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在一个周四的下午传到上海的。
不是通过秘密渠道，是通过公开渠道——汪伪政权的内部通报，白纸黑字，盖着军委会的大红印章，复印了若干份，分发给各下属单位。陈默是在特高课的公文流转筐里看到那份通报的。他每天下午负责整理从南京发来的各类文件，分类、登记、分送各科室。那天的工作和往常一样，他坐在桌前，一份一份地翻着那些文件，大部分是例行公事，看一眼标题就知道内容。翻到倒数第三份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
“关于方明远涉嫌通共一案，已由军委会调查室依法逮捕，特此通报。”
他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几秒。很短，短到如果有人在旁边看着，不会发现任何异常。他眨了眨眼，继续往下翻，把那份通报放进对应的文件夹里，在登记簿上写下文件编号和日期。笔尖在纸上划过去的时候很稳，字迹工整，和他平时写的每一个字没有任何区别。
方明远被捕了。
陈默把登记簿合上，放在文件筐的右上角，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法租界和每天一样，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有人在楼下遛狗，狗追着一只蝴蝶跑了几步，蝴蝶飞高了，狗跳起来没够到，落地的时候打了个滚。遛狗的女人笑了，笑声从楼下传上来，清脆而遥远。
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把窗户关上，走回桌前坐下。把桌上散落的文件归拢，码齐，放进文件筐。一切和每天下班前做的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他站起来，穿上大衣，锁好门，走出办公室，下楼。
走廊里有人跟他打招呼，“陈桑，下班了？”他点了点头，笑了笑，说“明天见”。那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去，脚步轻快。
他走在南京路上，和每天一样。人群从他身边流过，他汇入其中。路过一家杂货店的时候他停下来买了一包烟，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有点，继续走。他走了很远，远到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远到法租界的热闹被甩在了身后，远到脚下的路从柏油变成了青石板，从青石板变成了碎石子。他走进了一条没有灯的小巷，在黑暗中停下来，靠在一堵墙上，把嘴里那根没有点的烟取下来，捏碎了。
方明远被捕了。
他在黑暗里站了很久。巷子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远处有汽车喇叭响了一下，又没了。更远处有轮船的汽笛声，从黄浦江的方向飘过来，沉闷而悠长。
第二天，陈默照常上班。在走廊里遇到佐藤的时候，佐藤跟他聊了几句天气。在电梯里遇到中村的时候，中村问他周末有没有安排。在办公室里接到林曼春电话的时候，她说“周末有空吗”，他说“再看”。一切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但他心里清楚，方明远被捕的消息会在特高课大楼里引起怎样的震动。一个汪伪军委会的少将高参，被自己的同僚举报“通共”，这件事无论最后查实与否，都会在南京和上海的特务系统里掀起一场风暴。人人都知道这算什么——内部清洗。不是抓共产党，是借抓共产党的名义清除异己。
方明远是陈公博的人。举报他的人是谁的人？周佛海？还是日本人？
陈默不敢去想。不是想不出，是不敢想。因为每一种可能性都通向同一个结果——方明远在劫难逃。
第三天，他从一个在南京工作的同行嘴里打听到了一些细节。不是特意打听的，是在电话里聊工作的时候顺便提到的。那个人说，方明远是在办公室被带走的，来了七八个人，带头的那个是军委会调查室的副主任，姓刘，周佛海的人。方明远没有反抗，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他站起来，整了整领带，把桌上的文件合上，跟着那些人走了。
陈默握着话筒，问了一句“现在人在哪里”，那个人说“不知道，秘密关押，连家属都不让见”。他道了谢，挂了电话。
办公室里很安静，打字机停了，电话不响了，走廊里也没有人走动。他坐在桌前，看着墙上那张发黄的上海地图。那张地图他看了无数遍，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弄堂，每一个转角，都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他想起方明远在太平里十七号的正房里，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对他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的样子。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冷不热，像一个在念成绩单的老师。他说“鹤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是你的”。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的任务也快完成了？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完成”和别人的“完成”不是同一个意思？
陈默把手从地图上收回来，放进抽屉里，拿出那把樱子的枪。弹匣是空的，他从抽屉里翻出一盒子弹，一颗一颗地压进去。七发。他把弹匣推回去，拉了一下套筒，子弹上了膛。他对着墙角那盆枯死的文竹瞄了一下，把枪收起来。
他不能去救方明远。不是因为救不了，是因为不能救。方明远是鹤，鹤是他这条情报线上最重要的一环。如果陈默为了救他而暴露了自己，方明远所有的牺牲、所有的潜伏、所有的血书和佛像下面的胶卷，全都白费了。方明远知道这一点。他在被带走的时候没有反抗，没有争辩，甚至没有问一句“你们凭什么抓我”。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来，不取决于他有没有通共，而取决于陈公博能不能保他，取决于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的权力斗争谁胜谁负，取决于日本人想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因素里面，没有一样是他能控制的。所以他安静地走了。
第五天，秦雪宁从交通员那里拿到了一份新的情报——方明远被关押在南京某处秘密监狱，没有受刑，没有被审，就那么关着。没有人知道他会被关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会被怎么处置。秦雪宁把那张卷烟纸放在桌上，陈默看了一眼，把它扔进了灶膛。
火苗窜起来，舔着纸的边缘，那些字在火光中卷曲、发黑、化成灰烬。他蹲在灶台前，看着那些灰烬被热气吹起来，在灶膛里打了个旋，落到了最深处。秦雪宁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方明远的事，”她过了一会儿才开口，“组织上会想办法的。”
陈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嗯。”
他没有问组织上能想什么办法。在这个行当里，“想办法”三个字有时候是希望，有时候是安慰，有时候是一块遮羞布，遮住下面那个所有人都知道但谁都不愿意说出口的事实——有些人是救不了的，不是不想救，是救不了。救一个人的代价可能是牺牲更多的人。这个账，谁都会算。但算账的人和被算进去的人，不是同一个。
那天晚上，陈默一个人坐在安全屋的客厅里，台灯开着，光只照亮了桌面上那一小块地方。他面前摊着一张白纸，纸上写着一行字——“方明远，汪伪军委会少将高参，代号鹤，1944年4月被捕。”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纸对折，再对折，撕成碎片，扔进了纸篓。
方明远说过，“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他的戏还没有演完，但舞台已经被拆了。他站在一块正在倒塌的布景前面，没有喊停，没有逃跑，只是整了整领带，把桌上的文件合上，跟着那些人走了。
陈默把台灯关掉，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法租界的夜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吹得窗帘微微鼓起来。远处的霓虹灯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粉红色的、不规则的亮斑。他盯着那块亮斑，看它慢慢移动，从天花板的这一头移到了那一头。