走到画案前，低头看着那个木盒子。阳光从天窗落下来，正好落在盒盖上，把她自己的影子投在了木头上。她伸出右手，放在铜扣的这一端。白三生也走过来，伸出左手，放在铜扣的另一端。
两个人的手指在铜扣上离得很近，但没有碰到。
柯依柳感觉到铜扣上传来的凉意，那种凉不是金属通常的凉，而是一种像是从很深的地下渗透上来的凉，带着湿气和青苔的气味。她用力往下按了一下，铜扣纹丝不动。白三生也同时按了一下他那一端，同样纹丝不动。
“一起。”柯依柳说。
“数到三。”
一。二。三。
两个人同时用力。
铜扣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弹开了。
那种声音极其好听，不是金属撞击的刺耳声，而是像玉石轻轻碰在一起，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沉睡了几百年之后舒展开来的第一个声音。
柯依柳深吸一口气，打开盒盖。
盒子里面铺着一层已经发黑的丝绵，丝绵上放着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封信。信封是米黄色的，上面用毛笔写着五个字——白三生亲启。字迹柳体，秀丽温润，但每一个字的收笔处都有一种不易察觉的颤抖，像是写信的人已经很老了，写每一个字都需要用尽全力。
第二样是一把旧扇子。扇面是绢的，扇骨是竹的，扇面上的画已经褪色得很厉害了，但还能看出来画的是什么。
柯依柳把扇子拿起来，小心地用指尖展开。
扇面上画的是一棵柳树。柳树下站着一个女子，左手抬手折柳，右手垂在身侧。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玉镯。
女子的面容很清晰，清晰得不像是一把在木盒子里封存了不知多少年的旧扇，倒像是昨天刚刚画完的。她的眉头微蹙，嘴角却带着一个极淡的笑意，那个笑意里有嗔怪、有心疼、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口，又好像什么都不用说。
柯依柳看着扇面上那张脸，手指开始发抖。
那张脸。
是她自己的脸。
白三生没有看扇子。他一直在看那封信。他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薄薄的信纸，展开。信纸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几乎要断了，上面用细细的毛笔写着一行字。
只有一行。
他看完之后，把信纸递给柯依柳。
柯依柳接过信纸，低头读。
“三生：扇子上的人，就是你要找的人。她叫柳依。是我的女儿。也是你前世的妻子。”
落款是五个字。
“柳问。至正二十一年。”
画室里的铁壶突然开了。水沸腾的声音灌满了整个空间，白色的蒸汽从天窗投下的光柱里升腾而上。柯依柳站在那道光柱旁边，手里握着信纸和扇子，觉得自己的血正在一点一点变凉，又从凉里生出一种更深的、她说不出名字的暖。
至正二十一年。
柳问在画完《青花瓷片图》之后十一年，在出家为僧十一年之后，用“柳问”这个俗家名字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了“柳依”，提到了“前世的妻子”。
而他写信的对象，叫白三生。
一个在柳问的时代还没出生的人。
一个要等到六百多年之后，才从大理苍山脚下的小庙里走出来，走到敦煌的石窟里，走到巴黎的画展上，走到运河边这条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巷子里，走到这间被天窗投下的光照亮的画室里的人。
柯依柳转头去看白三生。
白三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手在抖。从指尖到手腕到小臂，都在克制不住地抖。他把手攥成拳头，用力捏紧，指节发白。
“前世。”他说。声音干涩得不像活人的声音，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
“前世。”柯依柳重复。
窗外，运河的水声忽然大了起来。不是真的有水声变大，而是这个瞬间，世界上的其他声音都隐退了——电炉的嗡鸣、远处汽车的马达、巷口那只猫的叫声。只剩下水声。从几十公里外的钱塘江一路流过来，从运河开挖的那一年一路流过来，从元代流到明代，从清代流到现在，水不知道自己在承载什么，它只是流。
天窗上的光慢慢移动了一个角度，从画案移到木地板上，移到柯依柳的脚边，移走了。
而那把扇子上的柳树和折柳的女子，在阴影落下的一瞬间，似乎轻轻动了一下。
像是有风从元代的某个春天吹过来，吹动了扇面上一根六百多年不曾落下的柳枝。
（第三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