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清醒来的时候，只觉得头痛欲裂，像是被人往脑子里灌了半斤劣质烧酒，
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却触手摸到了一片柔软温热的触感——不是他那间石库门亭子间里有些发硬的棉被，而是上好的、散发着淡淡干燥阳光味道的绒毯子。
他猛地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不是自家那时常因为屋顶渗水轻微发霉的天花板，而是一盏精致的磨砂玻璃罩煤气灯，光线调得很暗，柔和而不刺眼。
房间很大，铺着厚实的地毯，墙角的一尊紫铜暖炉正散发着源源不断的热力，将窗外那个冻死骨的上海滩隔绝在另一个世界。
“这是……”
沈子清撑着身子坐起来，
“沈先生醒了？”
门口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沈子清转头，看见一个穿着深色西装马甲、袖口扎紧的年轻侍者，手里端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和几块烤得焦黄的吐司。
“这是哪儿？”沈子清揉着太阳穴问。
“中华通商银行，贵宾休息室。”
侍者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利落规范，带着一股子洋派的训练有素，
“我家少爷在办公室等您，说是若您醒了，请您吃过早点便过去。若是还困，便再睡会儿，不急。”
不急？
现在的上海滩，火烧眉毛，谁能不急？
沈子清也没心思吃那洋面包，端起咖啡灌了一口，苦涩滚烫的液体顺着喉咙下去，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
他匆匆整理了一下长衫，虽然在这富丽堂皇的地方显得有些寒酸，但文人的骨气让他挺直了腰杆。
“带路吧。”
走出休息室，穿过铺着大理石的长廊。
通商银行的二楼异常安静，这种安静在如今躁动的上海滩显得格格不入。
只能隐约听到各个办公室里传来的一阵阵低沉的嗡嗡声，
快走到尽头那间挂着“行长室”牌子的大门时，门突然开了。
沈子清下意识地停住脚步，侧身让到一旁。
从门里走出来一个人。
那一瞬间，沈子清吓了一跳，连呼吸都停滞了半拍。
那是徐润。
大买办，地产大王，轮船招商局的会办，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徐二爷。
一年前，沈子清在张园的赏菊会上见过他一面。那时的徐润，身穿织锦缎面的长袍，手指上戴着翠绿的翡翠扳指，面色红润，谈笑间指点江山，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仿佛整个上海滩都在他的袖子里兜着。
可眼前这个人……
徐润身上的绸缎长衫依旧名贵，但领口似乎有些歪斜，透着一丝匆忙间未能整理好的狼狈。
最让沈子清心惊的是徐润的脸——那张脸呈现出一种灰败的蜡黄色，眼袋深陷，眼珠子里布满了赤红的血丝，眼神涣散而空洞，像是一个刚刚输光了祖产、被赌坊踢出门的赌徒。
他走得很慢，脚下甚至有些虚浮，手里紧紧攥着瓜皮帽。
“徐……徐二爷？”
沈子清下意识地轻唤了一声。
徐润的身子僵了一下。他缓缓转过头，那双浑浊的眼睛在沈子清身上上下扫过。
没有往日的傲慢，也没有商场上的客套。
徐润的眼神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耻辱和绝望。
他甚至没有回应，只是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模糊不清的咕哝，像是被抽去了脊梁骨一样，扭过头，脚步踉跄地向楼梯口走去。
那个背影，萧索得让人心惊肉跳。
沈子清看着徐润消失在楼梯拐角，心中升起一股巨大的寒意。
连徐润都变成这样了……或许传言是真的。
连徐润这样的人物，在金嘉记倒闭引发的一连串反应下，已经成了勒死他的绞索。他来这里，或许也是来求救的。
而看他这副样子……
沈子清转头看向那扇半开的大门，心中对门里坐着的那个人，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要是今日再不成，自己也要下去见阿祥了….
“沈先生，请进。”
门内传来了陈阿福的声音，
办公室内烟雾缭绕。
陈阿福坐在宽大的美国产办公桌后，甚至都没穿西装，而是披着一件黑色的丝绒睡袍，领口敞开，露出满是伤痕的胸膛，透露出一种少见的野性。
他手里夹着雪茄，面前摊开着一张巨大的上海租界地图，
“坐。”
“通裕钱庄的跑街，沈子清，我没记错吧？去年你们赵老太爷做六十大寿，我派人送过礼，听他介绍过一嘴。”
沈子清喉头哽咽：“是...正是。陈先生记得清楚。”
“我的记忆里很好，记得每一个钱庄。”
陈阿福缓缓道，从旁边的书架上取下一叠报纸和账册，“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整理了一下最近的消息。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
他翻开最上面一份手写的记录，指了指上面的日期。
“你看这一条：北市钱庄歇业者已有三家，南市亦有四家挂牌。拆息骤升，为近十年来所未见。”
沈子清的手指微微颤抖：“是…正元、利用、谦余这几家大庄都开始停止拆借了，还在收缴放出去的银钱。我们通裕...”
“你们通裕手里，至少握着四万五千两金嘉记相关的坏账，”
陈阿福平静地说，“而你们的流动现银，我估计不会超过一万两。”
沈子清震惊地抬头：“您...您怎么知道？”
陈阿福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意：“我在美国读书时，教授总说，银钱导致危机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信用的崩塌。但在上海，没有秘密。每个钱庄的底细，明眼人一算便知。”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一幅上海地图前，用指尖点着上面标注的钱庄位置。
“光绪八年（1882年）初，上海有名有号的钱庄七十八家。到年底，还剩六十九家。而现在，”
陈阿福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又少了三家。按照这个速度，到年底，能剩下二十家就是万幸。”
沈子清艰难地吞咽了一下：“陈先生，我不懂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我在街上跑了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从前也有银根紧的时候，但各家互相拆借，总能渡过难关。这次...这次像是所有人都约好了一起死。”
陈阿福指了指对面的真皮沙发，躲过了这个话题，
“徐二爷刚才的样子，看见了？”
沈子清坐下，只觉得屁股底下的沙发软得让人心里没底。
“看见了。”沈子清斟酌着词句，“徐二爷……脸色不太好。”
“何止是不太好。”
陈阿福轻笑一声，拿起一支红笔，在地图上的某一块区域重重画了个圈，
“他刚才坐在这里，求我借给他五十万两现银救急。他说只要能挺过这一关，也就是挺到年底，他愿意付二分的高利。甚至愿意上书李中堂，把他在招商局的位子让出来。”
“明明几月前，他还授意青帮跟我的人打擂台，恨不得我早日去死，现在却要客客气气地亲自登门。”
沈子清沉默不语。
让出招商局的位子？那是徐润的护身符，是他在官场的根基。连这个都肯拿出来，说明他真的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那你…… 您答应了？”沈子清试探着问。
陈阿福抬起头，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我没那么傻。”
“为什么？”沈子清脱口而出，“徐润虽然现在周转困难，但他手里的地皮是实打实的。现在的地价虽然跌了，但只要等到……”
“沈先生。”
陈阿福打断了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隔着一条分叉口，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冬日的阴霾下显得格外肃穆。
“我听说你是个读书人，也是个跑街放贷的老手。刚刚你睡着，我找人打听了一下你，虽然如今债主临头，但仍有人对你评价很高。
我虽然是开银行的，天天跟钱打交道。但我只愿意相信可以相信的人，钱要流向有信誉的人，而不是熟人。
你，或者说，你们这些钱庄的人都清楚，我是九爷放在这上海滩的一只秃鹫，或许，你们更认为，我是来抢你们钱庄生意的，抱团抵制，甚至很多人都不愿意见我。”
陈阿福转过身，背光而立，面容隐没在阴影中：
“徐润现在的窟窿，不是五十万两能填平的。他就像一艘底舱全是水的大船，随时有可能倾覆。
我现在借给他五十万两，就是把这笔钱扔进水里，连个响都听不见。他未必能活，我的钱也会陪葬。”
“那……您就看着他死？”
“死不了。”
陈阿福冷冷道，“他是官面上推举出来的人物，大清的官场会保他，李中堂会保他。但他必须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
陈阿福走回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随手扔给沈子清。
“这也就是我今天见你的目的。沈先生，我听说你人脉广泛，在钱庄的跑街里也算是讲信誉的，我希望这份名声，比银子好用。”
沈子清接过文件，是一份拟定好的《中华通商银行特别信贷公告》。
他快速浏览了一遍，越看越心惊。
公告上写着：
中华通商银行，感念市面银根紧缺，商贾周转不灵，特此拨出专项资金，以解燃眉之急。
但条款极为苛刻：
第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信用拆借。也就是说，哪怕你是正元、阜康这样的大钱庄，凭脸面和信誉也借不出一两银子。
第二，只接受实物资产抵押。优先要几样东西：上海租界内的整块地契，带房产者优先、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原始股、以及优质的大宗货物现货，需入指定库房存放。
第三，所有抵押品，一律按当前市价的“三五折”估值放款！
第四，若三个月内无法赎回，抵押品直接归银行所有，绝无宽限。
“三五折？！”
沈子清手都在抖，“陈先生，这……这未免太过苛刻！
现在的市价本来就已经跌去了将近一半，你还要在跌了一半的基础上再打三五折？这一块价值一万两的地皮，你只给一千五百两？”
陈阿福重新坐回椅子上，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团青灰色的烟雾。
“沈先生，你搞错了一件事。”
“现在市面上的市价，是虚的。
你说那块地值一万两？好，你让他拿去卖，现在全上海，除了我，谁能拿出现银来买这块地？
汇丰？汇丰现在正在抽银根回笼资金。
钱庄？钱庄自己都快被挤兑得关门了。
徐润、胡雪岩？他们自身难保。”
“现在，只有我有大笔的现钱，而且愿意现在拉你们一把，那些洋人和藏在深宅大院里的银子，在等着尘埃落定，尸横遍野才会出来！”
“我有整整两百万两，躺在地下金库里的、白花花的现银和黄金！还有随时可以调动的五十万两南洋华商会的流转金。”
“在这个所有人都缺血的时候，我手里的一两银子，能买他们一条命。”
“我给三五折，那是给他们留了口棺材本。若是等到债主破门、官府查抄的时候，他们连这三五折都拿不到，只能去跳黄浦江。”
沈子清沉默了。
虽然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理智告诉他，陈阿福说的是实话。
这是眼下最残酷的一面——流动性枯竭。
当所有人都急需现金的时候，现金就是皇帝，持有现金的人就是主宰。
沈子清踌躇起身，拉开门的瞬间，他满眼通红，突然又回过头，冲着办公桌磕了个头，
“陈先生，我知道您是有学识的人，您就当是可怜我，死让我死个明白，我实在不懂，这黄埔滩的问题出在哪里，赵老太爷对我极好，我是穷苦人家出身，通裕出钱送我读书，做了跑街这么多年，感念这份恩情，我想斗胆，让先生给我解答。
我带着答案回去，也好过通裕真的关门那一天，仍不知道根源在哪里。”
陈阿福从桌上抬起头，第一次有些真正地正视眼前这个男人。
“你坐吧，”
他稍加思索，从书架上挑挑拣拣，整理了三份文件递给沈子清。
“首先，这次和你理解的往常银根收紧，同行拆借度过难关的规模不同。”
陈阿福指了指第一份文件，
“光绪八年（1882年），上海股市达到巅峰时，矿务股市值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年底暴跌至不足七百万两。这一千三百万两的蒸发，相当于上海全年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钱从哪里来？大部分来自钱庄的放款。”
沈子清喃喃道：“金绍诚就是拿丝栈抵押，借了钱去炒股...”
“自然是不止他一人。”
陈阿福冷笑，“徐润，这个广东买办，你可知他欠了多少？”
他翻开第二本账册，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数字。
“十月，徐润名下欠二十二家钱庄共计一百零七万两。他用这些钱做了什么？
购买地产、投资矿务股、经营茶栈。
他的资产估值一度高达三百四十万两，但那是市价虚高时的估值。如今地产有价无市，很多他参与的矿务股一文不值，他那些资产现在能变现七八十万两就不错了。”
沈子清倒抽一口凉气：“一百零七万两...这要是全成了坏账...”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陈阿福的声音低沉下来，“最可怕的是，钱庄之间的连环担保和拆借。
我给你算一笔账：德丰钱庄放给金嘉记十五万两，同时从正元钱庄拆借八万两周转。正元钱庄的钱又是从汇丰银行借来的。
金嘉记一倒，德丰还不上正元的钱，正元就还不上汇丰。汇丰一抽贷，正元只能向其他钱庄催收...如此连环，一倒俱倒。”
“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在美国读书时，研究过1837年和185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本质如出一辙：过度投机、信用扩张、最后泡沫破裂。
但美国有国家银行体系，有联邦政府介入。而我们有什么？”
沈子清沉默片刻，低声道：“我们有朝廷...但朝廷...”
“朝廷不懂，也不想懂。”
陈阿福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奈，“户部那些老爷们，还在用康熙年间的眼光看钱粮。他们只知道收税，不知道现代金融为何物。去年李鸿章大人筹建轮船招商局，发行股票，本意是招股揽钱，师夷长技，结果呢？成了投机工具。”
他突然转身，目光灼灼地盯着沈子清：“你可知，这场危机的根源，早在十年前就埋下了？”
沈子清摇头。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海外国银行放给钱庄的拆款约为三百万两。到光绪八年（188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一千二百万两。四年翻四倍！”
陈阿福的手指重重敲在桌面上，
“钱来得太容易，所有人都疯了。钱庄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存贷业务，开始大肆投资地产、股票、甚至自己开设矿业公司。”
他翻开一叠英文报纸的剪报，指着上面的报道。
“《北华捷报》去年六月就发出警告：‘上海股市的狂热已到危险边缘，矿务股价远超实际价值。’但没人听。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只要不断有人接盘，这个游戏就能继续。”
沈子清想起了金绍诚在四马路番菜馆请客时的场景，那些红光满面的商人，那些恭维和敬酒...原来早在那时，丧钟就已经敲响。
“陈先生，”沈子清的声音嘶哑，“那洋人...洋人就清白吗？汇丰、麦加利这些银行，不也在放款吗？”
“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
陈阿福坐回椅子上，双手交叉，“洋行当然不清白。但他们有两条退路：第一，他们的资本大多来自海外，可以随时抽离；第二，他们有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保护。一旦出事，他们最先抽身。”
他取出一份涉及汇丰银行的报告，指着上面的数据。
“你看，汇丰去年对华放款总额中，只有不到三成是给中国钱庄的短期拆借，其余都是给清政府和官督商办这类公司的长期借款，有海关税收作抵押。风险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海关税收是英国人在管，钱是直接到他们那里，扣掉之后才会给朝廷。”
陈阿福揉了揉眉心：“更致命的是，国际银价下跌对我们造成双重打击。这你可能不懂...”
“我懂一点，”
沈子清突然开口，“白银跌价，洋人用同样的英镑能换更多两银子。他们进口货便宜了，但我们出口的生丝、茶叶，换回来的银子实际价值在下降。”
陈阿福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随即点头：“没错。光绪六年（1880年），伦敦银价每盎司60便士。去年已跌至52便士。这意味着，同样一批生丝出口，实际收入少了15%。丝商利润被挤压，不得不借钱维持，债务越滚越大…直到崩盘。”
“不要以为这场灾难是因为金绍诚跑路，或者是因为胡雪岩带领丝商囤积生丝，占据了大笔现银被洋人围剿，或者是大家疯狂炒股，造成巨量亏损。”
“这都不是根源。”
“根源在于，徐润、胡雪岩，还有你们这些钱庄，都在玩一个必输的游戏——短债长投。”
“徐润，徐二爷。”
陈阿福念出这个名字时，语气复杂，“他手里握着三千多亩地皮，那是上海滩最好的地段，外滩、南京路、静安寺。账面上看，这些地皮值几百万两，富可敌国。可是，他买地的钱哪来的？”
沈子清下意识地回答：“钱庄的庄票，还有抵押挪借的款子……”
“对。”陈阿福点头，“钱庄的庄票，期限通常只有三个月，最长不过半年。而地皮呢？想要变现，特别是这么大体量的地皮，在现在的行情下，三年五载都未必卖得掉。”
“他用三个月就要还的钱，去买三年后才能变现的地。这就是‘错配’。”
陈阿福冷冷地抛出这个词，“前两年，洋行银根松，拼命往外拆钱，钱庄手里银子多得烫手，就拼命借给徐润之流。徐润拿着钱去买地，地价就涨。地价涨了，评估价更高，能借更多的钱，只要不停下来，资产每一天都在膨胀。”
“在这种短债长投，来回借款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快速回款的工具，股票。”
“今日买入，在茶楼里找人炒几天消息，就可以轻轻松松回款，高价卖出，后来觉得这种方式也太慢，干脆自己选一个股子操盘，例如四川建昌铜矿。
甚至不需要卖掉，只需要抵押出去，再借钱出来继续买入拉高股价，如果能一直推高股价，根本就不必在乎有多少债务。”
“可现在，股票暴跌，加上洋人一抽梯子，就玩不下去了。今天还一笔，明天又到期一笔，全是到处拆借的短期债，而自己手里，除了暴跌的股票就是短时间没办法快速变现的地产。”
陈阿福叹了口气，“徐润手里的三千亩地，现在不是财富，是死沉的棺材板。他短时间卖不掉，抵押不出去，而债主却拿着刀站在门口。想卖，价格要沉到谷底！根本不够还！”
“至少胡雪岩囤积的生丝，货比黄金，流通性高，是涨是跌，无非是亏与赚的问题，他要是开口肯按洋人的价格卖，几日之内即可回款。”
沈子清听得冷汗直流。
“还有更深一层的。”
陈阿福并没有停下，
“沈先生，你觉得现在的世道，银子还值钱吗？”
“银子当然值钱....”沈子清犹豫了下回答。
“在上海，在你的口袋里，或许是。”
陈阿福从抽屉里拿出一枚墨西哥鹰洋，在手里把玩着，“但在世界这盘大棋局里，白银，已经被抛弃了。”
“十年前，1873年，那是世界金融场的一道分水岭。”
“德国、美国，先后废除银本位，改用金本位。西方列强都在疯狂地囤积黄金，抛售白银。”
“全世界不要的白银，都流向了哪里？”陈阿福看着沈子清，“流向了中国，流向了印度，流向了我们这些还在用银子的国家。”
“前几年，上海滩为什么这么繁荣？为什么股票能炒上天？为什么地价翻着倍地涨？”
“因为银子太多了。洋人的银子像洪水一样涌进来，造成了一种虚假繁荣。你们觉得是生意好做，其实只是水涨船高。”
“但现在，潮水退了。西方经济大萧条，洋行在本土亏了血本，必须把在海外的资金抽回去救命。加上法国在越南那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开战。洋人怕了，他们要把银子变现，换成黄金带走。”
陈阿福走到沈子清面前，弯下腰，盯着他的眼睛：
“所以，这是一场迟早会到来的收割。明白吗？无非是早与晚的问题，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大清国财富的收割。先用廉价的白银灌醉你们，让你们借贷，让你们炒作，让你们以为明天永远会更好。等到你们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时候，他们找机会抽走银根。”
“徐润的地皮，胡雪岩的生丝，还有你们钱庄手里那些花花绿绿的股票，一夜之间，原形毕露。”
“徐润为什么肯亲自来找我，是他也明白，无论我是否在市面上搅和他的股票，他都难逃被收割的命运！他想捂住建昌铜矿的消息，我不说，洋人自己也会想尽办法捅出去！
不把这些本地的大财东逼到这份上，洋人怎么在上海滩当家作主？
沈子清感到一阵窒息。
原来，这一切早在万里之外的某个交易所里，就已经注定了。
“这些都是迟早会发生的……是这样吗？”沈子清喃喃自语。
陈阿福直起身子，
“在大清，没有国家银行，没有能调控金融的手段。面对洋人的金融机器，你们的钱庄就像是用纸糊的盾牌去挡铁骑。一触即溃。”
良久，沈子清缓缓站起身。
“陈先生，我懂了。”沈子清低声说，
“通裕没救了。徐润没救了。上海滩……也没救了。”
他站起身，喉结滚动，迟疑了下还是吞吞吐吐地发问，
“陈先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您看的如此清楚，为何还肯出手借银子？”
陈阿福摇了摇头，
他转过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
“这是我两个月前写给李鸿章大人的信，分析当前危机的根源和应对之策。但李中堂没有给我答复，其实我也知道，朝廷一样缺银子，这上海危局，只有官银能解。但…..罢了，这封信现在送给你。”
沈子清接过信，信封很轻，在他手中却重如千斤。
“现在，回答你刚刚的问题。”
陈阿福沉默良久，才缓缓道：“我很早就去了美国，读了很多洋人的书，学的是如何让华人富强。
满心以为能改变些什么。但现在来上海也一年多了，我看到的是洋行掌控金融命脉，朝廷昏聩无能，商人短视投机…百姓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发展实业处处被阻挠。”
他走到书架旁，抽出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轻轻抚摸着封面。
“如果连自己国家的门口都守不住，自己家的地皮都保不住，自己家的钱庄都接连倒闭……
如果连你这样还想救局的人都只能跪在别人门前磕头…等人救命，那这个国家，就真的没希望了。”
“你记好，我不是想救谁，也没那么大能力，甚至对这个大清都只有恨，
既然危机已至，做不了救世主，那就做个捞尸人吧，体面一点，别让洋人满黄浦江地发死人财，太难看。”
沈子清的眼眶红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整了整衣衫，对着陈阿福深深一揖。
“陈先生的话，子清一字不忘。无论成与不成，通裕上下，铭记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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