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三生把信纸放在画案上，放得很轻，像是怕把它放重了就会碎掉。铁壶里的水已经烧开了很久，蒸汽把壶盖顶得噗噗响，没有人去关。阳光又移了一个角度，从天窗的东边移到了西边，光柱里的灰尘缓慢地翻涌，像是水底被搅起来的细沙。
“这不可能。”
柯依柳说。她的声音很稳，比她预想的要稳得多。修复师的职业本能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当一件东西的真伪存疑时，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验证。她把扇子放回盒子里，拿起那封信，凑到天窗下最亮的那一道光里。
“信纸是桑皮纸。”她说，语气像一个在给学生上课的讲师，“纤维粗糙，帘纹不匀，是元代手工抄纸的典型特征。纸面有黄斑，是纤维素老化的自然现象，人工做旧做不出这种不均匀的分布。折痕处的纤维已经断裂，断口陈旧，没有新撕的毛边。墨是松烟墨，墨色发灰，和清代以后流行的油烟墨完全不同。笔迹——柳体楷书，结字方正，横画细竖画粗，是典型的元代书风。”
她放下信纸，看着白三生。
“从材质和书风判断，这封信的书写时间不会晚于明代中期。至少六百年。”
“所以信是真的。”白三生说。
“信是老信。但内容——”
柯依柳没有说完。内容不可能是真的。一个元代的画师不可能知道一个二十一世纪画家的名字。这是最基本的因果律，是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如果这个逻辑可以被打破，那她二十七年建立起来的一切认知都将土崩瓦解。
可问题在于，白三生收到的那个木盒子，寄件地址是“浙江龙泉大窑村”。大窑村是龙泉窑的核心窑址所在地，至正十年柳问的父亲就是那里的窑工。而收件人写的不是白砚行，是白三生——这个名字，柳问在信中用同样的三个字写了出来。
一个人不可能在六百多年前写出一个六百年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名字，除非——
“除非他真的知道。”白三生说。
他走过去把铁壶从电炉上提下来，放到一边的石板上。壶盖又噗噗响了两声，安静了。他靠在画案边上，两只手撑着桌沿，低着头，像是在看那些墨迹斑斑的毡子，又像是在看别的什么东西。
“我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
“柳问在这封信里说，扇子上的女子叫柳依，是他的女儿，也是我前世的妻子。那么——”
他抬起头来，看着柯依柳，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她无法命名的不安。
“柳依姓柳。她父亲姓柳，她自然也姓柳。可你姓柯。”
柯依柳愣住了。
这是一个她没想到的问题。她的理智正在忙着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忙着用材质分析和年代判断来筑起一道防线，根本没有余裕去思考信里的具体内容。但白三生直接跳过了“信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信是真的，那么柳依和柯依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长得一模一样。手腕上同样的位置有一道玉镯的压痕。她能看到画里的山水意境，而他画里的僧人她能在古画里看到。她的祖父留下了“半”字盏，他的祖父留下了“壶”字墨。这一切指向同一个结论——她就是柳依。
可她姓柯。
“可能柳依嫁人了。”柯依柳说，“改姓夫姓。”
“嫁给了谁？”
柯依柳低头看了一眼信纸。柳问在信里说得很清楚——白三生是柳依“前世的妻子”。不是“前世的女婿”，是“前世的妻子”。这句话的指向很明确：柳依嫁给的人，就是白三生的前世。
“那白三生的前世是谁？”她问。
白三生没有回答。他从画案上拿起那封信，把那一行字重新读了一遍，读得很慢，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拆开来，从笔画里面找到隐藏的信息。
“‘三生：扇子上的人，就是你要找的人。她叫柳依。是我的女儿。也是你前世的妻子。’”
他读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信纸翻过来。
信的背面还有字。
刚才柯依柳只看了正面，没有翻过来。白三生翻过来之后，她看到信的背面用更细的笔画写了一行小字，墨色比正面淡了很多，像是写信的人写到这一行时笔上的墨已经快用尽了，每个字的最后一笔都淡到几乎看不出来。
“至正十年十月，余于龙泉窑作《青花瓷片图》，图中僧人即君前世之相。君前世者，无名僧也。西行求法，殁于流沙。余感其志，写其影于瓷上，以寄追思。后十一年，余将离世，作此书以付后人。若有缘者得之，当知三生因果，如环无端。柳问绝笔。”
白三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然后把信纸放在画案上，慢慢蹲了下去。
他没有哭，没有发抖，没有说话。他只是蹲在那里，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像一尊被时间磨损了的石像。天窗上的光落在他后背上，把藏青色衬衫照得发白。柯依柳看到他后颈上有一颗痣，很小的痣，在衣领边缘若隐若现。
“无名僧。”他终于开口，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我在敦煌画的那个僧人，就是我自己。”
柯依柳走到他身边，蹲下来。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是一个修复师，她的职业是修复破损的东西，把一个残缺的物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还原成它最初的模样。但现在摆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物件，是一段记忆——不是她自己的记忆，也不完全是白三生的记忆，而是一段属于一个在六百多年前死于流沙的无名僧人的记忆。这段记忆破损得比任何古画都厉害，缺失的部分比《青花瓷片图》上的裂纹更多，而她没有任何工具可以修复它。
“你信吗？”白三生转过头来看着她。他的眼睛是干的，但眼底有什么东西碎了，碎得很彻底。
“我不知道。”柯依柳说，“我对‘前世’这件事没有任何经验。我可以告诉你这封信的纸张和墨迹是真的，但我没办法告诉你这封信的内容是不是真的。那是两回事。”
“如果内容也是真的呢？”
“那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
白三生愣了一下。“对不起我？”
“你在流沙里走了一千多年，才走到今天。”柯依柳说，“而我什么都不记得。”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不像她说的话。她平时不这样说话，不这样想问题。她的思维是修复师的思维——逻辑、证据、可验证的结论。但这句话没有经过任何逻辑推理，它从某个她不知道的地方直接跳到了她的舌尖上，像是被什么东西推了一把。
白三生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顺手把她也拉了起来。他的手很凉，是那种被冬天的井水泡过的凉，但握力很稳，稳到柯依柳觉得自己被拉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用力。
“你不用记得。”他说，“我记得就够了。我是画画的，我的工作就是把不记得的东西画出来。”
他走到画案前，拿起一支秃笔，在砚台上蘸了一点残墨，铺开一张宣纸。他的手动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像是那些线条已经在纸上等了很久，只需要他用笔尖把它们释放出来。
柯依柳站在旁边看。
他画的是一幅山水。近处是一条河，河上有一座石桥，桥下有水，水流很急。桥的那一头站着一个人，穿灰衣，手里提着一盏灯笼。桥的这一头，一个女子正在上桥，左脚踩在第一节台阶上，身体微微前倾，像是要走过去，又像是在犹豫。
和她今天早晨做的那个梦一模一样。
“你怎么知道我梦到了这个？”柯依柳的声音有些发干。
白三生没有停笔，一边画一边说：“因为我昨天也梦到了。一模一样的桥，一模一样的人。我站在桥那头，你站在桥这头。我想走过去，但桥是断的，中间缺了一块石板。我喊你，你听不见。你只是一直往上走，走到断口处，站住了，往下面看。下面的水很急。”
“然后呢？”
“然后我醒了。”白三生放下笔，“但我记得那盏灯笼里的火。火烧得很旺，照得桥面上的石头都在发亮。我在梦里知道那火是你点的——你别问我为什么会知道。我就是知道。”
柯依柳低头看画。白三生笔下的那盏灯笼确实画得亮，他只用了极淡的赭石色在灯笼中心点了一个小小的圆，周围的墨色自动把那一点赭石衬得像是真的在发光。留白生光，这是中国画最古老的技法之一，他运用得浑然天成。
“你刚才说，你的工作就是把不记得的东西画出来。”柯依柳说，“那你画《渡》的时候，画的也是不记得的东西？”
“《渡》不一样。”白三生把笔搁下，用一块湿布擦着手上的墨，“《渡》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东西。我知道那一池青花是存在的，我知道那层纱底下有一张脸，我知道那张脸的主人是谁——我只是没见过她。”
“现在见过了。”
白三生擦手的动作停了一下。“嗯。见过了。”
画室外面有人在放音乐，不知道是哪家店铺的音响，音量不大，曲调隐隐约约地飘过来，是《平沙落雁》——这一次不是弹了开头就断掉的版本，是完整的曲子，古琴声沉稳悠长，每一个音符都落在了它该在的位置上。柯依柳听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首曲子她听过无数遍，不是在音乐软件上，不是在演奏会上，而是在某个很远的、远到她无法抵达的地方。那里有沙，有风，有一个穿着灰袍的人坐在沙丘上，用一根枯枝在沙面上画着什么。沙被风吹走了，画也被风吹走了，他就不停地画，画了一夜，画到天亮，画到太阳把最后一道痕迹晒干。
她闭上眼睛，用力按了一下太阳穴。那些画面不是记忆，不是想象，不是梦。它们夹在三者之间的缝隙里，没有名字，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
“你还好吗？”白三生的声音从很近的地方传来。
“有点晕。”
“坐下。”
她在一张旧藤椅上坐下，藤椅发出一阵吱呀的响声。白三生倒了一杯水递给她，是铁壶里烧开的水，很烫，她只能小口小口地呷。水很甜，是那种经过高温煮沸之后去除了一切杂味的纯粹的甜，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
“我们需要做个决定。”白三生在她对面盘腿坐下。画室的水泥地面很干净，他就那么直接坐在地上，姿态自然得像是从小就这么坐大的。柯依柳想起来他确实是在庙里长大的，盘腿而坐对他来说大概和呼吸一样本能。
“什么决定？”
“这封信，这把扇子，你祖父的‘半’字盏，我祖父的‘壶’字墨，加上《青花瓷片图》和我十八岁画的那幅画——六件东西。它们合在一起，指向了同一个故事。”
他把手指一根一根地竖起来，数着。
“第一，在元代至正年间，龙泉窑有一个叫柳问的画师，他的女儿叫柳依。第二，柳依嫁给了一个无名僧人——这个僧人在信中被描述为‘西行求法，殁于流沙’。第三，柳问在僧人西行之前或之后画了《青花瓷片图》，把僧人的背影藏在了青花瓷片的纹饰里。第四，柳问出家为僧，法号半壶，在圆寂前写了这封信，把扇子和信一起封存，托付给后人。第五，这个木盒子被寄到了我这里，寄件地址是龙泉大窑村，寄件人不明。第六——”
他停了一下。
“第六，我十八岁在敦煌画的僧人背影和柳问六百多年前画的一模一样。你在我画展上看到《渡》之后说的那句话，是我从未对人说过的念头。”
“还有第七。”柯依柳说，“我祖父给我留了一个‘半’字盏，你祖父给你留了一个‘壶’字墨。他们不可能认识。但他们留下的东西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名字。”
“半壶。”白三生说，“柳问的法号。”
柯依柳把水杯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捂着杯壁取暖。天窗上的光又暗了一些，已经接近黄昏了，光从白色变成了温吞的金黄色。她发现自己在白三生的画室里已经待了大半天，从早晨在修复中心门口碰面到现在，感觉上只过去了很短的时间，但窗外的太阳已经从东边转到了西边。时间似乎在这个画室里流得和外面不一样，不是慢了，而是变得不匀了——某些时刻被拉得很长，某些时刻又缩得很短，像是一幅被不均匀拉伸过的绢。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她说，语速很慢，每一个词都在出口之前被仔细掂量过，“那意味着我们两个人——你和我——和那个无名僧、和柳依，有某种关系。”
“不是‘某种关系’。”白三生说，“按照柳问的说话，我就是无名僧，你就是柳依。我们不是和他们‘有关系’，我们就是他们。”
这句话落地的声音很重。
重到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画室里只剩下远处隐约的古琴声和铁壶里残水冷却时偶尔发出的轻微的咔嚓声。巷子里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很长——小——宝——回——来——喽——尾音在巷子里弹了几个来回，慢慢消散了。
“我不记得。”柯依柳说。她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脆弱，不是那种柔软的脆弱，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已经开始出现裂纹的脆弱。“我什么都不记得。如果我就是柳依，那我应该记得那个僧人的脸，记得他的声音，记得我们怎么相遇、怎么分开、他为什么去西行。我应该记得这些。可我什么都不记得。”
“也许你不是不记得。”白三生说，“也许你只是还没想起来。”
“有什么区别？”
“不记得，是东西丢了。没想起来，是东西还在，只是被盖住了。”他指了指画案上那幅《渡》的照片，“就像我画的那一池青花。它一直在那里，只是被二十多层墨色盖着。我没有画它，我只是把遮住它的东西一层一层揭掉了。”
柯依柳沉默了。
外面的古琴曲换了一首，是《阳关三叠》。三叠的旋律循环往复，一遍比一遍深，一遍比一遍沉，像是同一条路上走了三遍，每一步都踩在上一次留下的脚印里。西出阳关无故人。无名僧往西走，走进流沙，再也没有回头。阳关在敦煌的西边，在唐代是中原和西域的分界线，出关之后就是大漠戈壁，再往西是罗布泊，是楼兰，是那些被黄沙吞没的古城。一个僧人独自走在那条路上，没有同伴，没有地图，只有一件袈裟和一双快要磨穿的鞋。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细节。
“柳问的信里说，那个僧人是‘无名僧’。没有名字？”
“没有。”
“你出家了应该有法号。你的前世应该有一个法号。”
白三生皱了皱眉。“柳问用‘无名僧’三个字来形容，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真的不知道僧人的法号——僧人没有告诉他，或者他没来得及问。另一种是——”
“‘无名’就是法号。”
“对。《金刚经》里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禅机的名字。但如果他的法号就是‘无名’，那柳问应该不会特意用‘无名僧’来称呼他，而是直接用‘无名’。”
柯依柳点了点头。这个推理是成立的。柳问的措辞暗示僧人的名字确实不为人知，要么是僧人刻意隐瞒，要么是他没有机会留下名字就死了。
一个没有名字的僧人，死在流沙里，被一个画瓷的匠人画进了青花瓷片的纹饰中，然后被一个几百年后的画家重新画了出来。
“我想去龙泉。”柯依柳说。
白三生抬起头。
“木盒子是从龙泉大窑村寄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你在杭州的地址却用‘白三生’这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名字给你寄东西。寄件人一定知道什么。而且柳问的父亲是大窑村的窑工，柳问本人很可能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青花瓷片图》也是在那里画的。如果要查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龙泉是第一个该去的地方。”
“什么时候走？”
“明天。”
白三生站了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去订车票。龙泉不通高铁，要先到丽水再转大巴。明天早晨出发的话，中午能到。”
柯依柳看着他走到画室角落的背包前，从里面翻出一个充电宝给手机充电。他的动作很干脆，没有一丝犹豫，好像“现在决定、明天出发”这个节奏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她忽然意识到白三生可能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幅画到另一幅画，从不在一处停留太久，从不把任何事情拖到“以后再说”。这个人的一生似乎就是一场漫长的游走，从大理走到敦煌，从敦煌走到巴黎，从巴黎走回杭州，下一步又要走到龙泉。他走路的样子，她昨天在雨中看到过——那个在雨里不打伞、不回头、不犹豫的背影，和《青花瓷片图》里那个在风雪中独行的僧人，何其相似。
“白三生。”
“嗯？”
“你在法国住了多少年？”
“二十六岁去的，今年四十二，十六年。”
“中间回来过吗？”
“回过几次。看画展，办画展，处理一些事务。”他把充电线插好，手机屏幕亮起来，他低头看了一眼，“但每次回来都觉得不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
“在国外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国内等着我。回来之后到处找，又找不到。然后我就再走。走了十六年，在巴黎、柏林、纽约、东京都办过画展，画卖到了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价格，但那种‘有什么在等我’的感觉从来没有消失过。”
他把手机放下，抬起头看着柯依柳。
“直到昨天下午，在修复中心门口，你撑着伞走出来。那个感觉突然消失了。”
“消失了？”
“嗯。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走到了。”
外面的古琴曲停了。黄昏的光把画室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暖色，那些蒙着白布的画框、堆在墙角的宣纸、毡子上深深浅浅的墨迹，都在这个时刻变得柔和起来。天窗外面有一群鸟飞过，影子从光柱里掠过去，快得像一道眨眼的预感。
柯依柳把杯子里最后一口水喝完，站起来。
“我回去收拾行李。明天早晨几点？”
“七点。我在你楼下等你。”
“你知道我住哪儿？”
“昨天你走了之后，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看到四楼有一扇窗户亮了，窗户外面挂着一盆吊兰。我猜那是你家。”
柯依柳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人昨天站在雨里，看着她离开，看着她的窗户亮起来，然后在凌晨一点多给她发了一条“忘了说晚安”。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后果，没有想过她会不会觉得冒犯，没有想过这算不算越界。他只是做了，像画画一样，不做会不舒服，做了也不解释。
“明天七点。”她说，“别迟到。”
白三生点了一下头。
柯依柳走出画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巷子里的路灯亮了一盏，光很微弱，把石板路照得影影绰绰的。那只橘猫还在杂货店门口的纸箱子上，换了个姿势，现在把脑袋埋在前爪里，睡得很沉。她经过的时候，猫的耳朵动了一下，没有醒来。
运河边的灯笼亮了。小河直街沿河的廊棚下，那一串红灯笼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点上了，光映在水面上，随着微波一漾一漾的，像是一滩被打散的胭脂。柯依柳沿着河边往回走，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在快到拱宸桥的地方停下来，掏出手机。
她给师父温如发了一条微信。
“师父，我今天看到了一封元代的信。信里提到了一个人，叫柳依。柳树的柳，依靠的依。信里说，她是我。”
发完之后她盯着屏幕等了一会儿。温如通常回复很快，哪怕是在夜里。但这一次屏幕一直是暗的。她等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没有回复。
她收起手机继续走。
走上拱宸桥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脚下一软。不是桥在晃，是她的身体在晃。一种巨大的疲惫从骨髓深处涌上来，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她扶住桥栏，闭上眼睛深呼吸了几次，心跳才慢慢恢复正常。
是今天的信息量太大了。从早晨到黄昏，她接收了一个僧人六百多年前的背影、一个画师临终前的绝笔信、一把画着她自己面容的旧扇子，以及一个刚刚认识不到三十六个小时的男人沉默而笃定的注视。她的大脑一直都在用理性死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材质分析、年代考证、逻辑推理、因果法则——但现在，在夜色降临的运河上，在石桥的石栏边，那道防线开始出现了裂纹。
如果信是真的。
如果柳依真的是她。
如果白三生真的是那个无名僧。
那么今天下午在画室里，白三生蹲在地上时她说的那句话——你在流沙里走了一千多年，才走到今天——就不是一句莫名其妙脱口而出的话。那是柳依说的。是六百多年前站在龙泉窑的窑火旁边，目送一个人往西走去再也没有回来的柳依说的。
她被自己的思绪吓了一跳，睁开眼睛，快步走下了桥。
回到公寓楼下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四楼自己的窗户。吊兰还在窗台上，被夜风吹得轻轻晃着。窗户是黑的——她早晨出门时忘了开灯。但窗户旁边好像有什么东西。
她上了楼，走到门口，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个小纸盒和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手写的字，字迹不熟悉，很工整，一笔一画都写得端端正正的，像是在描红格子上练出来的。
“柯师傅：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一张老纸，上面写了一段话，和您正在修的那幅画可能有关。我今天下午来修复中心找您，您不在，就放在您家门口了。您看看有没有用。小河直街128号 沈阿姨。”
柯依柳拎着袋子进了门，打开灯，把小纸盒放在桌上。纸盒很旧了，是一个老式糕点盒，上面印着褪色的红字——杭州知味观。她打开盒子，里面果然放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旧纸。
纸是竹纸，很薄，薄到几乎透明，对着灯光能看到纸帘的纹理。她小心地把纸展开，平铺在桌面上。纸张保存得不太好，有几处被虫蛀了，边缘有一些褐色的水渍，但上面的字迹大部分还能辨认。
是毛笔字，小楷，写得密密麻麻。起首一行写着——
“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窑厂出青花盏七十二只，刻《心经》分字其上。吾得‘依’字。是夜，柳家女降生。吾兄柳问抱盏入产房，以此盏为女命名。依者，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之依也。”
柯依柳的手指停在半空中。
依字盏。
七十二只刻有《心经》分字的青花盏中，柳问分到了一个“依”字。而在同一天夜里，他的女儿出生了。他用这个字为女儿命了名。
柳依。
她继续往下读。
“至正二十一年春，兄病笃。病中作书一封、扇一把，封于旧木盒内，嘱余曰：‘此物非为今世，乃为后世某人。不可擅启，世代相传，待自去。’问某人者谁，兄不语，但笑。”
写这段文字的人，是柳问的弟弟。
柳问在死前把木盒子交给了弟弟，让他世代相传，等待盒子“自己去”。而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个盒子果然“自己去”了——从龙泉大窑村寄到了白三生手里。
信的末尾还有一段，字迹和前文不同，更新，用的是钢笔，墨水是蓝色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抄家。先祖所传木盒恐遭损毁，由家父沈阿大携盒夜遁，寄于杭州运河边沈氏远亲处。后家父病故，木盒下落不明。吾每思及此事，夜不能寐。今将此事录于老纸之末，望后人得见，知木盒之来历。沈桂芳。一九九八年六月。”
沈桂芳。
柯依柳在脑子里飞快地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没有结果。但从信的内容推断，这个沈家应该就是柳问弟弟的后代。柳家后来大概改姓了沈——或者柳问的弟弟入赘了沈家，或者后代中的某一辈嫁入了沈家，随了夫姓。这种改姓在几百年的家族史中再常见不过。
而小河直街128号，就是今天白三生画室所在的那条巷子。
沈阿姨。
柯依柳把那张旧纸重新叠好，放回盒子里，然后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师父温如还是没有回复。这不正常。温如是一个手机从不离身的人，即使在修复室里戴着护目镜和口罩，她也会把手机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她说过，年纪大了，怕出事没人知道，手机就是救命的东西。
柯依柳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响了八声，没人接。自动挂断。
她又拨了一个，还是没人接。
她的心提了起来。温如七十三岁了，一个人住在宝石山脚下的老式单元楼里，平时有钟点工每周来三次打扫做饭，但今天是周末，钟点工不来。如果她在家出了什么事——
柯依柳抓起外套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返回来，把沈阿姨留下的那张老纸收进背包里，又给白三生发了一条微信。
“师父失联。我先去她家看看。明天早晨七点可能赶不回来，你先去龙泉，我随后到。”
发完之后她冲下楼梯，一边跑一边叫了一辆网约车。车到的时候她已经站在路口的冷风里了，深秋夜晚的风从运河上灌过来，带着水腥气和落叶腐烂的味道。她拉开车门钻进去，报了一个地址，车开了。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白三生回了。
“地址发我。我过去。”
她犹豫了一下，把温如家的地址发过去了。
车窗外，运河两岸的灯火在夜色中连成一片，红的灯笼、黄的路灯、白的车灯，在水面上映出万千条流动的光带。柯依柳看着那些光，忽然想到《青花瓷片图》里那个僧人的背影。他往西走，走到流沙里，走了一千多年，走到一个画家的十八岁，走到他的画布上，走到她的工作台上，走到今天。
如果他真的走了那么远。
那她也应该走得快一点。
她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车的引擎声嗡嗡地响，像远处有人在敲木鱼。一下一下一下，不急不缓，不多不少，每一下都落在心跳的缝隙里。
（第四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